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事业的成功和较为成熟的经营模式对于打工者伍国莹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能够在广州这样富有的人家打工，看着熙熙攘攘皆为利往的长衫豪客，伍国莹心头的那股豪情就油然而生了！
伍国莹作为潘家的账房先生，乃一稳重的商人，以作风稳健着称，在给潘家打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这条路上走了一年又一年，是那么的平凡。
但平凡的事情，坚持久了，就是不平凡。
伍国莹因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在十三行居住过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对其盛赞道：“账房先生很机智，计算迅速而且准确。行号办事敏捷，打包整齐，手法灵巧。”
经商和做生意有着一定的区别。做生意怎样精明，十三档算盘，盘进盘出，丝毫不漏，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如果生意人凭借自己机灵的头脑、长远的眼光、多样的手段，把生意盘活、做大了，就上升到经商者的行列了。经商是一门智能性很强的活动，商道在其中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
伍国莹并没有仅仅将自己定位在账房先生的职位上，满足于简单的算算账，而是广泛涉猎。那时商户的账房先生要比现在的公司会计的权力大很多，不局限于记账、算账，还可以参与资产的管理（与现在的管理会计差不多），还可以进行贸易投资。
伍国莹在同文行学到的东西和得到的锻炼为伍家日后事业的辉煌做了很好的铺垫，从长远来说，还为儿子伍秉鉴时期的事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总结以往的历史规律，任何一个成功人物的横空出世都不是偶然的，在看似偶然的背后都存在着某种必然的主客观因素和机遇。对于世界首富伍秉鉴的出现来说，其必然性除了与伍家先辈们主观方面的努力和清朝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外，还因为遇上了重要的历史机遇。所谓的时势造英雄，离开了当时的历史机遇就不会有这一千百年来的世界首富。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的大清朝实行了哪些政治措施？这些措施又为伍家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伍家事业崛起的契机
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机会，几乎古今中外每个成功的商人都离不开自身的努力和对机遇的把握。会做生意的人，除了精通业务之外，还要特别善于发现机会，能很好地把握和利用机会，懂得把机会变成实实在在的银子。如果只凭自身的努力，缺乏对外界机遇的感知力和把握力，也很难在激烈的竞争中崛起。
机遇是什么？机遇就是一个契机，它可以让你打破常规，改变常态，让你跳跃式前进。这种机遇是偶然的，但它落在谁身上都有某种必然性。伍家事业快速崛起的第一次机会是什么？他们是怎么去面对的？又是怎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呢？
伍家的发展就是得益于当时清朝政府实施的对外贸易政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17世纪后期的中国历史说起。
那个时候，西方来华的航海者不仅要躲过好望角的巨大风暴，还要逃离马六甲海峡中海盗的劫掠，经过一年的艰辛航行才能到达广州。而此时身处北京紫禁城的康熙皇帝，对西洋的先进科技产品充满了好奇，他经常派人打听洋船是否到达广州，有没有关于西洋人的消息。甚至还有一些在宫廷中为大清王朝效力的洋人也特别受康熙帝的赏识，成为皇宫中的重要人物。还有一些金发碧眼的西方医学家以其博学多才，并能入乡随俗而供职康熙御前，成为了在华西洋人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有这么一则清宫秘闻：一次康熙帝得了重病疟疾，一位叫罗德先的精通药理的欧洲人配制了胭脂红酒让康熙服用，康熙坚持每天喝一杯红葡萄酒，不久就恢复了健康，容光焕发，从此，康熙帝对神奇的红酒情有独钟，把“上品葡萄酒”比作“人乳”，因此他养成了经常饮用葡萄酒的习惯，一直到去世。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清朝初年局势稳定之后，为了振兴东南沿海地区萧条的经济，康熙帝下令废除自明朝以来施行了300余年的禁海令，实行“开海贸易”，分别在澳门、泉州、华亭、宁波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以此作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落脚点。
中国市场终于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商机，极佳的经商环境，这些都注定了这片海面将不再平静，也预示着东西方之间建立频繁的商贸联系，将变成一种势不可挡的强大趋势。
这一政策令许多外商都兴奋若狂，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攫取第一桶金。但是，他们合算错了。他们并不了解中国人的实际需求，只是一个劲儿地趁着机会抢占先机，往中国运来了布匹，卧式铣床、龙门刨床、步枪、手枪、普通怀表等在当时的欧洲非常先进的玩意儿。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根本用不着这些先进的玩意儿，枪支在中国更是违禁品，合法商人不敢贩运，一旦被官府查出来，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还有可能祸连亲友九族，如此以来不但造成了产品的积压，而且还造成了市场的混乱。
因为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没有设立专营外贸的机构，在开始只是由朝廷钦派的“皇商”来负责，但是，“皇商”们做生意乏善可陈：他们倒买倒卖，却常常亏掉本钱；他们广签合同，面对源源不断驶进黄埔港的大量外国商船，那些顶戴花翎的官员们却束手无策、招架无方，商船常常被滞留在港外得不到及时的交割；最后，“皇商”们山穷水尽，既没钱也没货，洋商一怒之下拒绝与其交易，转而与没有营业执照的民商做生意。
于是，次年四月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成立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李士祯还授命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货财素裕”之人（之所以要求申请开办洋行的人要有足够的资本金，为的是保证洋行经营的底蕴和对外贸易的信誉，而不是用其他人的资本去赌博），只要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的白银，并须经地方官府核准，发给证明（行帖），就可以以“官商”身份开展国际贸易。
这样，经营对外贸易就成了一种专门行业，从事该项贸易的行商就具有官商性质，从而形成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殊制度——行商制度。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山穷水尽的“皇商”退出广州商界，一个新的商人团体开始慢慢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只不过行商们也要接受清政府的管理和指导，并缴纳比“皇商”多得多的各项公私税费。
对于经商者来说，海禁政策就是机遇。对新兴商业来说，大环境被波及，商家不断进驻，才更彰显出城市活跃的消费氛围，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关注，这就是难得的机遇。因为要想成为巨富，一味坚守“勤俭致富”的古训并非真理，勤俭顶多能够不穷、不饿死，若想累积到一定财富，从这个千年首富名单看来，都得有“权”，不是要有政权，而是要有某种垄断的特权，拥有对外贸易的垄断特权就是机遇。
虽然行商的营业执照，要花20万元的高昂费用才能从官府方面获得，但对外贸易的垄断特权可以保证行商们财源广进。政府公告宣布后，广州先后有10多家较有实力的富裕家族报了名，然后进行了捐银授批，他们是卢继光的广利行、潘绍光的同孚行、谢有仁的东兴行、梁承禧的天宝行、潘文涛的中和行、马佐良的顺泰行、潘文海的仁和行、吴天垣的同顺行、易允昌的孚泰行、罗福泰的东昌行、容有光的安昌行等，史称十三行。
所谓的“十三行”之名是沿袭明代的旧称，实际上只是一个统称，并非一直是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聪明务实的行商牢牢抓住了这个难得的“皇家恩典”，开启了一段辉煌的商业历史，并且使这个城市和它所代表的国家的商业文明远播天下。
为何十三行会于清康熙年间兴起呢？从堪舆学的角度分析，“富贵贫贱在水神，水是山家血脉精”，“水口”在南、西南、东南等的地理环境，在“上元”时期有利于发展经济，“水口”在北、西北、东北等的地理环境，在“下元”时期有利于发展经济。十三行的水口在南、西南、东南三个方位，所以十三行在“上元”发展迅速。
而十三行真正走上世界贸易舞台则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这一年乾隆断然决定：从京城到沿海各省，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随后又陆续制订各种严格的几乎是苛刻的措施，以限制地方政府、海关官员与外国人直接接触。这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