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参政会为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所，因而社会各界极为重视。7月5日，毛泽东等中共7参政员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指出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显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示着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建议会议讨论动员军力人力物力财力保卫大武汉，改革征兵制度，改善人民生活，普遍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确保人民集会出版结社之自由及保证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等，拓宽了会议的议题。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他在给大会的电文中指出，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措施有三：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汪精卫任议长，张伯苓任副议长，秘书长王世杰，参政员136人出席，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长官亦到会。汪精卫致开幕词。蒋介石在致词中宣称，本会最重大的意义和唯一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对侵略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求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为达此目的，必须完成加强团结、巩固统一及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两项基本任务。会议听取了财政、军事、外交、内政、经济、交通、教育、民众运动等报告，各参政员纷纷提出议案，大会收到议案125件。大会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改善各级行政机关案》、《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等，会议还发表了宣言。这些提案和宣言，表示国难严重，各党各派应共同救国，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与侵略者作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承认各党各派各界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民主政治，保障民生，增进生产，加速建设；否认南北傀儡组织。7月15日，会议闭幕，选举张君劢、胡适、董必武、陈绍禹等25人为驻会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参政会举行了一届一次、一届二次、一届三次、一届四次、一届五次、二届一次、二届二次、三届一次、三届二次、三届三次、四届一次大会。一届二次大会于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在重庆举行，会议通过了《拥护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争取主动，完成抗战建国之任务案》、《严惩汉奸傀儡案》、《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案》等提案；一届三次大会于1939年2月12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了《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挥民气以利抗战案》、《请政府实行选贤与能以澄清吏治案》等议案；一届四次大会于1939年9月9日至18日在重庆举行，会议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声讨汪逆及附逆诸奸案》等议案；一届五次大会于1940年4月1日至10日在重庆举行，会议通过了《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通电》、《平抑物价案》等提案，讨论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二届一次大会于1941年3月1日至18日在重庆举行，由于皖南事变发生，中共七参政员抵制了会议，会议作出了攻击第十八集团军的决议；二届二次大会于1941年11月17日至26日在重庆举行，会议通过了《收复失地及抗战目的案》、《促进民治案》等议案。三届一次大会于1942年10月22日至31日在重庆举行，会议通过了《加强强制物价方案》等议案；三届二次大会于1943年9月18日至27日在重庆举行，会议强行通过了《关于第十八集团军之决议》、《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案》等议案；三届三次大会于1944年9月5日至18日在重庆举行，会议通过了《严惩贪污案》、《加强中苏友好关系案》等议案。四届一次大会于1945年7月7日至20日在重庆举行，中共参政员和其他方面参政员未出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决议》等议案。抗战结束后，召开了四届二次、四届三次大会。1948年3月因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即将召开而宣告结束。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参政会虽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意机关，但给各党派和各界人士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是有利于抗日和民主的。
开发后75经济
抗战爆发后，随着东部富庶地区的沦陷和沿海工厂的内迁，后方经济的开发被提到议事日程上。由于以西南为中心的后方基本上没有什么近代工业，因而国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发展战时经济。
在工业方面，首先督促和扶持内迁厂矿复工。到1940年止，内迁厂矿已大部完成建厂复工作，有308家工厂复工，约占内迁工厂总数的70％。其次，确定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发展方针，并根据战时特点，优先发展重工业。国民政府拟定了在四川、云南、贵州为中心开发区的重工业发展计划，重点投资重工业，其中优先投资石油、电力、机械、电器、钢铁、金属冶炼等重工业部门。又采取"工矿并举"方针，重点开发铁、钨、锑、锡、汞，发现了许多新矿；新建和扩建了一批大型煤矿，煤炭年产量从1938年的470万吨增至1943年的662万吨；新发现并开发了甘肃玉门油矿，原油产量由1939年的12.9万加仑增至1944年的2120万加仑。矿产资源的开发，为重工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而钨、锑、锡、汞等稀有矿产，也成为战时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资源。后方电力工业飞速发展，至1945年，后方共新建电厂19家，加上旧电厂，后方电厂装机总容量7.36万千瓦，比1938年增长一倍多；发电度数为196695千度，比1938年增长1.67倍。后方钢铁企业达4000多家，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连接川、康、滇、黔的西南钢铁基地。抗战8年共产钢45264吨，铁近25万吨。机器工业主要是在内迁工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厂数或资本额均列各行业前3名。化学水泥工业初具规模，水泥、硫酸、盐酸、动力酒精等年产量逐年增长。后方兵器工业得到长足发展，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后方兵工厂共有32家，主要分布在重庆及川、黔、滇、湘等省市，步枪、重机枪1945年产量比1934年分别提高2倍和9倍，抗战期间所需兵器大部由后方兵器工厂补给。第三，积极扶持民营厂矿的发展。在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国民政府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扶持民营厂矿，制定多种奖励工业发展的法规，在资金上予以协助，帮助各工矿企业购备材料，帮助招募技术员工，这些措施使后方民营工业在1942年以前得到飞速的发展，但其后虚盈实亏现象日益严重。后方工业的发展，满足了战时军需民用，促进了后方近代化工业的建立和发展。
在农业方面，国民政府积极发展农村金融，建立以合作金库、农业仓库、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基层组织的农业金融机构，允许农民以农产品作抵押取得贷款。大量开垦荒地，到1942年底，大后方共有垦殖单位116个，垦民69091人，垦地面积123万余亩。大量荒地的开垦，奠定了粮棉增产的基础，也安置了大量难民。积极兴修水利，其中以陕西、甘肃、四川成效最大，除整修旧水利工程外，还积极新建水利工程，至1946年，后方已竣工的水利工程64处，可灌溉面积153.1万余亩。大力推广农业技术改良项目，改良品种、防治病虫害、使用新式肥料、改良农具、改进耕作方法、推广畜牧兽医技术、发展农村副业等。重点抓良种推广，再生稻、中熟稻、晚熟稻、两季稻及斯、德、脱3种字号棉的推广，提高了粮、棉产量。后方稻谷、小麦产量有了大幅度增长，从1938年后，年产量都达到1亿石左右；棉花产量1940、1941年都保持在270担左右，1942年以后虽有回跌，但以后几年又有上升。后方粮棉产量的提高，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交通方面，大后方交通十分闭塞，为了发展经济、满足军民运输需要，就必须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竭力赶筑西南西北新铁路交通网，至1945年3月底止，共建新路近2000公里，测量铁路线5814公里，著名的有湘桂铁路、滇缅铁路、黔桂铁路等。从1938年至1945年，后方共新建公路11675公里，改善公路88901.5公里，公路成为大后方运输主力，著名的有桂越路、滇缅路、滇越路、中印公路、甘新路等。航运方面，积极开辟新线，航线里程由1937年的8569公里增至1945年的21783公里，其中以昆明、宜宾、泸县为起点到印度丁江问的3条短程国际航线的开辟最有意义，月运量最高达2400吨，弥补了滇缅公路被封锁的不足，大量输入援华物资，创造了世界空运史的奇迹。水运和驿运方面也得到改善和发展，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大后方经济的开发，促进了后方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后方的经济格局和经济发展态势，满足了军需民用，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张鼓峰事件
6月，日本关东军不断在苏联与伪满洲国边境寻衅滋事，妄图挑起武装冲突，转移国际视听。7月初，苏联士兵30余人为抵制日军越过边境，侵入苏境骚扰，来到中苏蒙三国交界的张鼓峰地区构筑工事，引起日"满"方的抗议。7月14日，伪满洲国外务局训令北满外交技术员向苏联代理总领事库茨莱索夫提出严重抗议。次日，日驻苏代办照会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要求从张鼓峰迅速撤回苏军。日本军部还扬言，如苏联不肯让步，日本当不惜与苏联一战。7月21日，日驻苏大使重光葵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要求撤退苏联边防军，否则日本当诉诸武力。李维诺夫依据1869年《中俄珲春条约》所附之地图，指出张鼓峰属苏联领土，苏联政府决不以重光葵毫无根据之要求而变更苏联军队之驻扎地点。此后，日军即调集兵力，准备发动进攻。
7月30日，日本驻朝鲜军第十九师团向张鼓峰苏军阵地发起进攻，战争突然爆发。苏联边防军当即采取步骤，将日军驱逐出境；苏联政府也令驻东京苏联代办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7月31日，日军又于哈桑湖西山地侵入苏联边境，突然袭击苏联边防军。8月1日晚3时，日军又在炮火掩护下，猛攻苏联边境前哨部队，占领张鼓峰和沙革峰。同时，日军炮队也开始轰击邻近高地及苏军背后公路，阻止苏军增援部队。但数小时后，苏军增援部队赶到，将日军赶出苏境之外。8月2日清晨，日军再度向张鼓峰进犯，双方接战竞日。据日方统计，在这次冲突中，苏军伤亡400至600人，炸毁坦克17辆；日军死45人，伤135人。此后，苏日双方积极调动部队，准备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苏联百万红军向西伯利亚推进，西伯利亚军队向边界指定地点开拔，以防日军大规模入侵苏境。8月3日，苏联军队发动猛烈攻势；8月4日，苏联边防军司令在张鼓峰顶亲自主持了升旗礼。
军在军事上的失利，使其嚣张气焰受到严重打击，被迫坐到谈判桌上。8月4日上午，日本外务省次长崛内向苏联驻日代办斯墨达宁建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当天傍晚，重光葵与李维诺夫在莫斯科举行正式会谈。重光葵表示，日本政府愿和平解决张鼓峰事件，以外交谈判结束纷争。李维诺夫提出，如果日军停止进攻苏联领土，并如数撤回军队，苏联自无继续军事行动之必要。在此基础上，才能举行外交谈判。日本政府必须以中苏所订条约为根据，尊重苏联边疆。日本政府如不按1887年中俄协定所规定的界限撤兵，苏联不愿意考虑任何谈判。如日军一日不撤退，则苏联则保留行动之自由。
正当日苏进行停战谈判之机，日军调集重炮向苏军大举进攻。苏军在做好军事准备的基础上，利用日军星期六疏于防守的有利战机，于8月6日以步兵第四十师和机械化第二旅所属一个坦克营、步兵第三十二师和机械化所属一个坦克营，在重炮及重型轰炸机200余架次配合下，从南北方向对张鼓峰和沙草峰发动猛烈进攻，经5天激战，至8月10日获胜，将日军逐出张鼓峰和沙草峰。
与此同时，李维诺夫于8月7日向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指出日方在建议停止冲突时，却扩大侵略范围，证明日方绝无停止侵犯的意思，苏联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保卫国土。为进行和平谈判，李维诺夫建议：双方担保不越过一定界限，亦不开火，即停止冲突；《中俄珲春条约》附图标明疆界，系双方界限，应恢复冲突前态势；边境和平恢复后，成立苏方代表2人、日"满"代表各1人的委员会，依照《中俄珲春条约》及其议定书、附图确定的疆界，加以重勘。8月10日，李维诺夫代表苏联政府提议：苏日两军于8月11日正午（张鼓峰时间）起，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苏联与日本军队各驻留10日午夜（张鼓峰时间）双方据有界限；由苏联代表2人、日"满"代表2人组织混合委员会，实行重勘边境纠纷区域；重勘委员会工作，以具有中俄全权代表签字之条约地图为根据。当天午夜，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定。13日，双方交换遗尸，日军死亡600人，伤2500人；苏军死亡236人，伤611人。至此，张鼓峰事件和平解决。
工业合作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商经济遭到空前浩劫，军工物资及民用产品严重紧缺。中国工商界和国际友人积极摸索发展工业的路子，工合运动应运而生。1937年11月，斯诺夫妇与路易·艾黎及胡愈之、卢广锦、林福裕等人发出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倡议。其宗旨是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人力、物力，从事战时生产，支持前方抗战。时任上海工部局工业科科长路易·艾黎被推为召集人，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这个计划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支持。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任理事长，蒋廷黻、俞鸿钧、杭立武为常务董事，路易·艾黎任技术顾问，并负责组织筹备工作。下设办事处、事务所、指导站。1939年在香港还成立了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的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并获国际援助。在工合各级组织领导下，大批失业工人、战区流亡难民与技术人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大后方城镇建立了大批因陋就简、自筹资金、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小型工业合作社，从事手工或半机械化生产。海外华侨、国际友人和组织、民营和地方银行积极提供资金，使工合运动在后方蓬勃开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