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萨满舞也叫“博舞”，它的起源、早期形态、舞蹈礼仪化和佛教化，以及科尔沁地区蒙古族传统萨满舞的际遇，构成了蒙古族萨满舞历史发生、转型、变迁及化改造的全过程。
蒙古族萨满舞蹈是该民族历史的产物，也是蒙古高原萨满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在蒙古族的酋邦时期，除了部分民间萨满舞蹈还保持着原始形态的动植物等神灵祭祀特征，模仿它们的活动外，如熊舞、鹰武等，就已经相当一部分萨满舞蹈形态则向仪式化方向发展。
尤其是在蒙古民族统一阶段，自然神、祖先神、英雄神和天神等已经形成了结构相对稳定的谱系，而萨满舞的动作体系必须适应这种稳定结构，要能反映神之间的差别、神的等级、神与人之间权威性关系等，这就要求萨满舞的动作体系要高度程式化，以便能够充分演绎上述固定关系。
这时的萨满舞，其过程要严格遵循祈神、娱神、送神的每一个环节，几乎每一个动作都有严格的规范，不能出现错误，否则会引起神的愤怒，而给舞者和人类带来灾难。舞者的衣饰、法器和祭牲等必须按固定的程序出现。
元帝国建立之后，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礼乐建构活动，加速了萨满舞蹈的仪式化进程，并使之得以最终完成。《元史·礼乐一》中写道：
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然自朝仪既起，规模严广，而人知九重大君之尊，重其乐声雄伟而宏大，又足以见一代兴王之象，其在当时，亦云盛矣。
所谓“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这意味着即使在祭祀活动中也有大量的蒙古萨满文化旧俗，而最能表现蒙古帝王不朽业绩的那部分萨满舞蹈，自然有可能会保留在宫廷。但是，“朝仪既起”，萨满舞蹈也必将随之礼仪化乃至规范化。
比如1252年秋农历八月八日，登上汗位第二年的元宪宗蒙哥身穿冕服在日月山拜天。4天后，又祭昊天后土，以元太祖、元睿宗配享，过程中有萨满独立跳萨满舞。但到了1275年，元宪宗曾经于农历十二月在城东南七里建祭台，设昊天上帝、皇地位，行献礼。这时的萨满舞不再具有独立的地位，而是成为一套庞大的礼仪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被组织到这套完整的礼仪程序中。
元宪宗的制礼作乐活动，使萨满在整个国家的象征性活动中的地位发生巨大的变化，不再是整个国家象征活动的唯一中心，尤其是在祭天和祭祖的活动中，已经完全按照礼仪文化加以改造了，以体现了皇权的神圣性。
蒙古萨满的活动要按照整个祭祀活动程序的规范进行。即使在蒙古地区，皇家的祭祀活动中的萨满文化也向规范化、礼仪化方向发展。
首先，皇帝和有资格的贵族才能参与的活动；其次，整个活动中必须将天地神灵与皇帝家族的祖先神放在一起拜祭；第三，整个祭祀活动要按照严格的等级秩序进行；第四，祭祀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体现皇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第五，祭祀活动按照一套严格的礼仪程序进行。
当然，萨满舞蹈的礼仪化主要指的是与朝廷相关的蒙古贵族宗教活动中的舞蹈，而不是指所有的萨满舞蹈都经历了礼仪化的过程，尤其是蒙古高原地区的萨满舞蹈。
事实上，在蒙古地区，萨满舞蹈存在状态却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皇室的祭天地山川和祭祖萨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礼仪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在帝国早期，蒙古地区的不少萨满舞蹈、尤其是民间萨满舞蹈还依然保持着其早期的形态。
在元帝国对萨满舞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佛教的介入对萨满舞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了萨满舞蹈的佛教化。
蒙古民族在13世纪时就开始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据史料记载，1207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曾致书西藏红帽派喇嘛，邀请他到蒙古草原传教。蒙哥汗时期，蒙哥及其皇族对于基督教****佛教典礼，悉皆参加。1247年，元太宗窝阔台三子阔端在凉州会见西藏萨迦派教主萨班，随后他改信佛教。至1254年元世祖开始接触八思巴并尊其为“国师”，此后佛教在蒙古生活中的影响加大，佛教逐渐成为蒙古贵族重要的宗教活动。
佛教兴盛对萨满舞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佛教祭祀已不再是萨满舞为主要形式的宗教活动，其二是佛教还直接吸收萨满舞蹈作为佛教仪式的一部分。
随着蒙古政权退回大漠，萨满教更是重新在北元宫廷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藏传佛教在蒙古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后来阿拉坦汗遣使西藏，他本人也皈依佛教，使藏传佛教重新成为蒙古社会的主要宗教。
这一时期，藏传佛教一方面打压萨满教，另一方面改写了萨满教的自然神和图腾神系统，乃至于改写了萨满文化的祖先神系统和世界结构图示。
由于自然神、祖先神、图腾神是萨满舞蹈主要祭祀对象，所以当这些神灵被改写时，萨满舞蹈的存在也必然适应新的条件。其总的文化趋向是经受佛教的改造。
在蒙古族萨满舞蹈中，祭天、祭成吉思汗、祭火神、丧葬祭、祭敖包以及春季大祭祀等都是其重要的祭祀对象。在藏传佛教传入蒙古之前，这些活动是由萨满主持的，当藏传佛教传到蒙古并取得主导地位后，这些活动逐渐由喇嘛负责。
在这个过程中，萨满教火神祭祀舞蹈的被改造，可以比较清晰地反映萨满舞蹈遭遇佛教后所发生的变化。
首先，舞蹈所祭祀的火神神灵系统发生了变化。最初，萨满教认为火是由霍尔牟兹德腾格里点燃的；后来，为适应成吉思汗帝国神话君权的需要，萨满教不仅将成吉思汗及其家族成员加入到与火相关的神的谱系中，还把火的发源地改到成吉思汗家族的“圣山”不儿罕山。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成为元帝国重要的宗教时，他们开始改写火的神话。火神霍尔牟兹德腾格里变成了火王拉扎，是由莲花生上师所创，火由佛祖释迦牟尼点燃。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的扩张和稳定，藏传佛教僧侣彻底改革萨满教火神信仰系统，其火神祈祷文完全佛教化。
其次，伴随神灵系统、火神与人类的关系以及祭祀活动过程的改变，火神祭祀的舞蹈形态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如传统萨满祭火舞蹈由萨满主持，点燃9堆大篝火，萨满击神鼓，诵火神祭词，向“圣山”泼洒3碗奶酒，宰杀黑马祭奠，全部落的人跑在山前叩拜，然后分群依次绕9堆篝火按顺时针方向绕行成9个人圈，围绕篝火绕圈时，心中默祷，投掷各种奶制品等向火献祭，直到篝火熄灭仪式结束。
当喇嘛主持火神祭祀时，舞蹈动作发生了变化：有些萨满舞蹈动作被除掉了，如因为要在祭祀现场向火神献活的动物并通过仪式性活动杀死动物将之贡献给神灵，所以就有萨满舞蹈和部落成员跳模仿动物的舞蹈、宰杀动物的舞蹈、献祭舞蹈等。随着藏传佛教对火神祭祀的改革，这些动物祭品被取消，而改用奶油、奶酒等来祭祀火神，与这种祭品改变相应的舞蹈也被取消。
由于藏传佛教在《火神祭祷词》中还加上了“福禄”、“吉祥”、“报应”等思想内容，用藏传佛教的世界观改写、取代了萨满教的世界观，因此，即使有些萨满舞蹈动作虽然被保留着，但其风格和性质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了。从早期萨满舞蹈的激烈、敬畏向歌颂、祈求、虔诚、祝福的方向发展；同时，整个舞蹈过程加入了大量藏传佛教舞蹈动作，如祭祀佛教神灵的舞蹈、向所有的蒙古族原始神灵和佛教神灵献上哈达的舞蹈等。
总之，从蒙古民族基本统一到元王朝建立以后萨满舞蹈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可以揭示蒙古执政者为维护社会秩序而倡导的文化礼仪化对萨满舞的影响。萨满教的历史脚步正在向新的时代迈进。
[旁注]
萨满舞 萨满教巫师在祭祀、驱邪、祛病等活动中的舞蹈。萨满舞表现出原始宗教信奉万物有灵和图腾崇拜的内涵，舞蹈时，巫师服装饰以兽骨、兽牙，所执抓鼓既是法器又是伴奏乐器，有的头戴鹿角帽、熊头帽或饰以鹰翎。动作也大抵模拟野兽或雄鹰。萨满舞在祷词、咒语、吟唱和鼓声中进行，充满神秘色彩。
酋邦 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一种称谓。酋长拥有的是非强制性的权威，而非合法武力支撑的强制性的权力或暴力。在酋邦社会的决策活动中，酋长虽然可以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但是参与或者影响决策的，通常并非酋长一人，酋邦社会的决策活动多是集体性质的。
礼乐 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礼乐文明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冕服 是古代的一种礼服名称。主要由冠、上衣、下裳、舄等主体部分及蔽膝、绶、佩等其他配件相构成。古代大夫以上的礼冠与服饰。凡吉礼皆戴冕，而服饰随事而异。冕服亦是汉服的一大种类。而汉服的纹章极其丰富，周礼“以纹为贵”代表了汉文化的信仰和习俗。
礼仪 人际交往中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节是“九宾之礼”，它原是周王朝天子专门用来接待天下诸侯的重典，后来多演变为一种大众化的礼节。现代礼仪可以大致分为政务礼仪、商务礼仪、服务礼仪、社交礼仪、涉外礼仪等五大分支。
北元 是元王朝退回蒙古高原之后的政权。大元国号的废弃一定意义上意味着蒙古政权放弃了争夺中原的目标，转为立足于蒙古本身。“北元”仅代表一个时期的结束，直至1635年察哈尔部为后金所灭亡。故大蒙古国依照我国名称的划分，可划为蒙古、元代、北元、鞑靼，现一般指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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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佛教在对萨满教舞蹈进行改造的同时，佛教本身受到了萨满教的影响。在这之中，蒙古族佛教的仪轨文书，就是在蒙古族的传统萨满教文化影响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蒙古族佛教文化具体表现形式之一的蒙古族佛教仪轨文，一方面在发挥着其特定的宗教文化作用，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独特的文艺风格。事实上，蒙古族佛教仪轨文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吸收和发展了萨满教祭词、神歌的宗教功能、文学形式和审美意识，也承袭了蒙古族世俗文学祝赞词的某些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