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书
1954年7月22日，胡风请习仲勋转呈，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他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全文约三十万字，后被称为“三十万言书”。以这样长篇的报告上呈国家最高领导，是罕见的。这不是一份行政工作报告，也不是其他什么工作汇报，它仅仅是身为作家的胡风个人（也许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意见）对当时文艺界风行的观念和文艺界体制等各方面的意见。胡风在另附的《给党中央的信》中最后写道：
我热忱地希望得到中央的审查。
我热忱地希望得到中央的批评和指示。
我要遵照指示随时做补充的检查。
我要担负我应该担负的严重的责任。
尽管，胡风说他要担负“应该担负的严重的责任”，然而，他在交上这份长文时，是满怀热忱的，他是抱着能达成愿望的信心去做这件事的，而不是准备赴难的。他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并不是他能预见到的。
2．五把刀子
“三十万言书”共有四个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在第一部分中，胡风叙述了他在当时几年中的处境和遭遇；第二部分胡风详细地陈述了林默涵、何其芳对他的批评并加以反驳；第三部分列举了种种事实意在反映文艺界的状况；第四部分是对当时文艺体制及工作方式提出的建议。
“三十万言书”是胡风对当时文艺界的现状、观念等多方面问题的意见概括，是一部极具研究价值的文献。
自1947年，香港的左翼杂志集中发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之后，胡风感到文艺界左翼领导人对他有很深的成见。虽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到了香港，但在香港并未与那些批评者取得思想上的沟通。解放后的几年中，他开始奔波于上海和京城之间，后举家北迁，定居北京。他感到他所遭受的成见日益加深，而且处境越来越难。他的文章一经发表，就遇到一片攻击。渐渐的，连文章都无处发表。他昔日的争论对手周扬等，已经身居高位，俨然居高临下的姿态。他完全没有可以平等争论的机会。胡风在“三十万言书”的第一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中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几年中的处境和遭遇。他表示出他对新生的共和国的满腔热爱，以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之心。他对自己被视作异端感到怨愤不平。
一部分内容比较客观地介绍了当时的情况，是后人了解胡风上书背景的重要史料。
另一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列举了文艺界一些人士的言论和行为，这些言行在胡风看来当然是不利于文学的发展的。
在“作为参考的建议”中，胡风对文艺界的体制及管理方法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设想。这些设想中有包括类似苏联的某些做法，也有胡风自己的工作经验。然而，这些经验多是来源于解放前自由经济体制下，显然是不符合五十年代的形势背景的。
而作为胡风文艺思想的重要部分，“三十万言书”的第二部分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集中概括了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思想，也反映了胡风与当时风行的文艺观念的严重分歧。胡风一如既往地强调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反对将概念的公式的创作理念强加给作家。在这一部分的最后，胡风引用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比喻———五把刀子。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影子，这个世界观就被送到了遥遥的彼岸，再也无法可以达到，单单这一条就足够把一切作家都吓哑了。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场或少一点立场。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农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逐渐麻痹了感受机能；因而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当作生活，因而就不能理解不能汲收任何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劳动，无法使现实内容走进自己内部，一天一天干枯下去，衰败下去，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话或反话。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这就使得作家即使偷偷地接近一点生活，也要被这种沉重的复古空气下面的形式主义和旧的美感封得“非礼毋视”，“非礼毋听”，“非礼毋动”，因而就只好“非礼毋言”，以至无所动无所言了。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这就使作家变成了“唯物论”的被动机器，完全依靠题材，劳碌奔波地去找题材，找“典型”。因而，任何“重要题材”也不能成为题材，任何摆在地面上的典型也不成其为“典型”了。而所谓“重要题材”，又一定是光明的东西，革命胜利了不能有新旧斗争，更不能死人，即使是胜利以前死的人和新旧斗争，革命胜利了不能有落后和黑暗，即使是经过斗争被克服了的落后和黑暗，等等，等等。这就使得作家什么也不敢写，写了的当然是通体“光明”的，也就是通体虚伪的东西，取消了尚待克服的落后和“黑暗”也就是取消了正在前进的光明，使作家完全脱离政治脱离人民为止。……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胡风全集·集外编II》6-302～303页）
“五把刀子”是胡风对当时的创作观念提出的批评。他是直率的，以“刀子”一词来作比喻，也许是颇有些刺眼，但这不过是胡风用以表达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比喻也能看出胡风强烈地感受到当时作家在创作上受到太多的限制。他所作的比喻是独特的，也是十分形象的。他所概括的问题确实是当时文艺界现实问题。看一看中国文学在此后几十年中所遭受的重创，就不难体会到，胡风所说的正是一语中的，极为真切。即使是用它们来观照50年后的今天的创作现状，仍然能给人以极大的启示。
然而，这个提法在批判胡风时是很多人用以攻击胡风的重要依据。
胡风认为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和工农兵相结合，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为政治服务，是“放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
要说是“刀子”，在用语上我倒是勉强可以同意。因为“刀子”就是武器，我们也经常在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是革命的犀利武器。……这个武器放在什么人头上呢？……
郭沫若《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文艺报》1955年第5号）
胡风在他向中共中央提《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中，把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反复阐明的一些根本原则，任意加以歪曲，硬说是放在作家头上的“刀子”，限制了他们的创作自由。
（袁水拍《从胡风的创作看他的理论破产》，《人民日报》1955年2月20日）
“五把刀子”之说在1955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三十万言书”以及胡风文艺观点中遭受重点批判的问题。直到1988年，由于中共中央下发文件，明确以往对胡风所说的“五把刀子”的定论与胡风的原意有出入，应予撤销。到此，“五把刀子”之说作为胡风对问题的一种概括，才有了可以正常讨论的可能。
3．写作的动机和经过
以三十万字的长篇报告，上呈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这样的行为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胡风的写作动机和目的在当时和以后几十年里一直是众说纷纭。在批判胡风的时候，这部“三十万言书”被视作是向党进攻的重要罪证，也被视作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动纲领。80年代，胡风案平反后，不少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有将胡风上书延续50年代的说法，称之为“劝谏”或“清君侧”并有“愚忠”等说法。将胡风“上书”比作臣子向帝王上奏本，无论从事情的性质还是胡风的本意上来说都是极不相符的。
胡风上书，是在当时客观的环境已经使他和他的朋友们受到了太大的压抑，而他们却几乎已经没有申辩的机会和途径。上书，是他在百般无奈之下采取的行为，它既是一种申诉，也是向党中央反映文艺界的各种问题。
他不过是向中共中央申诉十几年来（鲁迅逝世以来）他所遭受到的打击，包括他的朋友阿垅、路翎几年来所受的打击，希望中央经过调查研究，对他在党的领导下所做的文艺工作作出肯定的评价，从而改变他认为日益严重的不利于人民事业的宗派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领导体制。
（绿原《胡风和我》）
本着改善文艺创作环境的愿望，胡风对上书的工作做得是十分认真和仔细的，他梳理了文艺界的各种问题———理论、体制、人事等等，他听取了朋友们——路翎、谢韬、芦甸、绿原等的意见。尤其是对于理论部分，他甚至和朋友们进行了一些模拟式的答辩。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使这部分文字经得起推敲，以免产生曲解，也更具有说服力。
如此地精心准备，除了希望将理论问题叙述得更为完整更为严谨以外，也是因为胡风企望慎而又慎，达到自己的目的。胡风是一个富有激情的诗人，从参加“左联”时起，他就表现出不精于政治权术的性格。然而，相对那些后来与他同难的文友而言，胡风无论在年龄上还是阅历上都是高出一层的，他是了解文艺圈里的各色人等的行为的，他也是懂得在文艺圈里的一些不得不为之的世故的。所以，他对于自己打算呈上去的这份报告中的言辞确实是经过用心考虑的。这一点，在批判者的眼里，当然就是“精心策划”“蓄谋已久”，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进攻”。
除了理论部分，胡风在报告中述说了自己的处境，说明了自己不得已而上书的无奈，胡风还点到了一些人，是胡风认为有污点的，甚至是有破坏作用的，而这些内容显然不像对待理论问题那样精心斟酌。有些事实未加核实，也有些说法偏于主观。在随报告上交的附信中，胡风表明自己的忠诚，以避免上层对他的动机产生误解。
胡风似乎是想得很周到了。然而，看似明白世故的胡风终究还是天真的，胡风不是上层所陌生的作家，从四十年代在重庆时起，到新中国建立后，胡风与上层要人是一直有直接的联系的，对于他的是否忠诚，并不是可以从一封信来确认的。而他的处境问题，从胡风来说，是受到了太多的压制，而从他的对手立场上来说，则是他胡风不合作的结果；胡风最为用心争辩的也是最想澄清的理论问题，看似属于文艺问题的争论，但其实质是，何其芳、林默涵所代表的并不是他们个人的一种文艺观点，而是一种附和当时政治环境需要的文艺政治性要求，胡风对他们的理论的批判，看似个人间的争议，却是胡风与政治环境的对立。胡风对于文艺体制的建议，详细周全。且不论他说的有没有道理，以他当时的处境和身份，谈论建制问题，只能说是一厢情愿。而他所说的文艺界有些人士的言行，也只会加重他不利于“团结”的印象。
自4月到7月，胡风为写作“三十万言书”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这个期间，他全部的身心都投入了这一工作。他对上书能起到怎样的作用也许没有作过确切的估计，但他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考虑的，这是支持他做这项工作的精神力量。
自7月上呈“意见书”之后，直至1955年1月形势急转而下之前，胡风对上书的结果的期望一直都是乐观的。
在“三十万言书”上呈之前，7月14日，胡风给罗洛、张中晓的信中写道：
我的工作已完成。等着交出去。这是一个全面性的社会问题，不当作社会问题处理是不可以的。问题到了这地步，没有时间也得分出时间来处理的罢。连根动，当然麻烦，但我相信会从这个麻烦的工作中看出好处的。这是帮助中央取得全面的主动。
（《胡风全集·书信》第397页）
4．事与愿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