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中国人在北极
继古爱斯基摩人向北迁徙之后，中、低纬度发展起来的古文明人也逐渐开始思考，他们所居住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现今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古老的地图，是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巴比伦人的泥版地图。图上刻画着公元前2800年前巴比伦人心目中的世界模样，环形的河流围绕着圆形的大地，而巴比伦则处于世界中心的位置。
古代中华民族也同样经历过“以我为中心”的阶段，汉族人奉轩辕氏黄帝为祖先，后来发了大洪水，他的孙子鲧从天帝那里偷来“息壤”为老百姓治理洪水，事业未竟而被天帝所杀。鲧的儿子禹继续父亲的事业，也就是著名的“大禹治水”故事里所讲的事情。但是中国神话中的大禹，不仅是为民治水的英雄，还是一位周游世界的探险家。
在完成治水工程后，大禹便派天神太章用脚步测量大地。太章从东极走到西极，测得长度为23.35万里又75步。大禹又派天神竖亥从北极走到南极，用一种叫做“算”的约6寸长的竹片测量大地，结果与东西距离完全相同。于是断定人们居住的大地应当是方方正正的，而自己处于四海环绕的正方形大地的中央，所以便合乎逻辑地自称为“中央之国”，即中国。
后来，大禹又亲自去天边探险，顺便开展外交活动。他往东到过“扶桑”，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到过“九津”和“青羌”的原野，攀登高山到过“鸟谷国”、“黑齿国”和有九尾狐的“青丘国”。他向南到过“交趾”，翻越天气极热的九阳之山，到了“羽人国”、“裸民国”和“不死国”。往西去过西王母三青鸟居住的“三危山”，见到了只饮露水不食五谷的人，还到过堆满黄金的“积金山”，见过“奇脑人”、“一臂三面人”。向北到过“令正国”、“犬戎国”，又穿过积石山，到北海拜访了兼任海神与风神的禹疆。
大禹告别禹疆后本打算回家，却又在茫茫风雪中迷了路，反倒愈发向北走去，最后竟到了一个叫做“终北国”的地方。这个“终北国”，也许就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北极探险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记录。尽管这次记录出自于神话故事，尽管当时大禹的足迹可能远远没有到达北冰洋岸边，但这毕竟是炎黄子孙5000年文明史中与北极有关的并值得感叹的一笔。
2.《孙子兵法》的世界之旅
在许多国外读者的眼里，诞生于25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可谓是一部充满神奇色彩的著作。这不仅是因为书中蕴含着丰富的东方智慧，也是因为它走向世界的历程本身就有许多说不清楚的谜团。
《孙子兵法》在国外的流传，许多著述都认为以日本最早，朝鲜次之。据史书记载，在公元734年，也就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唐朝开元二十二年，在中国留学长达17年之久的日本学生吉备真备历尽艰辛回到自己的祖国。这位兼修文武的饱学之士，在离开繁华的唐朝都城时并没有携带什么丝绸珍宝，而是用唐朝赏赐给他的钱来买书，将大批记载中国兵学阵法知识的书籍捆载而归，回到故乡后传授给日本的文士武将。而据一部名叫《续日本纪》的日本古书所说，吉备真备回国后的第26年（760年），奈良王朝曾派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弥关城等6人到太宰府跟随吉备真备学习《孙子·九地》、《诸葛亮八阵》以及结营向背等方面的知识。这说明吉备真备所带回的这批典籍中确实包括被人们奉为“兵经”的《孙子兵法》。如果这一记载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孙子兵法》传入日本至少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日本著名兵法史学者佐滕坚司却认为，吉备真备将《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时间过晚。按照他的推断，中国兵法传入日本是早在公元663年以前的事儿。其实，不管《孙子兵法》是由谁传入日本，大家一致公认吉备真备和百济兵法家们在历史上都为中日兵学的交流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吉备真备在日本开创了注释、研究《孙子兵法》的传统，也使得同样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兵法学界在弘扬《孙子》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据统计，从16世纪以来，日本的各种《孙子兵法》注本不下160多种。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他国的兵法著作有如此长时间的研究热情，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而把《孙子兵法》引向欧洲的第一人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约瑟夫·J.阿米欧。这位1718年出生于法国土伦的耶稣会士，1750年奉派来华，此后一直受到清朝的礼遇。他在东方古都北京一住就是43年，这期间除了传教以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文化上面，他学会了满文、汉文，把中国的历史、语言、儒学、音乐、医药等各方面的知识介绍到法国去，引起法国乃至欧洲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最有价值的译介工作是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时代的大臣M.贝尔东的委托，翻译的6部中国古代兵书。约瑟夫·J.阿米欧靠着自己在满汉语文上的深厚功底，根据一部《武经七书》的满文手抄本，并对照汉文兵书开始了翻译工作。1772年，巴黎的迪多出版社出版了这套名为《中国军事艺术》的兵学丛书，其中第二部就是《孙子兵法》。这部书的法译本一问世，就引起法国公众的重视，《法国精神》等文学刊物纷纷发表评论，有的评论者甚至说，他在《孙子兵法》里看到了西方名将和军事著作家色诺芬、波利比尤斯和萨克斯笔下所表现的“那一伟大艺术的全部真理”，建议将这一“杰作”作为“那些有志于统领我国军队的人和普通军官的教材”。
有趣的是，廖世公所著的《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这部著作中提到，叱咤欧洲的法国名将拿破仑也读过《孙子兵法》。从拿破仑个人的身世看，他于1779年进入位于香槟的布列纳军校攻读炮兵专业，1784年进入巴黎皇家军事学校深造，次年毕业。而18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恰好《孙子兵法》法文译本多次被刊物刊登，引起公众的瞩目。在拿破仑入巴黎军校深造的前两年，尼昂出版公司经法国国王特许，将《孙子兵法》作为一套有关中国的丛书的第七卷再次出版了。照常理推断，求学期间酷爱读书，曾大量阅读过世界各国军事、历史和法律书籍的拿破仑受当时巴黎社会上一度盛行的“孙子热”的影响，浏览过《孙子兵法》并不是不可能的。
至于说西方兵学泰斗克劳塞维茨也读过《孙子兵法》，则纯属是今天学者们的揣测。一些学者认为，1806年克氏以副官的身份，随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参加对法作战，战败被俘。羁旅法国期间，他抓紧时间阅读了大量军事著作。而当时《孙子兵法》在法国已出版了35年之久，他看过该书或听人说起过该书的思想观点恐怕不是什么难事。从《战争论》的某些观点看，这种揣测也不能全说是虚妄之谈。
如今，《孙子兵法》不但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军事指挥员们在战场上角逐胜负的武器，而且已登上了一些国家的最高“殿堂”，成为他们战略决策的理论依据之一；其在非军事领域也被广泛应用，其中智慧，真可谓是“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3.谁是最早到日本的中国人
一、殷商及周时到日本的中国人
在距今三四千年以前，当时日本列岛处于绳纹时代中期，中国已进入殷商奴隶制时代。当时，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居民因出海捕捞，有的无意中漂流到日本列岛。殷商末年，商纣王对东夷大规模用兵，夷人被迫出海逃亡，有的辗转流入日本列岛。
周灭商以后，商贵族箕子率遗民5000人渡海亡命朝鲜半岛。到战国末年，箕子一族在朝鲜已传至40代。日本和朝鲜近在咫尺，箕子一行的后裔有的很可能到了日本列岛，传播了殷文化。西周初年，纣王子武庚叛乱，周公东征，对滨海地带负隅顽抗的“顽民”残酷镇压，走投无路的夷人不得不出海逃亡，其中有人也可能到了日本列岛。《论衡·儒增篇》：“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同书《恢国篇》：“成王之时，越裳献雉，倭人贡畅。”（按：鬯，古畅字，香草也。）同书《越奇篇》又曰：“畅卓献于倭，珍物产于四方，幽远之地，未可言无奇人也。”日本的松下见林著《异称日本传》认为，倭人所贡畅草产于日本。这说明早在西周初，日本列岛上的倭人也有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大陆的。
二、春秋战国时去日本的中国人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由于青铜器、铁器工具的广泛使用，促进了生产的迅速发展，导致了逐利海上者的激烈竞争和航海事业的发达，出现了像齐国那样的“海王之国”。同时青铜和铁兵器的使用，大大增加了杀伤力，使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加上其他天灾人祸，迫使东部沿海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亡命于海上。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齐、燕、赵等国不断有人逃亡到朝鲜半岛，有的还直接或间接地流入日本列岛。
据日本《新撰姓氏录》记载，在204户大陆移民中，有14户其祖先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战国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有大批齐、燕方士入海求蓬莱仙药，这些人中有的到了日本。齐、燕人流入日本，从出土文物可以得到证实。例如齐、燕用的刀币在朝鲜半岛陆续有所发现。在全罗南道的康津出土过二十几枚燕明刀币，而同样的明刀币在日本广岛县三原市附近和岛根县都有发现。刀币流入日本，说明绳纹时代晚期，中国的齐、燕文化经朝鲜半岛传入了日本列岛。还有那些奉命出海寻神求仙的方士，惟恐无功而归遭到杀戮，因而亡命海外，有的人漂流到日本列岛是完全可能的。
三、吴太伯与日本
中国史籍中有关于倭人自称是吴太伯之后的记载。据《史记》等记载，古公亶父有三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少子季历。季历生子名昌（即周文王），有“圣瑞”，深受古公亶父宠爱。太伯知其父欲立季历以传位于昌，便以觅药为名，和仲雍奔亡荆蛮（吴越之地），断发纹身，与当地人同俗，被拥立为王，国号“吴”，是为吴国始祖。在三国奥豢撰写的《魏略》，其后《晋书·东夷传》、《梁书·东夷传》也有类似记载。
倭人是吴太伯之后，虽然只是一种传说，但至少说明早在三国时期，中国已有吴太伯子孙移居日本列岛，成为日本人祖先的传说了。日本方面也有自认为是吴太伯后裔的。如《神皇正统记》应神天皇条下记载：某朝的一书中说，日本人系吴太伯之后。此书在桓武天皇时被下令烧毁。日本南北朝僧人中岩圆月曾到中国六朝学习佛教，撰《日本书》说：吴太伯逃至荆蛮，断发纹身，与蛟龙共居，其子孙至筑紫（今日本福冈县），时人以为神，将太伯比作日本天皇的祖先。书成后，被日本朝廷下令焚毁，不准流传，此后虽然还有人主张此种观点，但在“天神后裔”支配下的日本，这种观点之不容存在，是不言而喻的。
四、秦以前中国对日本的认识
先秦时代，由于战争、天灾人祸等原因，中国大陆沿海一带已有人经过朝鲜半岛或直接流入日本列岛，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间已有信息往来。
儒家创始人、大教育家孔子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子路闻之喜”。又说：“予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是古代对东方沿海一带夷人的总称，因居东方，又称东夷。又因种类众多，故称九夷。据考证有玄菟、乐浪、文丽、满饰、扶臾（扶余）、索家、东屠、倭人、无鄙，包括今朝鲜和日本。孔子晚年政治上不得志，曾产生浮海居九夷的想法，说明先秦时代中国人对日本列岛的存在已有所认识。
这从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经》的记载中也可得到证实。该书记载：“巨燕在东北陬，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这里所说的盖国，当指朝鲜半岛盖马高原。“巨燕”指战国时代燕国。“倭”指日本。“属”的含义，除有“属于”之意外，还有通、接近的意思。“倭属燕”可解释为“倭与燕相近”或“倭与燕相通”。战国时代，燕昭王胡服骑射，大破东胡，开疆拓土，其势力远达朝鲜半岛北部。朝鲜与日本近在咫尺，燕与倭通过朝鲜半岛发生交往是完全可能的。《山海经》相当准确地指明日本列岛的地理位置，这是对中国人海外活动的根据和总结，说明战国时代中国和日本的交往已不是个别现象，中国人通过朝鲜半岛间接或直接进入日本列岛是确凿的事实。
4.徐福为何东渡
徐福东渡一事，始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然而，关于徐福东渡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归纳一下，应有如下几种：
其一、求仙药说。据《十洲记》记载：“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数有鸟衔草，覆死人面皆登时活，有司奏闻始皇。始皇使使者赍此草，以问鬼谷先生，云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一名养神芝。其叶似菰，生不丛，一株可活千人。始皇于是谓可索得，因遣徐福及童男童女各3000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
在秦代及以前的战国时代，方士是很流行的。在齐地和燕地，这样的方士很多。战国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便有大批齐、燕方士入海求蓬莱仙药。和徐福同时代的方士也有很多，像卢生、韩终、侯公等，他们不仅通晓方术，而且熟知天文地理、医术、农业及航海等知识。徐福作为方士中最著名的一个，为始皇入海求药，是可能的。
其二、避祸说。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多，《汉书》及《后汉书》中都有相应的记载。《汉书·郊祀志下》说：“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后汉书·东夷传》说：“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
唐代诗人汪遵《东海》诗也写道：“漾舟雪浪映花颜，徐福携将竟不还。同舟危时避秦客，此行何似武陵滩。”作者把徐福入海不归比作陶渊明《桃花源记》所写的武陵郡渔人避秦乱而移居桃花源之事。宋代《册府元龟·外臣部·种族》中说：“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
南宋的祖元和尚于宋亡那一年，为了逃避元代的统治，也东渡到了日本。他有一首祭徐福的诗：“先生采药未曾回，故国山河几度埃。今日一香聊远寄，老僧亦为避秦来。”祖元把自己去日比作徐福避秦。明人李言恭、郝杰《日本考》也说：“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惧诛，止东澶州，号秦王国，居倭国，中国总称为徐倭，非日本正号。”就连日本新宫市徐福墓碑文也写道：“盖徐生之避秦……”
三、复仇说。日本学者奥野利雄先生提出了一种复仇说。奥野先生认为徐福东渡是为了报亡国之仇，消灭族之恨而策划的一次叛离始皇恶政统治的行动。为了实现目标，徐福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始皇一再拨发经费、赏赐宝物、申请船只、组织人员、集结各种有用人士、准备粮食种子，为逃离后的安居乐业做好一切准备。
四、海外开发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以秦始皇的雄才大略，断不会轻信长生仙药之说，他派徐福出海，应有海外开发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