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胜利后，不发达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新课题。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局部经验可以借鉴之外，再无任何其他先例可循，只能根据现实情况，摸索前进。
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18年春，俄国无产阶级运用“赤卫队攻击资本主义”，进一步巩固苏维埃政权，这一阶段被称之为最初的过渡阶段。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并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时期，列宁虽提出过许多极为重要的正确思想，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设想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1918年夏天到1921年初，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的思想居于主导地位。1921年春到1922年底，“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使经济落后的国家只能通过迂回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得以确立。列宁晚年，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后发展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对今天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列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试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
工农苏维埃政权中央政府建立后，首先通过和平法令，宣布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准备与各交战国签订和约；随即实行土地社会化、银行国有化、工人监督、大企业国有化等措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改善了工农地位，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本来列宁已经拟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但是从1918年3月起，英、法、日等14个国家对苏维埃俄国联合进行武装干涉。外国干涉者与国内反革命势力勾结起来，从四面八方发动进攻，占领了苏俄四分之三的土地，形成了对新生政权的包围圈。于是，苏俄除了迅速建立战时体制外，别无出路。为了对付战争，苏俄实行了以下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是：
（1）实行余粮征集制。为了保证军队、城市居民和企业工人的口粮供应，要求农民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把全部剩余农产品交给国家，农民不得私自处理，实际上是没收农民余粮和农产品。国家派大批工人征粮队下乡，强制征购农民的全部余粮和其他农产品，收购价格很低，付给农民的是不断贬值的纸币。同时，法令还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凡不缴余粮的人为人民敌人，法庭可判其十年以上监禁，没收全部财产，并将其从村社中永远驱逐出去。这一措施使粮食征购量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
（2）实行了广泛的工业国有化。即将所有工业企业，包括凡有机器动力而工人超过5人、没有机器动力而工人超过10人的一切私人企业，全部实行国有化，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
（3）禁止自由贸易，力图取消商品和货币。1918年11月21日，人民委员会发布法令取消私人贸易，并用国营和合作社的分配来供应居民的一切用品。当时，由于物资奇缺，国营和合作社供应的用品，根本无法满足居民需要，要通过集市购买或交换一些用品，投机商人倒卖产品的现象难以避免，于是苏维埃政府又封闭了所有市场，同时还打算尽快地取消货币。
（4）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扩大供给制。在工资制度方面，缩小工资的等级差别，从1919年2月起，工人的最低与最高工资额的比例为1：1.95。从1920年起，供给制范围日益扩大，实行配给品及生活服务免费制。
（5）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度。开始时，强制被推翻的剥削者参加义务劳动，后来范围扩大到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参加义务劳动，否则不供应其口粮。
本来，苏联当时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为了应急、迫于形势而采取的举措，不是自觉要搞向共产主义的“直接过渡”。但稍后，国际革命形势进入低潮以后，“直接过渡”的思想在党内逐渐占了上风，由于人们革命热情的高涨，急于求成，布尔什维克党却把它当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捷径。所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持续了两年半多时间，这与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是有联系的。这个时期，列宁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由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在国有土地上和国营企业中组织大生产，把劳动力分配给不同的经济部门和企业，把属于国家的大量消费品分配给劳动者。在分配方面，他认为，“只有粮食人民委员部同农业人民委员部一起把所有的商品都收归国有，规定价格，我们才真正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俄国建立了一个由国家实行高度集中领导的、用行政手段组织生产和分配、基本上不要商品和货币的经济体制。这正是“直接过渡”思想所要求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是特殊的战争环境下的产物，但它在内容上和实施的时间上都超出了支援战争所必需的限度。余粮收集制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一种剥夺，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工业国有化超过了应有范围和限度，造成生产管理混乱。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地方周转的堵塞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在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还可以勉强接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争一旦基本结束，由于实行这种政策而造成的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便出现了。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在苏维埃俄国，农民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的严重局面。历史表明，企图在一个小农国家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
后来，列宁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教训时，多次承认犯过“直接过渡”的思想错误。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又说，在估计到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要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1921年初，列宁在不断实践和不断探索中得出了落后国家不能“直接过渡”的结论。
客观地说，“战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策，一种体制，一种模式，在当时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环境下起过重要作用，建立过不朽功勋。但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高度来分析和认识，作为小农经济环境和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产物，它有不少弊端和局限性，特别是当战争结束后，它的局限性便立即显露出来：它脱离了落后国家的客观现实，在一个社会化生产程度很低的国家里，立即实行全面国有化，强调在组织生产、管理和分配方面建立整齐划一的统一政策和实施措施，并不能真正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外，它不顾农民的需求，侵犯了小农利益，给得到土地因而在政治上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广大农民的朴素热情泼了凉水。同时，过早实现无货币社会这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2.列宁转向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
1920年春天，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当时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但连续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三年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再加上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失误，苏俄的经济已非常困难，可以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经济危机，又迅速演变成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农村不断发生暴动和抢粮事件，农民愈来愈不愿意接受余粮征集制度，普遍存在不满情绪。1921年2月底至3月中旬，苏俄发生了历时约20天的震动全社会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甚至提出了“建立自由苏维埃！”“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等口号。列宁和俄共（布）中央从中吸取教训，认识到必须改变现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消除农民的严重不满情绪，以巩固工农联盟。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决议，决定立即废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从表面上看，新经济政策是在当时极其危急的环境中迫不得已实行的一种战略退却，实际上是列宁经过艰苦的反复的实践，终于找到的一条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然道路。新经济政策是关于如何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货币交换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的一整套完整的、系统的学说。它是以经济政策形式出现的，涉及工业、农业、商业和财经、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它的许多原则不仅适用于过渡时期，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农村中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粮食税额要比余粮收集额低，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包括自由出卖剩余农副产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来恢复工业和振兴国民经济，允许把已经没收的中小企业租借或发还给资本家等私人经营，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机制和商业来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允许通过市场进行商品买卖，通过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赋予企业一定的经营自主权。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列宁晚年对它的总结、思考，使这一思想日臻完善，概括起来讲就是一个中心：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为中心，奠定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两个中介：以商品交换为中介，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以合作社为中介，将小农经济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经济。三项措施：改革国家机关，发展文教事业，实行对外开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上，列宁的最大贡献在于深刻阐明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必须而且可能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而且可能利用资本主义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迂回”道路来发展社会主义。它的实施，标志着苏维埃俄国开始找到了一条适用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子。
新经济政策的普遍意义在于：
（1）落后国家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指出，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必然不同，这要取决于国内是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是大农业还是小农业。在达到完全的共产主义以前，任何形式都不是最终的，在方式方法方面的多样性，可以保证生气勃勃地、胜利地达到共同的一致目标。
（2）不能仅仅凭革命热情和依靠国家法令来建设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生产社会化程度低、经济管理水平低等条件的限制，不能用行政强制手段搞直接过渡，不能超越经济关系或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依靠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
（3）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将比社会主义革命更为困难、更为复杂。改造小农生产者需要一个艰苦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一二十年，甚至几十年），克服旧的习惯势力、旧的传统、旧的观念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切忌操之过急，更忌简单粗暴。要探索这一漫长历程中的“中间环节”“中间站”“过渡阶梯”以及迂回道路、补救方法和改良措施，通过进攻与退却、革命与改良、利用与限制的斗争策略来消灭资本主义，利用多种经济成分和因素来发展生产力。应该学会这样一种必要的革命艺术“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证明不合适，走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4）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必须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在小农占多数的落后国度里，不充分顾及农民的经济利益，而试图迅速地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只有寻找到农民可以接受的走社会主义的形式，才能在过渡时期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新经济政策的真正意义在于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小农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方式、步骤、中间环节和政策等。
列宁在实践的教训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和论述，从落后俄国的实际出发，作了修正和发展，改变了他原来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看法，正如他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所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当然列宁在这里讲的文化，是一种广义的文化，既包括精神文化，也包括物质文化。特别是在列宁的晚年，他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了重新审视和大胆探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3.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列宁主义最重要和宝贵的组成部分。从1922年到逝世这三年内，列宁健康状况欠佳，许多日常的政治活动被迫停止，这使他有时间和精力对苏俄这样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再探索再思考，达到了他思想认识上的顶峰。列宁关于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深化和总结，主要反映在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2月9日由他口授经秘书整理的《日记摘抄》《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五篇论文和《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有立法职能》《关于民族自治化问题》等信件中。这些论文和信件后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连同此前列宁所写的《论粮食税》《十月革命四周年》《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等文章，成为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
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主要有以下重要思想：
（1）落后国家能够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但要充分估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列宁在反驳国际国内机会主义反对和否定十月革命的言论时指出，俄国虽然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在苏维埃制度下发展生产力，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这并没有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指出，由于各国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将是多种多样的，在东方那些人口众多，社会情况更加复杂的国家，今后的革命无疑会带有更多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并不是对共同规律的否定，而是它的丰富和发展。同时列宁认为，在一个大私有制、大农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与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情形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要经过许多年，经过许多小过渡，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2）发展现代大工业，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机器大工业。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生产，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就是建设大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一定要建立起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没有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物质基础，靠先进的政治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是不能战胜资本主义的。列宁还把工业化的任务具体化为一个具有先进水平的全国电气化计划，称为党的“第二个党纲”，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一著名公式。他特别强调，由宗法制农民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没有电气化是不行的。列宁在他逝世前一年的口述文章中告诫后人，在生产率较低的水平上，社会主义是难以持久的，发展生产力不仅是经济任务，也是拯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为了实现工业化，列宁又及时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必须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加强劳动纪律，采用最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要使劳动者从个人利益上去关心社会主义事业，实行按劳分配和奖金制度，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还必须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团结和利用科学家、技术专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3）发展商品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通过长时间的实践感到，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单靠剥夺者不解决问题，国有化并不等于生产社会化。因此，在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由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中间环节，这就提出了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列宁明确指出，与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官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是幸福，国家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把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即纳入无产阶级国家的监督和调节之下，使其不敢也不能超出无产阶级规定的限度和范围。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更明确提出通过租让制、合作制、租借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此外，列宁还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文化成果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从这个意义上列宁提出了“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就是说，要依靠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通过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及文化方面的全部精华，才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
列宁还指出，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列宁认为，商业“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是全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只有紧紧抓住这个环节，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全部问题就在于“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落后国家要发展商品生产，利用商品和市场发展生产力，通过与商品生产相联系的合作社引导小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
（4）通过农业合作化，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农村和农民，列宁主张通过合作化的方式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但是，农民具有劳动者和小私有者的两重性，对他们不能驱逐、镇压，只能通过长期、谨慎的改造和教育。列宁总结了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合作社发展的经验，写了《论合作制》一文。他指出合作社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其性质和发展方向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作社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的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合作社制度使我们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在城乡广泛、充分地发展合作事业，办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就可以把俄国的小生产者吸引到合作社这种集体经济中来，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克服小生产的自发趋势，并使小生产者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里，列宁找到了在一个小农国家怎样引导小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吸引小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在政治上解决了如何巩固工农联盟，加强对农民领导的问题，在经济上解决了如何把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结合起来的问题。
（5）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对执政党的监督。俄国原来是军事封建国家，小生产占优势，没有资产阶级民主的传播。十月革命后，俄国要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直接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只能采取逐步发展的方针。针对苏维埃政权中受旧社会传统的影响而存在的官僚主义、滥用职权、办事拖拉，甚至压制民主、贪污腐化等旧思想和旧风气，列宁在他的“政治遗嘱”文章中，提出了两项划时代的任务：一是改革国家机关，发动群众参加管理，反对官僚主义；二是进行文化建设，提高工农文化水平。他指出反对官僚主义是改造国家机关的重要一环，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可恶的敌人”，“如果不进行有步骤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机构，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
至于如何改善国家机关，列宁认为要进行全民的文明建设，使公民能够名副其实参加国家管理工作；加强组织工作和法制工作，重视法治和群众监督；反对地方主义；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素质；精简机构；严格实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提高国家监察机关的威望，其中的根本措施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
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是列宁晚年十分重视的问题。首先是保持党的纯洁性，严格入党条件，清除党内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其次是发扬党内民主，建立和健全党内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再次是加强党的统一，防止党内分裂。列宁极为重视正确处理执政党和群众的关系，认为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他尖锐地指出：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最大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向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极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他非常尖刻地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脱离群众的现象，如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腐化堕落、违法乱纪、骄傲自满、不负责任等。
列宁十分强调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他坚持党的代表大会应实行年会制，尽量做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他认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原则，但同时要实行个人负责的制度。党必须有一批经过考验、受过长期教育和训练、富有才能、并能密切配合的领袖集体。但领袖不是圣人，绝对不能培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
列宁主张从严治党，纯洁党的组织。他还要明确党政职权范围，党的领导是对国家所有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干预琐碎的具体事务。
（6）开展“文化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列宁认为，文化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建设本身要求加强文化建设，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培养出各行各业足够数量的高度熟练的专门人才。在一个像俄国这样文化比较落后、文盲众多的国家内，特别需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列宁强调，通过以下两方面的实际措施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一是大力增加教育经费，要把其他部门缩减出来的款项转给教育部门。二是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要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总之，列宁在晚年关于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丰富的、深邃的、伟大的，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列宁勇于承认错误、毫不掩饰失误、知错就改的坦荡胸怀，表现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贵品质。列宁的伟大人格，是为世界上一切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所敬仰的。
列宁经过初步实践所认识的社会主义，已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从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发所论述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后来斯大林所建立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重视改革和创新的新经济政策模式，它大大突破了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