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胡风等人的信件被视作是有力的罪证，但事实上，对“讲话”有所冒犯的就是那个“屠杀生灵”和“图腾”之说。然而，应当说明的是，原信中只说是被当作“图腾”，和被用以“屠杀生灵”，这和引文中的意思是大不相同的。这封信出自当时年轻的生活境遇很不好的张中晓之手，当时的张中晓因为读了胡风的作品对未曾谋面的胡风有敬仰之情，除了与胡风有通信之外，张中晓与那些所谓“相近的一伙”中的人并无往来。就是张中晓的这两封信，也是受到胡风批评的。而就是这样的信就被认定为“他们说”，以个案代表普通现象，这也许是对待胡风等人中最为常见的现象。
至于“同领导的关系总搞不大好”，也作为“他们”的问题之一，更是反映出作者长期的习惯思维方式。况且事实上，在后来被打成“胡风分子”的人中，像曾卓、绿原、牛汉等人都是党员，而且受到尊重，康濯所说的“同领导的关系总搞不大好”并没有举出具体事实，也许是因为胡风在解放后总给人以不合作的印象，就推而广之。这似乎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
作为胡风案的重要的当事者之一，舒芜是受到人们关注最多的。他于1988年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一文，谈到了当时将胡风书信当作“材料”发表的过程，立即就引起与此事相关的另一当事者林默涵的不满，而撰文加以反驳。1997年，舒芜又发表《〈回归五四〉后序》一文，对自己在1955年之所作所为作了很周到的解说，其用心是良苦的。而其良苦的用心还不仅仅是在于文章本身，还在于文章之外。《〈回归五四〉后序》发表之后，有不少年轻的学者收到了他寄去的杂志。而他的长达九万字的文章的确取信于许多不明真相的读者。
对于舒芜当年的行为，除了他本人的不断解说之外，对他的议论也多有存在。有嗤之以鼻的，也有为之辩护的，前者的理由自不用说，后者除了那个关于“犹大和总督”的似是而非的理论外，也还有人说舒芜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因为他在1957年也被打成了右派。这种论点貌似分析社会深层次原因，结果却是模糊了是非。一个杀人者不因为被别人所杀就可以减轻他的罪责。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一文中缺少真诚的反省，这和他在1955年的所作所为一样，都是其人格的污点。
由于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中引用了大量的胡风的信，胡风家人为此向《新文学史料》编辑部提出异议。《新文学史料》随之发表了胡风家人联名的文章，除对舒芜长文中的不实之词给予驳斥之外，还言明，将保留诉讼的权利。一时间，对书信是否可以被引用，又引出不少争议。其中不少人对胡风家人的做法表示不认同，却认同舒芜的做法。
学者自然有学者的理由。比如，保留历史资料；又比如，了解真相；等等。这些理由似乎都很充分，似乎都很崇高。然而，这其中只忽略了一点，就是个人的权利。书信是个人间的对话，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应当尊重当事者愿望。无论在1955年还是在1997年，无论两次的做法和用意有什么不同，都违背了胡风及其家人的意愿，胡风家人有异议，合法，合理，合情，理应受到尊重。如果这样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那些崇高的理由就会成为伤人的刀刃。
3．毕竟是文人
大约是在1985年年底，梅志的《往事如烟》在报刊发表。这篇真实又朴实却仿佛字字分量千钧的作品让无数人震惊，让无数人感动。这是人们第一次了解胡风在1955年以后的遭遇。1980年，梅志与胡风回到了北京后，有了一处住房，算是依胡风的心愿安了家。但是，加在胡风身上的遗留问题直到胡风去世仍然未能得到澄清。《往事如烟》是梅志在感情和精神上承受巨大的伤痛下写成的。之后，她陆续出版《伴囚记》和《在高墙内》。梅志是胡风狱中遭遇的唯一见证人，她的这些作品的发表，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
1980年牛汉的《重逢》发表，人们因此了解了小说家路翎在劫后的状况。一个富有才情的作家在经受了巨大的精神折磨后，终于失去了以往的风采，其景况令人痛心。
199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这部书中的作者记述了他们在胡风事件中的经历。作为当事人的自述，书中的文章多富有感情，也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关系的并不只是个人的人生遭遇。当事者对历史又作怎样的思考呢？
曾经有人在关于胡风案的文章中对受害者颇有指责说，胡风在平反后获得了许多荣耀，他却从此停止了对事件的追问，而“改造好了的”路翎平反后只会写“英雄”模式的作品，至于许多当事人则十分重视“赔偿”问题，而无形的损害是找不到赔偿的等价物的，等等。
对于胡风案的看法，也包括对胡风、路翎或其他胡风案中受难者的看法，各人所见不同，原本不算什么。然而，上述所述的几点，不仅有所谓“以乱视听”之感，而且颇有些偏离人道的原则。胡风平反后，最高的头衔是“全国政协委员”，不知这算不算得上“荣耀”。就在拥有这个头衔的同时，加在他身上的许多所谓“历史问题”依然未得到澄清，中央文件明确说明，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动的。八十年代初期的社会环境之下，顶着这样的结论，胡风能有怎样的荣耀？要求胡风对历史事件加以追问，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出于对社会的、历史的责任感，然而，对于受害者来说，这样的要求非但有些苛求，甚至有失起码的公允。一个严重错误的大案，伤害了许多无辜者，不能要求被伤害至深的人来承担“追问”责任。何况，胡风几十年里与世隔绝，既没有可读的书，也缺乏对社会现实的了解，他的思维停留在“三十万言书”的基础上，这是他的局限，却不是他的过错。胡风只是作家，他做的许多事情，是为了改善文学的环境和张扬他认为正确的文学主张。他不是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人们没有理由将自己期望中的东西强加于胡风。
路翎更是不应该遭到指责和轻视的人。路翎后期虽然又拿起笔来写作，但所写的小说多是幼稚粗糙，有的在构思和表达上也有些混乱。这与这位小说家以前的作品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然而，后期的路翎是一个被折磨致精神失常的人，正因为他的失常，人们对他的真实的精神世界是缺乏了解的。以“改造好了”这样的词来形容被迫害至深的路翎，是对一个已经备受苦难并且已经无力作精神抵抗的人的再一次羞辱。
至于受害人重视“赔偿”这一点，不知依据何来。胡风案平反后，未听说过有什么人因为入狱或被送到新疆等地“改造”而受到过“赔偿”。也未听说过有人去追讨过“赔偿”。然而，即使有人想追讨“赔偿”，也不为过，他们有权利，也有理由。虽然，无形的损害确实找不到赔偿的等价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不能去要求赔偿。国家赔偿法自1996年开始实行，这正是社会的进步。
事实上，胡风案平反后，受难者中的许多人关心的并不是“赔偿”，而是积极地投入创作。他们是诗人、小说家、理论家，文学是他们一生的信念，写作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也是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参与。虽然经历了二十五年的磨难，重返文坛的许多人却仍然意气风发。绿原、牛汉、曾卓、冀、彭燕郊等等，他们以新的诗作再次达到了新的成就。
说到追问，梅志的《往事如烟》就是一种追问的方式，《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一书记录了受害的当事者们的遭遇，也记录了他们的思想，其中也就有“对历史的追问”。绿原的《胡风和我》一文是其中较长的一篇，也是对胡风案思考深刻的一篇。这篇长文对胡风写“三十万言书”的背景和动机、对舒芜的行为的分析等等都有很精辟的见解，是一篇对研究者极具参考价值的文章。在这部书中，也的确可以看到受害者对事件的认识上深浅的不同，这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并不因为他们同时被打成了“胡风分子”，他们就没有了区别。另一方面，他们是文人、作家，他们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战士”，人们没有理由要求他们成为战士，他们也不应该因为他们没有达到“战士”的标准而遭到指责。
4．是是非非议胡风
在胡风案第一次政治平反时，由于胡风的名字仍有太多的忌讳，有关他的文章或与胡风案有关的文章并不多见。直到1988年中央再次下达文件，这才为胡风案的讨论和研究消除了禁忌，胡风案和胡风文艺思想才有了公开讨论的可能。各种与胡风案有关的文章随之发表，书籍也开始出版。然而胡风为人们真正了解，却还需要时间。这不仅因为了解一些事实的真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还因为一些习惯的思考方式也会成为人们认识他的阻碍。
自五十年代起，中国的文学史就是一轮接一轮的斗争史。胡风案之后，就是“反右”，接着是“文革”。在胡风案中积极上阵的许多人在1957年成了右派，在“反右”中对别人落井下石的到了“文革”又变成了“牛鬼蛇神”。在解放后，几乎是文艺界统帅的周扬在“文革”后期也成了“四人帮”的阶下囚。
人们在反思，并想从中找出各种促成悲剧的因素。一种“假设”的推理，一度在文坛颇为流行，如：假如鲁迅在世，是被打成右派还是沉默？假如周作人在抗战前就离世，那么，他就不会有“汉奸”的人生记录，他在文学史上也许就有更高的地位，等等。在对胡风案的研究中，也有一种假设，就是当年假如不是周扬做部长，而是胡风做部长，那么，被打倒的是否就会是周扬？
不知道作这样的假设和推理是想得出个什么样的结论，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对于未来假定，或许是从现实对未来的预测，而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作反向的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是否有意义是令人怀疑的。假定胡风做部长，情形会怎么样？这根本无从说起，因为胡风没有做部长。之所以周扬成为部长，胡风没有成为部长，这本身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不一样。当胡风被打成“反革命”时，有多少文人无中生有炮制出胡风的“罪行”。在“文革”期间，当周扬也成为“反革命”的时候，身在高墙内的胡风却拒绝了揭发周扬“罪行”的要求。这就是胡风与周扬的不同。这是许多文人在同样的处境中没有做到的。尊重这种客观的事实更有助于了解每个真实的不同的人，这比假设不存在的事实有意义得多。
上书三十万言，这一行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为后人难以理解的。有人将此说成是“愚忠”，然而，正视当年的政治背景和胡风个人的处境去分析胡风更有实际的意义。如今，在相隔近五十年后，“三十万言书”终于以它的真实面目公开出版，胡风到底说了些什么，是也好，非也好，尊重原文更胜于道听途说。
胡风后期，在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中进出徘徊，他仿佛走进了自己设置的理论迷宫。这不是因为他的思维混乱，也不是他对于文学理解发生了变化。这正反映出他内心深处的矛盾。在胡风的后半生中，政治信念与文学信念发生着交织和冲突，这是促成他悲剧的一个因素，也是他思想充满矛盾的一个原因。
1988年后，“胡风文艺思想”不再是一个遭禁忌的话题，但真正作为学术问题讨论似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文艺界就有参与过批胡风的著名人士说，平反并不意味着胡风文艺思想从负极跳到正极。这句话与当年周扬在1980年对胡风说，平反并不能说明都是对的，竟是如此相似。他们似乎都在事先发出警告。他们所不愿意承认的，是他们自己的错误。
1988年，《中国》杂志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评议》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说：“胡风文艺思想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文艺观，在客观存在有正确文艺思想中夹杂着不正确的东西，在它的片面的、失误的文艺思想中又有某些正确的、合理的因素。”这段话看起来很合乎辩证法，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然而，这话用在谁的理论上都合适。这种观念不明、似是而非的评说无助于学术研究。
尽管还有许多成见和障碍，社会毕竟在变化。胡风文艺思想研究一遭解禁，就受到了当时的中青年理论研究者的关注。198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一次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会，当年《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了会上的部分发言，在当时着实让人耳目一新。不少评论家都肯定了胡风对于“左翼”文学的贡献，并认为，胡风是“左翼”作家中最早具有独立意识的；胡风的文学理论对于创作过程的探索很具有独到性；胡风文艺思想应确立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大流派。
此后，1989年，第一次胡风文艺思想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
2002年，第二次胡风文艺思想学术研究会在上海举行。此次到会的有许多年轻的研究者，新的视野，新的思想，给这一课题研究带来了新气象。
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他的性格、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正如有的人所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这句话也就承认了胡风文艺思想是有正确的。在以往的几十年中，对他个人对他的思想有过太多的曲解和中伤，而他的思想中有许多不仅是正确的，还是独创的，却是被淹没了。
胡风在1980年的平反后曾讲过，他与当时的年轻人是陌生的，但他相信会“渐渐熟悉起来”。胡风去世已经二十年了，虽然，由于许多的因素阻碍了人们对他的真正了解，随着胡风研究越来越受到青年学者的关注，后来者会对他“渐渐熟悉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