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奠基炎黄文明的涿鹿之战
距今约4600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进行了一场大战，史称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放牧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它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原始社会中晚期，在当时广袤的地域内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今冀、鲁、豫、苏、皖交界地区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方向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涿鹿之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蚩尤族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炎帝族为了维持生存，遂向同集团的黄帝族求援。
黄帝族为了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就答应炎帝族的请求，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区相遇了。当时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81个凶猛无比的支族（一说72个），在力量上占据某种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族便倚仗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等优势条件，主动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族，并利用位处上流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族的进攻。
在这次战斗中，为了辨别方向，黄帝还发明了指南车。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并在冀州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服众的氏族首长继续统领九夷部众，并强迫东夷集团同自己华夏集团互结为同盟。
这场战争的大致经过情况是由神话传说所透露的，因此更具体的细节已无从考察了。但是神话毕竟是历史的投影，曲折地反映了事实的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涿鹿之战堪称我国古代战争的滥觞。
涿鹿之战中，黄帝族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在于其战争指导比蚩尤族要来得高明。具体而言，即其已开始注意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作好战争准备，史称“轩辕氏乃修德振兵”，就是证明。相反，蚩尤族方面尽管兵力雄厚，兵器装备优于对手，但由于一味迷信武力，连年对外扩张，已预先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丧失了控制中原地区的历史性机遇。
涿鹿之战的结果，有力地奠定了华夏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由此可见，涿鹿之战的确是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2.鸣条之战：最早的速胜战
《易·革·彖辞》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这里所说的“汤”，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治王朝的开创者——商汤。他曾经领导商部族和其他反抗夏王朝残暴统治的同盟部族，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一举推翻垂死腐朽的夏王朝。他的所作所为，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愿望，因此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赞扬。鸣条之战就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氏族部落，在夏朝阶级斗争动摇了夏的统治的时候，黄河下游一带的商部落逐渐强大起来，由夏的属国演变为足以与之抗衡的对手。商族原居于河南东部、山东及渤海沿岸，商汤即位并迁徙部族统治中心到亳地（今河南商丘）后，即积极筹措联合其他部落攻夏的大计。当时，夏朝的最末一个统治者是桀，他暴虐无道，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重。他大兴土木，修筑宫室台榭，劳民伤财，强迫人民给他出征打仗，造成人民对他极端仇恨。传说当时人民诅咒他快死，夏桀知道后，说他自己是天上的太阳，太阳什么时候死，他才能死。于是人民便指着太阳骂他说：“这个太阳还不快点完蛋，我们情愿和你一起死亡”。这表明夏的统治风雨飘摇，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商汤的灭夏战略方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
他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争取民众和同盟部落的政策，开展了揭露夏桀暴政罪行的政治攻势，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在军事战略上，他在贤臣伊尹、仲元的有力辅佐下，巧妙谋划，“先为不可胜”，逐一剪除夏桀的羽翼，孤立夏桀，最后一举攻克夏邑。具体地说，他实施了以下几个主要步骤：
第一，创造性开展“用间”活动。为了彻底查明夏桀的内部情况，商汤大胆派遣伊尹数次打入夏桀内部，充当间谍，掌握了夏王朝“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混乱状况，做到知彼知己，然后有针对性地实施自己的战略方针。伊尹很有才能，向商汤进献了灭夏建国的大计，得到商汤的赏识。后来他成为最高执政大臣。伊尹还向商汤推荐了很多有才干的人，这些人都成为商汤伐桀的得力助手。
第二，先弱后强，由近及远，剪除夏桀羽翼，完成对其战略包围。当时夏王朝总体力量仍然大于商部族，在这种情况下，商汤没有马上正面进攻夏王朝，而采取先弱后强、绝其羽翼的正确方针，为最后决战创造条件。他把第一个打击目标指向夏的属国葛，以替童子复仇的名义起兵灭葛。这不仅剪除了夏桀的一个羽翼，还大大提高了政治威望。继而他又集中兵力逐次灭亡了韦、顾，并攻灭夏桀最后一个支柱，即实力较强的昆吾。这样商汤就完成了对夏桀的战略包围，打通了最后灭桀的道路。
第三，正确选择和把握决战时机。在完成对夏桀的战略包围后，商汤对最后决战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几经试探和权衡方才做出决定。俗话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立国近400年的夏王朝，即便在已面临灭亡之时，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当商汤停止向夏桀纳贡以试探其反应时，夏桀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视情马上“谢罪请服，复入职贡”，稳住夏桀，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传来了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商汤乃再行停止向夏桀的贡奉。这次，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了，九夷之师不起，有缗氏公开反抗。只有到此时，商汤方才认为伐桀的时机完全成熟，于是果断下令起兵。
大约在公元前1766年，商汤正式兴兵伐夏。在战前他隆重举行了誓师活动，历举夏桀破坏生产、残酷盘剥压迫民众的罪行。申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目的是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商汤还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这番誓师，极大地振奋了士气。
战前誓师后，商汤精选良车70乘，精锐部队6000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西出拒汤，同商汤军队在鸣条（今河南洛阳附近）一带展开决战。在决战中，商汤军队奋勇作战，一举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此时夏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败退归依于属国三（今山东定陶东一带）。商汤发扬速战速决、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攻灭了三。夏桀穷途末路，率少数残部仓皇逃奔南巢（今安徽寿县南），不久病死在那里，夏王朝宣告灭亡。商汤回师西亳（今河南偃师西），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大会，得到3000诸侯的拥护，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就这样，在夏王朝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强盛的统治王朝——商建立了起来。
鸣条之战是我国军事历史上辉煌的杰作。它是中国古代通过“伐谋”、“伐交”、“伐兵”、“用间”战术的全面运用，最终达到战争速胜的最早的成功战例，对于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筑，都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
3.古罗马军队在中国是如何失踪的
位于河西走廊东段的永昌县，是古丝路重镇。这里有汉朝的鸾鸟、番禾古城遗址，汉明长城烽燧遗址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国际远征队”到此地考察时，就吃惊地发现，永昌县城西南约100公里处的鸾鸟古城，在建筑布局上有鲜明的古罗马风格。
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永昌县城南10公里处的者来寨村还有一些长相完全与众不同的居民。这里的居民明显具有地中海人特征，这里的成年人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眼窝深陷，鼻梁高挺，头发胡须“自来卷”且金黄。尽管这里相当偏僻，甚至很多人连小小的永昌县界都没走出过，但他们却像西班牙人一样，对斗牛有着特殊的爱好。他们对牛十分崇敬，每年新年都要用面粉做成牛形状的食品以供祭祀。他们还喜欢用血腥味将牛逗得狂奔乱吼，而后互相拼死角斗。专家认为，这正是古罗马人斗牛的遗风，他们就是2000年前神秘失踪的那支古罗马军队的后代。
这里的女子也要比当地女子显得大方，无论干什么事似乎都显得很自信；她们对音乐也情有独钟，与当地另外一些村庄的女子相比，似乎更有生活品位。但无论男人或女人，讲话时在发音上都与当地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如卷舌音多，鼻音重，通常把“肉”念成“入”或“儒”等等。
村里还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习俗，如他们安葬死者时，不论地形如何，一律按照头朝西方的规矩，所有发掘出的古墓葬和现在的坟墓无一例外。这里奇特的古罗马风俗和神秘的历史，吸引了许多中外学者。
时间上溯到公元前53年，十分崇尚武力的古罗马帝国执政官克拉苏，纠集7个军团约4.5万人的兵力，发动了对安息（今伊朗）的侵略战争。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军队在一个叫做卡尔莱的地方遭到安息军队的围歼，克拉苏被俘斩首。克拉苏的长子、第一军团首领普布利乌斯率领6000余众拼死突围。他们在安息军队围追、封锁回国之路的情况下，辗转波斯高原，伺机东进，后由于安息部队防守严密，便投奔郅支（今哈萨克斯坦）。
到了公元前20年，古罗马帝国和安息签约言和。这时，罗马帝国要求安息遣返33年前在卡尔莱战役中被俘虏的军人，并寻找普布利乌斯的下落。可是，普布利乌斯及其所率突围残部，已在安息消失得无影无踪。罗马溃军到底去了何方？
据班固所著《汉书·陈汤传》记载，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带领4万多名将士讨伐郅支单于，战于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时，在这里见到了一支奇特的军队，“土城外有重木城”拱卫，其“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而这种构筑“重木城”防御工事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的防御阵式，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据此推理，这支奇特的军队，就是卡尔莱战役中突围失踪17年的罗马军队残部。
西汉王朝军队在这次郅支战役中大捷。《汉书》上说，陈汤率领的汉军攻克“重木城”，以“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而告胜。依据这一重要史料来拨开历史迷雾，可以理清那支古罗马军队残部的踪迹。即普布利乌斯率领的逃亡大军，在安息军队围追、封锁而回国无路的情况下，辗转安息高原，伺机东进，在防御松懈的安息东部防线，撕开一道口子，流徙中亚，投奔郅支，后被陈汤收降，带回中国。汉元帝为此下诏将这支残余部队安置在番禾县南的照面山下（今永昌县），并置县骊罢（中国古代称罗马帝国为“骊罢”）。汉朝为了使这广漠的地面上能够有人居住和进行交易，不仅在河西走廊的绿洲上设郡，还向这一带迁徙了大批移民进行开荒。直到公元592年，鉴于骊罢人已和汉族人融合，隋文帝下诏将骊罢县并入番禾县。至此，骊罢建县共612年。中国的骊罢人就这样在历史的风雨沧桑中悄然消失。其实，谁也没有料到，这支古罗马的残部后来竟进入了中国，并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坡上安家落户，他们所繁衍生息的地方就在甘肃省永昌县者来寨村。
尽管可以肯定居住在永昌县者来寨村的特殊“移民”是古罗马军人后裔无疑，但至今仍有许多谜难以解开。比如在河西走廊定居后，这些远征军是否都成了家？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后代还不止者来寨村这点儿人，中国其他地方还应该有。因此，只有通过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才能使这些难解之谜大白于天下。
4.中国古代生物战争的起源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由匈奴人最早使用。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
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汉武帝时代汉匈战争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牛羊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
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据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来后，年仅24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记载：“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那么如果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名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