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块典型的汉式织锦，此锦是西汉至魏晋时期丝织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之得以传播至非常遥远的地区。考古学家在中国新疆的罗布泊楼兰古城遗址、蒙古、俄罗斯、叙利亚等地公元1～5世纪的遗址中，都发现了这种色彩鲜艳的汉式织锦。
汉式织锦在图案上带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当时汉代统治者热衷于道家荆楚巫术的神仙学说，这一时期的织锦纹样风格也与此相似：在连绵起伏、流动飞扬的云气间布满了各种奔腾活跃的祥禽瑞兽，并在纹样的空隙横向穿插着“延年益寿长葆子孙”、“登高明望四海”、“长乐明光”等秦汉时期寓意吉祥的隶书铭文，显示了汉代艺术的飞动之美。
6.中国古代就有台球
弹棋，是西汉末年开始流行的一种古代棋类活动，最初主要在宫廷和士大夫中间盛行。弹棋源于何时，尚无一致结论，但大都认为是在汉代。
晋人葛洪在《西京杂记》中曾对弹棋的创始作了记述，该书卷二说：“（汉）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为劳体，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家君（指刘向）作弹棋以献，帝大悦，赐青羔裘、紫丝履，服以朝觐。”从这里我们看出，弹棋系士大夫阶层所创，并因以解决“劳体”问题而取代蹴鞠进入了宫中。同时，还参照蹴鞠对其局式、规则作了某些改造。
弹棋初创时，仅流行于宫中，社会上还鲜有所见。西汉末年，随着农民起义，弹棋由宫廷流入民间。直至东汉章帝时，弹棋方在宫禁中复盛。自此，喜好弹棋的人士越来越多，汉代蔡邕、魏文帝曹丕、夏侯敦、梁简文帝和元帝以及北齐的颜之推等人皆是弹棋名手，且或以诗赋咏弹棋，或撰文论述之，为弹棋的推广普及做出了贡献。
弹棋所用棋局，根据魏文帝《弹棋赋》的描绘，大体是采用华美的紫玉料精工做成。正方形，局中心高隆，四周平如碌砺，光彩映人。至于所用棋子，一般用“玄木北干，素树西枝”等木质精制而成。弹棋的玩法，按照晋人徐广《弹棋经》的记载，是“二人对局，黑白各六枚，先列棋相当，下呼上击之”。也就是说以自己的棋子击弹对方的棋子。
唐代，是我国古代弹棋史上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棋型、布局和行棋步骤等方面因袭汉魏旧式的同时，还进行了一定的变革。棋局的形制，据唐代卢谕《弹棋赋》所述，为“下方广以法地，上圆高以象天。起而能伏，危而不悬，四隅成举，四达无偏，居中谓之丰腹，在末谓之缘边。”其棋局中间为圆顶，象征着天，局的四边代表地，与我国古代人认为天圆地方的观念相适应。这样增加了弹棋的复杂性，因而在行棋方法上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上述唐代弹棋局未能留下实物或图式，但是我们从当时传入日本，经过变化，盘式由四面变为两面的弹棋局，约略可以窥知唐代弹棋局的形制。
到了宋代，也许是由于围棋、象棋的特别兴盛，流行了几百年时间的弹棋突然销声匿迹，其玩法也从此失传。到元明之时，就连博学的行家谈及弹棋，也要引经据典，费力考究了。
16、17世纪以来，有一种被称为台球的游戏风靡欧洲许多国家，后又渐次传入日本和我国各地。根据这种游戏的特征，有人从台球与弹棋皆是在一个盘上，击一球（或子），令其滚动（或滑行），去撞击另一球（或子）的玩法，提出二者具有渊源关系。至于弹棋局中间高四面低，台球则一马平川，弹棋以手弹子，而台球则以杖击球的不同点，大约正是体现了由弹棋到台球的不断演变、发展的轨迹。
7.“书圣”王羲之求鹅
书法是我国独有的一门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的承上启下时期，楷书、草书、行书、隶书等各体书法同时发展，风格多样，各臻其妙。这个时期造就了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王羲之。
王羲之（约321－379），字逸少，东晋琅琊临沂人。他的家族是晋代屈指可数的豪门大士族。他的祖父王正为尚书郎；他的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曾倡议晋室渡江，于江左称制，建立东晋王朝；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更是名闻于世的东晋丞相；而他的另一位伯父王敦是东晋的军事统帅。琅琊王氏在东晋可谓权倾一时。王羲之因为这样的出身，一出仕便为秘书郎，后为庾亮的参军，再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最后做到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人们又称他为“王右军”。
王羲之从小爱好书法。幼年时曾跟随姨母——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过书法。后来，他又学习了前辈书法大师李斯、曹喜、张芝、张昶、蔡邕、锺繇和梁鹄等人的书法。这使他的书法融合各家所长，自成一家。再加上他的家族中擅长书法的人济济一堂，父辈王导、王旷、王异等都是高手，因此对他的书法学习十分有利。王羲之对真书、草、行诸体书法造诣都很深。他的真书势形巧密，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他的草书浓纤折衷；他的行书妩媚劲健。人们称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在生活中王羲之非常喜欢鹅，流传下为后人称颂的“书成换白鹅”的故事。相传当时在山阴地方有一位道士，很喜欢王羲之的书法，也很想求王羲之给他写一本《黄庭经》。他早已把帛纸准备好，但当时的王羲之已名声在外，这位道士担心王羲之不肯答应。后来，经过多方打听，道士了解到王羲之平素非常喜欢鹅，就特地养了一群十分逗人喜爱的大肥鹅，以便见机行动。有一天，王羲之坐船路过山阴一带，道士闻讯后，把他那一群鹅赶往王羲之经过的地方。王羲之看到河里游着一群白鹅，羽毛白净，形态优美，心里别提有多喜欢了。他停下船看了又看，一直舍不得离开。一旁的道士看在眼里，认为机会来到了，询问王羲之是否想把这些鹅带走。王羲之让道士开个价钱。道士故作姿态地说：这么好的鹅哪能舍得卖掉。不过先生您要是真喜欢，就给我写一本经来换。王羲之一听这话，马上答应，当即兴致勃勃地用了半天的时间写好了一卷《黄庭经》交给道士。道士如获至宝，立即把那一群鹅装在笼子里，让王羲之随船带走。这就是人们后来传颂的“书成换白鹅”的故事。
王羲之为什么特别喜欢鹅呢？原来，王羲之研究鹅的行水姿势，悟出了用笔的方法，那就是学书法时要“志意专精”，写字的时候，精神要非常集中，姿势也要端正，这样，五指会运用自如，非常得力。他的执笔方法，后人领会是要求食指抬高，形成钩子样，大拇指放置在食指、中指之间，使食指如鹅头那样昂扬微曲。无名指内钩，抵着笔管的下端，小指紧贴着无名指。笔管须直立，手指要实而手掌要虚。运笔时，要像鹅的两掌齐力拨水的样子，这样才能运用自如，使全身精力都贯注到笔尖上。所以，王羲之喜欢鹅，是和他研究执笔运笔有密切关系的。
王羲之的书法刻本很多，像《乐颜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楷书作品，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他的行草书传世墨宝有《寒切帖》、《姨母帖》、《初月帖》等十余种。这些墨宝虽然是后人的摹本，但也都不失为难得的珍品。他的行书《快雪时晴帖》只有24个字，被清乾隆皇帝列为《三希帖》之首。《兰亭序》是王羲之最著名的代表作。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文字优美，情感旷达闲逸，是千古绝妙的好文章。从书法的角度看，它被誉为法帖之冠，被各代名家悉心钻研。王羲之还善于绘画，是历史上比较早的兼精绘画的书法家之一。他的夫人郗氏和他的7个儿子都善于书法，是一个闻名于世的书法世家，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尤其是他的小儿子王献之，继承父学，且进一步独创天地，字画秀媚，妙绝时伦，以至与父齐名，人称“二王”。
王羲之的书法上承汉魏间雄奇伟丽的书法传统，博采各家之长，融为一炉，独创一家。在六朝以后，王羲之为历代书法家所师法，在我国书史上，荣获“书圣”的称号。
8.中国古代记谱法究竟有多奇特
关于记谱法，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周代，我国就有了文字谱（包括律吕字谱和宫商字谱），距今有几千年的历史。隋唐时期，又有了管色谱、琵琶谱和古琴的减字谱等多种记谱方法。到了宋代，就有了更加先进的工尺谱。在我国还曾出现过“声曲折”的记谱方法，即用一根长长的曲线，表示音的高低走向。有人在西藏曾见过这种方式记下的乐谱，一般人看来如同天书，艺人却可以根据它唱出规定的曲调。
除了上述种种记谱方法之外，还有一种新奇的记谱方法，关于这个记谱方法还有一段故事。
唐玄宗时，左金吾（皇家卫队）将军韦青虽是一介武夫，却妙解音律，在当时也是位出名的歌手。到代宗临朝时，他家中蓄有一名家伎，名叫红红，不但容貌美丽，而且歌喉响亮，聪颖绝伦。
教坊有名歌手王善才，根据古曲《长命西河女》变化音调、加减节奏编了一首新歌。他反复咏唱，觉得很有些新意，于是兴冲冲地跑到韦青家中，想唱给韦青听听，征求一下意见，做些修改，再呈送给代宗皇帝。
韦青知晓他的来意后，决定跟他开个小小的玩笑。他对王善才说：“你既然想征求意见，就唱来给我听听吧！”王善才摇头晃脑、得意洋洋地唱过一遍后，急切地问：“怎么样？可以吧？”韦青故意板着面孔，摇着头说：“这不是什么新歌，我早已听过了。”王善才大为吃惊，极力辩解说这首歌确是新编的，没有唱给任何人听过。韦青说：“我说是旧曲就是旧曲，不信我让家伎唱给你听听”。
韦青让屏风后的红红出来，把方才那首歌唱给王善才听。红红不仅准确无误地唱完了这首歌，还纠正了曲子结尾时的错误，这正是王善才苦思冥想而未能处理好的地方。王善才不由得大感惊讶，连连说道：“不可能，不可能，明明是新编的歌，怎么成了别人会唱的旧曲？”韦青和红红看到王善才尴尬的表情不由地笑了。韦青将王善才拉到屏风后面，看到桌子上摆满了一颗颗红豆，红红笑着说：“你唱时，我就用红豆记谱，然后根据记谱，重复唱出了你编的歌。”王善才这时才恍然大悟，连连夸奖红红聪明。
红红记谱的事很快就传扬开了，代宗皇帝把红红召入“宜春院”中。因为她善于记曲，所以宫中都管她叫“记曲娘子”。在千余年前记谱方法还不完善的时代，民间艺人能用红豆准确地记下谱子，是很难能可贵的，需要具有极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可惜在那样的时代，创造性是不被重视的，因而红红记谱的方法也没有能流传下来，随着她自己的幽闭宫中而湮没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当然，这些记谱方法与如今的五线谱记谱方法相比是不够科学，也比较麻烦。原因是它们都不能准确无误地将乐曲记下，只能记一个大概或者仿佛，而后人更无法将所记的曲子全部、准确地重现出来。这当然也是科学、文化发展的规律，假设古人的记谱方法比现在还好，那岂不是十分荒谬的事吗？
9.敦煌石窟：融贯东西的画廊
敦煌石窟在甘肃省敦煌县东南的鸣沙山东端，有窟600多个，其中469个都有壁画和塑像。敦煌石窟是由何人所造？是怎样建造出来的？建造所需时间多长？这些一直都是人们心中的疑问。
根据莫高窟唐朝的碑文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有乐的和尚和法良禅师来到这里，在这里开窟修行，称莫高窟（莫高窟一名，最早见于敦煌423窟隋代洞窟之《莫高窟记》）。随后在短短的30多年间，竟建造了70多个洞窟，而且很多洞窟从窟型到造像都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到盛唐时开凿的洞窟已达1000多个。
在敦煌城东南三危山与鸣沙山之间，有一条河由南向北流下，名叫宕泉。宕泉西岸，经千百年冲刷而形成高高的崖壁，石窟就开凿在这绵亘1000多米的崖壁上。崖壁由砾石构成，不宜雕刻，所以用泥塑及壁画代替。敦煌人稀地僻，且气候干燥，上述作品因而能长期保存，这对研究古代历史和艺术，有着极大的价值。
研究表明，敦煌石窟的营造者大致分为3类：窟主（即石窟的主人）、施主（出钱出力帮助窟主建窟的人）和工匠（石窟营造的具体操作者）。而工匠按照实际需要可分为石匠（打窟人）、泥匠、塑匠、画匠、木匠等。一个洞窟从始建到完成，需要经过整修崖面、凿窟、绘制壁画塑像、修造并装饰窟檐或殿堂等程序。根据文献记载，一座洞窟建造时间的长短要受到洞窟规模大小、窟主的财力和势力、社会变迁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莫高窟的窟主有官宦、高僧、大族、庶民百姓等各个阶层的各类人物，因此营造时间也长短不一。一般说来，一个大型洞窟的开凿时间，大约需要一年到三年左右，小型洞窟为几个月到一两年时间，而高达数十米的大像窟得花费四五年时间才可凿成。壁画塑像的绘制时间则相对短些，通常是三个月到半年时间。
莫高窟现存壁画45000多平方米，连接起来长可达25公里，被誉为世界现存最大的艺术画廊。从北魏迄宋元，显示出各个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
北魏的壁画具有原始的粗犷风格。着色用笔雄健壮丽，朴实古拙，层层晕染，立体感很强。色彩方面，以褐、绿、青、白、黑为多，一般多在赭红色的底色上绘石青、石绿、黑等颜色。壁画题材多为本生故事及经变，其中人物、佛、飞天的面貌、花纹等受外来影响较多。
隋代的壁画线条流畅活泼，人物情容逼真，用色比较丰富柔和，出现了重染面颊和眉楞的新画法。唐代由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艺术也进入高度发展的新时期。此期壁画进一步融合了西域兄弟民族艺术和外来艺术的表现技法，从内容到形式焕然一新。色彩的丰富鲜浓，形态的丰满有力，写实的逼真，意境的深邃和线条的细密流畅，勾勒的娟姣灵活，都是空前绝后的。这时期绘画的显著特点是出现了构图宏伟、色彩丰富的通壁大画，内容多以经变为主，但多用大型寺院、住宅、城廓等做背景，对于建筑的细部，如柱、枋、斗拱、台阶、门窗、屋顶、瓦件、铺地、装饰等，都有较详细和准确的描绘，色彩上则以暖色为主。如《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弥勒变》、《法华变》、《维摩变》等10余种。特别是220窟所绘《维摩诘》、《帝王听法图》堪称一代艺术品的精华。另外还有描写鞍马人物的出行图，如156窟《张议潮出行图》，画面高约1米，长达8米，气势雄伟，构图新颖。其他还有佛教故事和神仙故事等，用色构图都比较丰满充实。
总之，唐代壁画是莫高窟佛教艺术最为灿烂的时代。五代绘画技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主要表现在世族大姓所建的功德窟中的供养人像和出行图。
宋代壁画总的来说，在绘画技巧方面比唐代呆板，线描用笔也较拘谨，很少豪迈壮阔的场面。色彩方面多用灰暗的大绿、赭石、茶黑，显露出冷清的情调。
西夏时期的绘画艺术，是融合汉、藏、回鹘、契丹等各族文化而形成的独特风格。元代壁画的菩萨，头戴五指冠，佛为螺髻，具有喇嘛教兴起的特点。绘画用色比较沉滞暗淡，很少用红色。在技法上，开始采用淡彩浓墨的湿壁画风格。
元代以后，嘉峪关封闭，莫高窟的石窟艺术也戛然而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