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知道胡风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看到那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即“第三批材料”），有所了解胡风是从梅志的《往事如烟》。我在大学是读理工科的，对于文学只在于个人的阅读兴趣，既没有图发展的目标，也没有专事课题研究的打算。那个时候从未想过以后写作的几本书都与胡风案有关。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由于生活的因缘际会，我对胡风案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也因此深切地感到，一个丰富的、复杂的胡风还有待后人去了解，他的思想、他的价值也有待后人去发掘。
胡风是一个勇者。在“左翼”文学的发展中，当政治的教条和公式主义风行的时候，意识到它们对文学的伤害的并不只是胡风一个人，而以如此坚定的态度抵制的人，胡风是独一无二的。
胡风是一个文学信念坚定的人。左翼作家中，因为身处环境的变化，违心地或是言不由衷地为附和某种潮流而改变自己的文学观念的太多太多，而胡风几乎是以生命在维护文学的真理，他的行为在这个时代里更显现出人格光芒。
然而胡风对于文学的贡献，并不只在于他是勇者，胡风留给后人的也不只是他的受难遭遇。胡风是一个有建树的理论家，他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主张者和实践者。然而，作为“左翼”作家的胡风，其文学主张从一开始就与“左翼”文学的主流思想发生了冲突，并日趋深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演变上升为一个严重的政治冤案。在很长的时间里，胡风遭受了后人难以置信的悲惨命运，他的文学思想也一直以被批判的对象而存在。即使在其重获自由之后，胡风文艺思想依然因各种成见而被掩盖了其学术的意义。所谓“胡风的理论还是有错误的”“平反并不意味着从负极跳到正极”等等说法，似乎总在提示人们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认识不能超越某些既定的范围。胡风的理论必定有错误的地方，甚至有谬误的地方，别人的理论也有错误的地方，这本来是不用说的。重要的是，胡风的文学思想不仅有许多是正确的，而且在当时是具有独创性的。理论的冲突应该是胡风案的起源，也是事件的焦点。
胡风强调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强调作家对于生活和人物的情感体验，他因此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历史，正如有些评论家所说的，胡风所强调的一些东西正是前几十年的文学所缺乏的。而胡风以生命抵制的一些东西，也被证明对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利。
胡风是“左翼”作家，他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对中国共产党推翻旧中国的伟大事业不仅充满期待，而且积极参与。他热爱新中国，但他长期在国统区生活，对于进入新社会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对于新社会也缺乏理解。当信念与感性发生了巨大的冲突，他在主观上是回避的。他的后期理论的矛盾正是源于其思想的矛盾。
胡风之外，因胡风案而受难的人中有许多在文学创作上有着非凡的成就，但却被冷落了，如阿垅，他在诗作以及诗论上都有很高的造诣，但现在已经少有人提到他的作品和成就。因文学而接近胡风的一群人，经历与背景各有不同，他们中有的当时是穷学生，有的是逃难出来自谋生路的年轻人。他们都憎恨旧中国的黑暗，他们都体验着下层平民的生活艰辛。他们的诗作表达了强烈的抗日激情和普通人求新生的欲望。所以，他们的作品没有风花雪月的吟诵，也没有闲适的调侃。他们从平民中来，写平民中人和事。然而，他们诗中的激情和他们笔下的人物，尤其是他们所表现的低层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被认为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感情。这些作品本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一部分，但它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备受批判，为后代读者所陌生。而由这些所引申出来的，实际上不只是一个文学创作问题，更是一个关于认识人的问题，是一个关于认识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这也是胡风及其文友们与当时主流意识差异的一个方面。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胡风及其文友们的作品特征和价值等问题，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学术问题，也是研究胡风案的关键所在。然而，这不是本书写作的主题，也不是我目前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本书所写的是我个人对于这一事件的了解和一些思考，将它们梳理成册，如能对有兴趣了解这一事件的人提供一点参考的资料和看法，也就不枉费了旁人的鼓励和我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有关胡风案受难者的遭遇等，在以往的出版物（如《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作家三十七人回忆》等）都有记述，所以，本书中或简单叙述（如胡风的经历），或略去不写（如其他受难者的遭遇）。我将我的另外两篇文章，即张中晓和胡风通信的一篇及关于阿垅的一篇作为附录收录在本书中。前者是我在整理张中晓书信后所写的说明，其中不少内容与“第三批材料”有关；阿垅也是胡风案中重要的人，由于他的早逝，他似被人淡忘了，收入关于阿垅的一篇是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他。
写作这样一本书，是一件很不轻松的事。从最初的一点想法到现在成书，经历了几年的时间。拖延这么久完成一件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做这件事都是业余的时间，而职业工作的繁忙使我只能常常利用国定假日断断续续地进行本书的写作；另一方面，这本书所涉及的是一重大的事件，它决定了这项工作不能马虎和仓促，这也是我写作进程较慢的原因。
十多年前，受花城出版社之约，我写了一部《受难者的妻子们》。现在想来，当时应约是颇有些不自量力的。然而，就在那本书出版以后的几年中，又因种种因缘，写作或整理出版了两三本书，其中包括《无梦楼随笔》，都与胡风案有关。为此我完全放弃了原有的一些工作计划。本书是在许多人的鼓励之下完成的，耗时最长，耗力最大。它算作是我对于这一课题所了解、所探究的一次总结，在这项工作结束后，我也将为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写作或相关工作画上一个句号。我自知学养有限，很难继续对这一课题作更深入的探究。我很感谢多年来鼓励我做完这项工作的所有的人，也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支持我达成出版本书的心愿。
作者
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