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出"三大法宝"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大批革命分子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此，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15日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把大量发展党员作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要求建立强大的党的组织。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党的组织迅速扩大，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但伴随着党组织的迅猛发展，党的组织很不巩固，一些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奸细也乘机混人党内，新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作风也亟待提高，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极端重要的任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作出决议，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
5月30日，陈云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提出了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6条标准：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群众模范；学习。只有具备以上6个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才不致玷污了这伟大而光荣的党员的称号。1939年8月7日至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着重论述了共产党员修养问题。刘少奇指出，一个比较幼稚的革命者，由于是从旧社会中生长教养出来的，总带有旧社会各种思想意识的残余；加上没有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因而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敌人，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加强对共产党员的思想改造。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树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是共产党员进行思想意识修养的主要内容，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甚至生命，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论共产党员修养》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共产党人修养的必修课。
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规定：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为着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份，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系，纠正各种"左"倾和右倾的不正确观点；必须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必须提高党的纪律和加强党的团结；必须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反对奸细的斗争；必须加紧党的秘密工作。随后，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
为了把党建设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党，中共中央于1939年10月4日创办了《共产党人》月刊，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发刊词。
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8年来的历史，深刻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基本特点：（1）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2）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毛泽东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有两重性的阶级，不了解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和锻炼出来的。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当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就后退一步。武装斗争也是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当我们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时，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就后退一步。
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中国共产党18年的经验证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的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必须同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革命的中心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必须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
毛泽东还第一次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命题，并指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党的领导人有关党的建设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对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中国共产党，具有深远的意义。
吴佩孚至死不当汉奸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的首领。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逃往岳州（今岳阳）。1925年10月与孙传芳联合，在武汉出任讨贼联军总司令。1926年联合张作霖进攻冯玉祥国民军。当年，在与北伐军作战中失败。逃往四川，自此失去兵权，通电退出政坛，做了寓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通电声讨伪满洲国。1932年寓居北平什锦花园。吴佩孚虽然失去兵权，但其影响尚在，遂成为日本特务机关收买、拉拢的对象。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多次拉拢引诱吴佩孚当汉奸，均遭严辞拒绝。
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后，日军指使汪精卫拉拢、引诱吴佩孚出任伪职。1939年5月22日，汪精卫托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赵叔雍，致信给吴佩孚，宣称中日之间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因此，期与海内豪俊，共谋挽救。5月27日，汪精卫又托吴佩孚私人代表、伪开封"绥靖"公署驻汉口办事处主任陈中孚，再次致信给吴佩孚，厚颜无耻地表示愿与所谓海内仁人志士共同收拾局面。面对汪精卫的引诱，6月7日，吴佩孚复信汪精卫，并于6月25日由陈中孚到天津面交汪精卫。吴佩孚在信中说，要实现和平，必须保全国土，恢复主权，并称自卢沟桥事变后，一直都在北平，以主张和平为惟一信念。
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确立《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新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改组后的重庆国民政府组成。6月23日，日本兴亚院会议决定从7月份起，每月自中国海关关余金额中拨出200万元作吴佩孚工作费用，连续支付5个月，以收买吴佩孚。汪精卫也秉承日本的旨意，加紧拉拢吴佩孚。6月24日，汪精卫到达天津，准备在北平与吴佩孚面谈。华北日军司令部主张会见地点在日军司令部官邸，吴佩孚却断然拒绝。汪精卫遂提出在北平顾维钧寓所会谈，吴佩孚则提出必须到其北平什锦花园寓所会谈。汪精卫虽同意到什锦花园会谈，但又坚持吴佩孚必须到其寓所答访，此点遭到吴佩孚拒绝，最后汪精卫只得怏怏由北平飞返上海。
但日本不会轻易放弃收买吴佩孚。1939年7月19日，日本陆军决定《关于汪吴合作的新方针》，要求对吴汪合作依然按照既定方针努力进行。对吴佩孚，暂时主要由日本方面积极推动，依靠汪精卫的联络，促成汪吴合作。9月2日，吴佩孚再次复信汪精卫，反对其以国民党的名义组织伪国民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形成对立的局面。
在日本的逼迫下，1939年10月9日，汪精卫再次致函吴佩孚，诳称抗战已经失败，国民政府已不复存在，为今之计，国民政府急须恢复，以收拾时局。因为，林森国民政府主席的地位在法律上不负实际政治责任，所以军事当局宜引咎辞职，行政机构宜改组；国民政府之职权及名称和种种制度如有更改之必要，应于国民大会中议定之。汪精卫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之所以主张恢复国民政府，是为国民政府谋忠，而非像其他国民党人那样，只是为国民政府谋侠。他极力拉拢吴佩孚进入伪国民政府。11月4日，吴佩孚复信汪精卫，反对汪精卫组织伪国民政府，信称："公以国民政府当收拾时局大任，则于法律方面，即不能同时有两政府之存在，万一内外未经协调，和议已臻成熟，一方即组织政府，而重庆之政府依然健在，听之则属非法，或致有碍和平之进行；反之，则西班牙殷鉴不远，而人民益将不堪其命。"他认为，如果汪精卫一意孤行，则是国家不幸中最不幸者，因而规劝汪精卫悬崖勒马。吴佩孚还在汪精卫来信封面上手批："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人柙，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日方知道吴佩孚不愿与汪精卫合作，遂又提出划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山东、河北7省归吴佩孚统治，请其于1940年元旦就职；同时威逼吴佩孚左右亲近之人，分批进言，又以七省人民代表名义到北平劝进，均遭吴佩孚拒绝。
军在所有努力失败后，决意除去吴佩孚。11月24日，吴佩孚患牙疾，由日、德医生诊治。12月4日，由日本医生强施手术，结果一叽而绝，吴死后日军宪兵又包围了吴的住宅。吴佩孚早年作为一代枭雄，曾经逞威一时，留下了许多罪孽，晚年却保持气节，宁死不当汉奸。吴佩孚死后，蒋介石、何应钦、于右任、王宠惠均致电吊唁。12月9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陆军一级上将，特给治丧费1万元。
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
随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对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国民党军队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反共的军事摩擦事件，掀起了一定规模的反共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