直到今天，出了十几本书，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笨的作者。
很少有人知道，我刚开始写了好几年诗歌。那时刚念高一，十五六岁，天天抱着顾城和海子的诗集，觉得自己特别高雅。
那时年轻，对一件迷恋的事情总愿投入全部的热情。白天看诗，晚上写诗，不到一学期就把一个厚厚的本子写满了。
写满之后，忽然觉得自己成了武林高手，像练成了什么独门神功似的，内力都精进了不少。
年少轻狂，这个词一点儿也不假。我抱着本子看来看去，挑不出半点毛病。这时候，我有点被吓到了。这么惊世骇俗的头脑，这么空前绝后的文笔，要是一个不小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怎么办呢？几百万元的奖金啊！我是该低调地放到银行卡里面呢，还是该张扬地用个篮子背回来？
想来想去，我最终作出一个伟大决定——出诗集，拿奖，为国争光，然后拒收那一堆沾满世俗铜臭的奖金。
我被自己纯洁的灵魂狠狠感动了一把。于是，我连早饭都没吃，就跑去文具店新买了一个精美的本子，而后独自坐在窗前，把我认为写得最好的诗歌工工整整地誊抄了一遍。
这么伟大的作品，我该邮给哪个出版社呢？本来想直接寄到瑞典，但说实在话，一是没邮费，二是我英文的确很烂。踌躇许久，我的乡恋情结又开始作祟了。于是，我决定把这部可能载入史册的作品交给云南人民出版社。
之后的日子，真是度秒如年。我等啊等，等啊等，一直到高三毕业，都没等来任何消息。没办法，我生来是个执着的人。因此，我不但在高二的时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文科，还在大二的时候自告奋勇去云南人民出版社当了实习生。
后来回想起这段往事，才发现原来老天爷早就给了我答案，只是我不够聪明，领会不过来。你看，似乎只要我一勇敢，就和“二”这个字脱不了干系。
上大学，我没觉得多开心，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有大把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我接着写诗。只是，大量的阅读使我变得稍微成熟了些。我开始脚踏实地，慢慢学着投稿。
可以负责任地说，写作这些年，从来没在现实生活中见过比我还要“执着”的人。因为从来没有哪个人可以像我这样——天天写，天天投，天天被退稿，还天天斗志昂扬，不亦乐乎。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概一年多。三百多天，我几乎天天都活在别人的嘲笑里。这个故事，说来话长，一提，就得回到高二下学期。那时候，我久待成狂，不知是脑子真的被烧了一下，还是天灵盖上的神光涌现，我忽然觉得自己不适合文学，适合音乐。于是，我又转行当了艺术生，并阴差阳错地考进了湖南某大学的音乐系。
还没上大学，我又犯二了，觉得自己是鲁迅转世，上天注定。正所谓“前有鲁爷弃医从文，今有海哥舍艺跟身”。
音乐系的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一个搞五线谱的人，异想天开要当作家，这种人都不送进精神病医院，真是太没天理了。更离谱的是，这个人竟然比马拉松冠军还要有毅力，屡败屡战，屡战屡败，都没能打消他继续活着的念头。
很多人实在看不下去，动了恻隐之心，开始慷慨地给我取各种各样的外号，什么大作家啦，大文豪啦，大诗人啦，在当时都算比较小气的称谓。
大一下学期，我的第一篇散文诗在河南省《砥柱》杂志发表了。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拿着样刊和稿费单在学校的足球场上狂跑。一边跑，一边哭——没人会懂那些强颜欢笑的屈辱和一路走来的孤独。
再后来，我决定放弃隐晦而又不成熟的诗歌创作，去写内心想说的话，去写真正对别人有益的东西。
譬如，去写一写人世的感动，青春的力量，梦想的追逐。我知道，尽管我们每天都在看到世界的黑暗，人心的叵测，但这并不代表黑暗就是全部的颜色。
当然，也碰到过很多挫折和质疑。有人认为我是在释放靡靡之音，毒害青少年，甚至是诱导他们早恋。可事实证明，我当初所想是对的。忠言不一定要逆耳。与其面红耳赤暴跳如雷地呵斥他们不要早恋，不要叛逆，还不如用真实而温暖的故事告诉他们，如何面对一份不成熟的爱慕，以及如何控制十六七岁的浮夸与暴躁。
很少有人愿意真的俯下身来去贴近他们的内心，去听听真实的声音；也很少有人知道，外表天不怕地不怕的他们，其实比谁都需要保护，比谁都脆弱。
暑假收到一封读者来信，特别感动。她从初三看我的文章，一直到现在。两年多过去了，她的成绩从全班倒数第十变成了今天的全县第二。她说最想感谢的人是我，是我的文章让她变得不再自卑，不再懦弱。她说她想上北大，还问我会不会去北大看她。在这儿，我想告诉她，我会。等你拿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我肯定会去北大看你。
我也想当面跟你说声谢谢——因为有你这样的读者，我才觉得自己活得有价值。
我仍然在走，也仍然在写自己想写的故事。只是希望这条孤独的路上，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一起去寻找那束照亮人心的光芒，一起把困在黑暗中的眼睛抹成五彩的窗户。
直到今天，背后仍旧有人给我嘲笑的刺痛，但我不怕——我始终记得，我要勤奋，要坚持，因为我是世界上最笨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