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料记载以及民间传说，我国古今众多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炒制的。如四川雅安出产的“蒙山茶”，亦作“仙茶”，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所植，因其品质优异，被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前身叫“乌龙茶”，该茶以寺院采制的最为正宗，僧侣按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3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采制的“水月茶”，即现今有名的“碧螺春茶”。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现在皖南茶区所产的“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佛教寺院不仅对茶叶的栽培、焙制有独特技术，而且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
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途有三：供佛、待客、自奉。据《蛮瓯志》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中等茶，自奉以下等茶，供佛以上等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学佛的人是时刻都注意学习的，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与学佛、信佛挂钩，以求对佛的尊敬和学佛的长进，这一方式其实是较为有效的，而饮茶也当然地列入了这一范畴。我国的不少佛门圣地、名山寺庙都种有茶树，僧人自采自制，饮茶念佛，修身养性，高龄僧人无数，究其长寿原因，当与长期饮茶有关系。
总而言之，无论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茶宴形式、茶文化对外传播方面，佛教都有巨大贡献。我国的饮茶习惯还伴随着佛教一起传入了日本。
5.寻找“飞天”的踪迹
飞天，作为敦煌壁画中外形与内蕴融合得最完美的艺术形象，以其飞动飘逸、千姿百态的形象，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一枝奇葩。据了解，敦煌莫高窟的492个洞窟中，有270多个洞窟绘有飞天，总计达4500余身。其不托云彩，仅凭一根彩带便可凌空回舞、挥手撒花、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几乎成了敦煌文化的象征。
作为佛教文化的一部分，飞天最初起源于印度。据敦煌学家考证，飞天是佛国世界里具有特殊职能的“天人”，即佛经中的“乾闼婆”和“紧那罗”。“乾闼婆”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天歌神”。“紧那罗”也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天乐神”。其与“乾闼婆”同在极乐国里弹琴歌唱，娱乐于佛。据说他们形影不离，融洽和谐，还是夫妻。我们通常所说的飞天，就是他们的合称。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在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与融会之际，飞天也跟着传入中国，并逐渐受华夏文明的影响，大量吸收中华民族原有的绘画雕刻、乐舞百戏等多方面营养，形象不断演变与丰富。敦煌飞天，便是印度飞天中国化的产物。如印度的早期飞天有的头戴宝冠，臂生双翼；有的头束大髻、上身半裸；而在魏晋时期传到中国敦煌后，其则从粗短身材、白鼻梁白眉棱等特征逐渐发展成为中原式的“秀骨清像”风格的飞天。到了唐朝，更是出现了圆润健壮、丰肌丽质的飞天，其丰神清丽、气韵雄放、飞动多变的风格，达到了雄浑豪放与秀丽飘逸的统一，使飞天艺术发展到顶峰，成为中国飞天的代表。到了元末，随着莫高窟的停建，飞天艺术也便式微了。
不过，飞天在自身形象、姿态以及情趣和形式风格不断变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演变发展历史的同时，还伴随着佛教文化的向东传播，在空间上也有一个向东扩展的历程。
飞天从印度起源，经过阿富汗和新疆龟兹石窟，辗转传入敦煌，并逐渐向东传播。根据目前所发现、掌握的资料考证，早在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便开始传入新疆地区。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印度山奇、阿旃陀及犍陀罗式的凿窟建寺、塑像壁画之风，也在新疆地区兴盛起来。目前克孜尔、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等七八处还存有约500余个洞窟，其中龟兹窟的壁画是新疆石窟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这里的飞天描绘较重于解剖比例，并出现了众多的全裸或半裸体的飞天，极富有古典人体艺术的研究价值。
大约在魏晋十六国时期，人们开始在甘肃等地区开凿石窟，从而把飞天带到了敦煌，与中华传统的儒、道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到了南北朝时代，以飞天为代表的敦煌文化又开始向东扩展，一直传到长安，沿途的凉州、兰州目前仍有遗迹可考。随后敦煌文化在传播大道上“兵分两路”，一路向南辗转传入四川，目前在大足石刻仍可看到晚唐以后的飞天艺术作品；另一路则来到洛阳，并北上传到山西，如今人们到龙门石窟、云岗石窟旅游，也均可欣赏到那儿的飞天形象。但令人不解的是，从洛阳向东，除了福建偶然发现了一处木雕飞天外，人们就再也找不到飞天的踪迹了。而更令人奇怪的是，日本的奈良法隆寺却意外地发现了唐代风格的飞天形象。中国的飞天，仿佛是从洛阳突然一下子消逝了，但为何又突然在日本出现，多少年来人们为此百思不得其解。
如今，有些学者认为唐天宝七年（748年）鉴真大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时，由于迷失航向，船随海流漂到海南岛，嗣后登陆北返，于唐天宝十年（751年）到达江宁，即现在的南京，并到栖霞寺访问、住宿3天，然后才回到扬州，说不定正是他把飞天带到日本去的呢。
6.太极图的渊源如何
中华太极图，悠悠千古昭著于世，像朝日那样辉煌宏丽，又像明月那样清亮壮美。它是华夏先祖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骄傲象征，更是中华民族献给人类文明的无价之宝。
但是，关于古太极图的渊源，历来有不同认识。从历史上看，朱熹是太极图的第一个发现者和第一个准确的破译者。据史料记载，一说太极图得之于蜀之隐者，或武夷君。宋末元初袁梅说：“朱熹嘱其友蔡季通如荆州，复入峡，始得其三图焉。”（《谢仲直易之图序》）后为谢仲直所获。此三图传自彭翁，彭翁传自武夷君。明初赵谦《六书本义》最早记载飞阴阳鱼太极图，赵氏认为：“又天地自然之图，……世传蔡之定得于蜀之隐者，秘而不传，虽朱子亦莫之见，今得之陈伯敷氏，当熟玩之。”二说源于《周易参同契》。朱熹曾说：“先天图传之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朱熹把太极图破译为一张描述道家内丹修炼的图式，真乃先见之明，石破天惊。
而今人则多结合现代科技理论来探讨太极图的起源及内涵。如有人认为，太极图图形是对波粒二象性的准确概括，太极图图形是粒子性，中间S曲线是波动性，太极图是波粒二象性的统一。也有人认为，太极图为宇宙天体在水平面内的平面投影，其中两个小点为定南北向之用，S形曲线是日、月、五大行星等天体周运轨迹在水平面内投影的图示。田合禄先生认为，太极图是远古时代吉人立竿测日影以辨四方、冷热的产物，是一种原始的天文图。大圆圈表示太阳黄道视运动轨迹（实质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迹）。黄赤交角即阴阳鱼尾（23度26分21秒），由此造成太阳直射点在地球上相应地南北往返移动，称为回归运动，使地球表面出现四时季节，以生万物，所以太极曲线是生命线，太极图表示太阳回归年的阴阳节律周期。太极图中心点为北黄道极点，阴阳鱼眼则表示北赤极点。
特别值得称赞的是，苏州大学中文系束景南副教授的研究成果。据施宣圆《访谈录》介绍，束先生花了大量时间，钻研量子理论以及气功学、中医学，用最先进仪器测试气功功能态下的人脑电图，竟然就是一张活生生的太极图。古代太极图原来就是气功内景感受记录的脑电图。经过多年的悉心研究，束先生破译了中华太极图，它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张脑电图。太极图的原始起源这个神秘的千古之迹，终于在现代科学的实证基础上被揭开了，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太极图是形象的真理，更是真理的形象。真理总是极其简单明了，又极其普通、极其自然的。中华太极图非常圆满地揭示出宇宙的深刻哲理与奥妙“天机”。大千世界，从宏观天体到微观粒子，无不是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的，并且都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圆圆的太极图，一条白眼阴鱼，一条黑睛阳鱼。鱼头鱼尾互相环抱，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亲亲和和交游互回，共处于一个有机整体“太极”里。“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阴阳者，天地之大理”（《管子·四时》）阴阳之分比比皆是。诸如有与无，动与静，男与女，雄与雌，天与地，昼与夜，夏与冬，南与北，左与右，正与负，合与分，进与退，盛与衰，生与死等等。“万物皆有太极”，太极图普遍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拿地球表面来说，最大阳仪为陆地，最大阴仪为海洋，陆地上的江河湖海则是“阳中之阴”，海洋里的大小岛屿则是“阴中之阳”。太极图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人体中。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小太极。例如人的大脑两半就象太极图，有人研究人眼底视觉结构也酷似太极图。《素问》说得好：“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显而易见，太极图就是宇宙结构的全息模型，它形象地反映阴阳八卦等天地的普遍规律，“包含着极其深刻的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理。蓄义神奇玄妙，蕴理博大精深。大哉易也，斯其至也”。（《太极图说》）
无怪乎太极图备受古今中外哲人圣贤们的喜爱和青睐。著名数学家莱布尼茨赞道：“易图是流传于宇宙间科学之最古老的纪念物。伏羲是古代的君王，世界知名的哲学家，并且是中华帝国和东洋科学的创造者。”正是中华太极图，启示他发明了二进制，使他成为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先驱。大物理学家波尔则利用太极图来表述他的量子力学的互补原理，解决了微观世界中的波粒佯谬。世界上第一个登上航天飞机的华人王赣骏博士，就是戴着象征地球人类文明的太极图臂章飞向太空的。现在的韩国国旗旗徽、第24届奥运会会徽，也都采用太极图的图形。由此可见，中华古老的太极图具有巨大的科学生命力。
7.漂到美洲的东晋高僧法显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人。法显家中兄弟4人，其中3人都于幼年死亡，父母担心他也会夭折，便在他3岁时送他进佛寺度为沙弥，史称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其才识过人，世人观之莫不佩服。
佛教本源自印度，两汉时期由西域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原文化相融合。由于印度佛经基本上口口相传，不立文字，从印度传到西域，再由西域传至中原后，与传入时的印度佛教产生了差异。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65岁高龄的法显慨叹佛教传入中土后佛法戒律残缺，“欲令戒律流通汉地”，遂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北线亲往天竺（今印度）取经求律，瞻仰佛迹。第二年夏天，法显等人在河西重镇张掖与另一批西行的僧人宝云、智严等相遇，秋天到达敦煌，得到了敦煌太守李浩的供给。
穿过茫茫戈壁，法显一行又经停鄯善、于阗等西域小国西行，翻越葱岭，于公元402年进入北印度境内。在印度期间，法显获得《萨婆多众钞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等经文抄本。
公元409年冬，法显离开南亚次大陆，渡海到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在这里，他居住了两年，抄得律经四部，遂决定启程回国。公元412年阴历八月底，法显搭乘两条由大秦（东罗马帝国）回国的中国大商船，与400余名乘客同舟蹈海东归故国。他们回国的目的地是中国著名港口广州，船上携带了可够50天使用的口粮和淡水。可是，两天后，船遇大风，迷失了航向。
一行人在海上漂流了105天，所见尽是“鼋鼍怪异之属”，“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惟望日月星宿而进”，到了南海的“耶提婆国”。在此居住了5个月后，法显一行启程西归。船行一个月后，突遇“黑风暴雨”。商人船主认为此行诸多不顺的原因是由于船上搭乘了和尚，硬要将法显推入海中。多位乘客挺身而出，法显才免于一死。
经过两个多月的漂流，船上粮食、淡水耗尽，船又向西北航行12天，于公元413年5月13日到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省即墨县）南岸。从前和法显一同西行求法的先后10人，此间或半途折回，或客死他乡，或久留异邦不还，只有法显一人最终回到了祖国。法显回国后，受佛教净土宗创始人、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之邀，南下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直至逝世。有关西行事迹，法显回国后著有《晋法显自记游历天竺事》，后人简化为《法显传》或《佛国记》。
法显的身后留下了一个谜团，那就是，这个漂流百日才到达的“耶提婆国”究竟是什么地方？
《法显传》英文版的译者萨缪·比尔根据“对音法”，在印度梵文中发现了一个与“耶提婆”发音相近的地名“雅洼打帕”，然后再拿“雅洼打帕”去套法显可能经过的地方，认定“耶提婆国”应该是今印尼的爪哇。但若将“耶提婆国”确认为爪哇，则有一个问题是难以解释的：由斯里兰卡漂流到1000多海里外的爪哇或加里曼丹只需十几天的航程，而在法显的《佛国记》中记录的到万里之遥的“耶提婆国”却东航了3个半月。根据法显的记载，“耶提婆国”的信仰中“佛法不足言”，而此时在印尼一带，佛教已经流行了近700年，与史实不符，应当作为法显登陆地不是爪哇的一个旁证。
1900年前后，学术氛围活跃的法国史学界首先提出了法显早于哥伦布到达美洲的观点。从现行的世界海图看，从斯里兰卡到广州的航程是3070公里。在法显的时代，在通常三级风力的航行状况下，日航程为100海里左右，从斯里兰卡到广州单程航程约30天，即使遇到什么意外，最多50天也可到达广州，此可由法显所乘海船携带了50天的口粮作为旁证。由斯里兰卡到爪哇的距离是1800海里，在正常情况下是15天左右的航程。法显下海的时间是阴历八月，正值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季风盛期，经常发生大雷雨天气，平均风力可达五六级。法显一行遇到的是“昼夜十三日”的大风，如果法显到的是爪哇，应该在10天左右到达，而实际上却漂流了百余日。因此，“爪哇说”在里程上站不住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