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600万银元赔款十三行出了200万，其中行商伍绍荣一人就出了110万。可见那时候，商人地位的低下，连做了三品顶戴的世界级富豪，也必须夹在官府和洋人中受气。伍家对于这110万的付出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但他只能无奈地使用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把奉献巨款作为转换风水的方式：80万保佑洋行生意兴隆，30万保佑儿子孝顺。谁说广东人不幽默呢？
1840：师夷长技，捐资助国
商人致富后，多“富好行其德”，表现有二：一是富后周济贫民。陶朱公弃政从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二是商人致富后，能正确处理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表现在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斗争中。
战争不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的一场较量，更是背后综合国力和民族图强意识的一场较量。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这个时候赶超古老的文明中国，原因就在于它们具备超前发展的民族意识。
当时许多西方国家把造船业看做一个国家远洋贸易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大力发展远洋贸易，英国政府为本国的造船业提供了许多优惠扶持政策，例如，商船可以安装军事装备以增强防御能力，造船材料均免关税，等等。
英国之所以给予民船这样的好处，因为民船也可以成为一个国家海上军事实力的重要象征，在战船力量有限，无从保障的情况下，性能良好的民船可以随即改造成战船，从而保障海上作战能力。
而中国恰恰相反，虽然在明代以前，中国的航海业居于世界的先进行列，但是大多是为了宣扬国威。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到1537年（明嘉靖十六年），外国人还见到拥有40艘大帆船的中国商船队航行于南中国海。
而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在这方面的意识就更显得欠缺。作为少数种族的清朝统治者对外有着较为强烈的戒备心理，顺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出海商船不得超过五百石，“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桅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乘船出海的水手、客商“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海禁有所松弛，商贾船许用双桅。其梁头不得超过一丈八尺，舵手等不得过28名；梁头一丈六七尺者，不得过24名；梁头一丈四五尺者，不得超过16名；梁头一丈二三尺者，不得过14名，但也造成中国在造船数量质量上、航海技术以及运载能力上都与西方存在很大差距。
当时也有个别商人，积攒了资本，自造了船只，具有与外商竞争的雄心和一定实力，但在清政府的打击下不能开展业务，反而家破人亡。如康熙时上海的大商人张元隆“广置洋船，海上行走”，“声名甚着，家拥厚资，东西两洋、南北各省，倾财结纳”，张元隆还想打造远洋帆船一百艘与外国商船竞胜。而当时的江苏巡抚、顽固的理学家张伯行把这样的大商人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竟诬陷张元隆结交海盗，夹毙船户十二人，拖延五年不结案。（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但是，由于中国的海岸线绵长，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又需要与中国交通贸易，民间的走私贸易从未间断过，不过中国船只在规模和装备上都受到严格限制，中国商人也没有像外国商人那样的远洋安全保障，清代中国的航海能力从明代世界的领先地位迅速地跌落了下来，以至于当时西方海盗声称“一只小艇就可以毫无困难地抢劫中国船只”。而此次的鸦片战争算是彻底暴露了这个看起来很强大的东方帝国的虚弱，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大清帝国表现得几乎不堪一击，“天朝”的威严顿时坍塌。
1840年6月，当英国东方远征军进犯广州时，对清朝的海防能力造成严峻考验。位于珠江入海口的虎门是洋船进出广州的咽喉，地势险要，清政府曾在此建筑炮台，使得海防能力大增。
但是，道光年间，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编制上虽有八九十万人，但武器落后，其装备水平与清朝早期相比反而有所退步，吓唬老百姓尚可，对外却是一捅即破的纸老虎。而且军官不理营务，一味克粮冒饷，兵卒从不操练，守京城的八旗兵整日三五成群，手提鸟笼雀架、终日闲游或赌博。
而且海防要塞火炮年久失修，技术性能落后，炮弹威力甚小且不能及远，已失去原有的防卫能力。在一次战斗中，中国船只射出的炮弹太高，只能损坏英国船只的帆和绳索。一位见证人指出：“他们那些可怜的大炮伤不到任何人。”
1841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来虎门考察时，便设想在江面最窄的地方铺设铁链木排，以增强虎门的防守能力，但由于此项工程需要一笔不小的经费，却又无从筹集而被搁浅。因为清兵入关后为了避免重蹈明朝灭亡的覆辙，曾规定慈悲为怀，善待百姓，轻徭薄赋，永不加赋，所以绝不能增加赋税来筹集经费。可不增加赋税的话最好什么事都别发生，一发生事朝廷就完了，拿什么打仗？
面对国家的危难，广东商人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时代激流中。此时的怡和行等行商在商业上眼光极远：做小生意迁就局势，做大生意首先要帮公家把局势扭转过来。大局好转，行商的生意就自然有办法了。所以，他们从国家安危大局出发情愿捐资10万两白银使得这项工程终于开工，大大增强了阻止洋船的能力。
不仅如此，伍秉鉴、潘仕成等洋行众商从西方军队的尖炮利船中看到了清政府武器装备的落后，为了改善广东水师的军事装备，提升应敌实力，他们还以实际行动率先迈出了“师夷长技以治夷”的第一步，纷纷捐资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制造尖炮利船。
其中，最成功的要数行商潘世荣。他学习西方的造船技术一度仿制出领先世界的火轮船，轰动了朝廷内外，赢得了“毁家纾难”的赞扬。道光帝得知后对其大加赞赏：“广东曾捐造大船一支，颇能驾驶出洋。该省洋商内如有深悉造船之法者，留心访察，加以激励。”
此外，1841年前后，林则徐曾下令购买一批外国的船舶和仿造西方夹板船，以备抵御英国入侵，伍秉鉴和潘氏家族的潘仕成、潘正炜共同捐了一只驾驶灵便的吕宋夹板战船，用以加强中国海军，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购置欧美兵船的先行者。道光皇帝褒奖说：“潘仕成所捐的船只坚实得力。以后一切制造事宜都由他办理，决不允许官吏插手。”
朝廷政府的鼓励、奋发图强的信念、赶超世界的梦想与保家卫国的责任感，促使着行商潘仕成一心专注于仿制英美兵船上，潘仕成投入2万两白银终于使得美式战船仿制成功，大大增强了广州的海上防御能力，使得英军一时无计可施。这一事件被载入近代思想家魏源所着的《海国图志》一书中，配有插图30幅，对后人研究当时的清朝国防状况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素材。
潘仕成还在攻船水雷的研制上投入了很大的功力。当时，英国侵略者恃其坚船利炮，恣意横行于中国东南沿海。潘仕成认为，要制敌则必先制其炮，制其炮则必先制其船，而攻船水雷这一新式御敌武器，正好适应这一迫切需要。于是他于1842年“不惜重资”，延请美国军官壬雷斯在广州首次研制成功了攻船水雷。
以伍秉鉴、潘仕成、潘有度等代表的十三行商人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为国为民出力，成为“师夷长技以治夷”思想的最早实践者，对促进当时科技文化的发展以及后来的洋务运动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尽管伍秉鉴等行商巨富在鸦片战争中积极毁家纾难、捐资助国，但仍未能挽救大清国颓废衰败的趋势，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伍秉鉴在战争的动乱中，看着在自己手中繁荣起来，又在自己手中衰落下去的怡和行，也深深感到心灰意冷、力不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