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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我是怎么进医院的呢?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仿佛死过了一次似的,动了动身子,可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浑身的骨头像散架了似的,一点也不听使唤。我这才发现胳膊和腿上都打满了绷带。死掉的记忆慢慢活了过来。我一下子想起了在砖场发生的那一幕:孙占军抡圆了一根碗口粗的棒子,劈头盖脸地朝我打来,我本能地用胳膊去挡,就听见咔嚓一声,我的胳膊像一截树枝那样断裂了,“妈呀——”我惨叫着,用另一只胳膊抱住断掉的胳膊,本能地拔腿往一边逃去,可孙占军手里的棒子比我的腿快得多,我刚迈出半步,就挨了比上次更重的一击。这次我连叫唤都来不及,就觉得那条腿像一只被突然拆卸掉的车轮子,骨碌碌地歪倒在地,胸口像被一团棉花堵住了似的,浑身无力,眼冒金星,我心里冒出一句:“孙老板,你下手真狠,我没日没夜地干活,好久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了,不就是想出来歇一会儿,透口气么?”但话没出口,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病房里还躺着好几个病人。他们床头上都吊着输液瓶,有的身边还有家人看护。不时有穿着白大褂的护士进来给他们打针送药,只有我这儿冷冷清清,无人光顾。护士们每次从我床边经过时都目不斜视,我干咳了几声,她们也不理睬我,就像我压根儿不存在似的。我沉不住气了,就喊了一声:“我的药呢,怎么不给我打针?”离我最近的那个漂亮的护士白了我一眼,她似乎听不懂我的话,什么也不说,挺着胸脯走出了病房。倒是几个病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我,一副诧异的神情。我有些纳闷,难道他们听不懂我的外地口音或我说了不得体的话么?这时,我的胳膊和腿隐隐作痛起来。我又开始琢磨自己究竟是怎么躺到医院的病床上来的。那会儿深更半夜,砖场坐落在郊外,不会有别的人看见,肯定是孙占军孙老板把我送来的。算他还有丁点儿良心,没有把昏死过去的我扔在那儿不管。可他既然把我送进了医院,就应该把我的腿和胳膊治好,我还要回砖场干活,不干活孙占军就更不肯付给我工钱了,我的儿子八个月了,我老婆还等着我寄钱回去给儿子过周岁呢,想到这儿,我心里焦急起来,就欠了欠身子,问对面病床上一个脑袋上裹着绷带的老头:“大叔,你看见我们老板来过么?”“老板?”老头愣了一下,似乎没明白过来我的话。“是呀,就是把我送进医院的那人……”老头哦了一声,用汞城本地口音说:“把你送进来的是个警察。”“警……察?”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有些发懵,瞅着那老头,又转过脸瞧瞧另外几个病人,见他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我。其中一个看上去比我小几岁的年轻人点了下头,他的头上斜裹着绷带,绷带上还渗着血,耳朵好像被人割掉了。“是,你是被一个警察送进来的。”他满脸狐疑地看着我,“你是怎么伤成这个样子的?也是跟人打架吗?”但我没有回答他。此刻,我的脑子全乱了。原来把我送进医院的不是我的老板孙占军,而是一个素不相识的警察。看来,孙占军把我打昏之后就走掉了,就像我不是给他打工的一个人,只是一条虫子。这个****的!我恨得牙齿咯咯一阵响。我琢磨那会儿我的脸色一定很可怕,对面的那个老头用小心翼翼的口吻劝慰我道:“小伙子,你一个外地人,还是别逞能,要不会吃大亏的。俗话说……”但老头没说完,那个漂亮护士陪着一个医生模样的瘦脸男人走进了病房。我眼睛一亮,寻思总算有医生来看我了。可没料到那医生劈头一句话就是:“你身上有钱吗?”“钱?”我愣了一下,一时没反应过来。

“你是昏迷着被送进来的,医院已经对你进行了及时的抢救,但你到现在一分钱也没交……”医生说。“可是……我在砖场干了快半年,连春节都没回家,一分钱的工钱还没拿到呢。”我嘟哝道,我还想告诉他,我就是被老板打伤的,但医生显然对我的话毫无兴趣,“这么说你家不在汞城?”他面无表情地说,“如果再不交医药费,我们只好……”他摊开一双像女人那样白皙的手,像电影里的外国人那样很有风度地耸耸肩,做了一个表示遗憾的手势,转过脸和那个漂亮的女护士交换了下眼色,便快步走出了病房。

我意识到了自己眼下的处境,但我六神无主,脑子里像塞着一团乱麻。我不但身无分文,举目无亲,连胳膊和腿都断了,除了躺在这床上发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过了没多久,又有两个人走进了病房。他们虽然也穿着白大褂,但一看就知道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他们是两个膀大腰圆的男人。他们走到病床前,二话不说,就一个抬我的双脚,一个抱我的脑袋,像搬运货物那样抬着我往病房外面走。我明白过来他们要干什么,一边挣扎一边叫喊:“放开我!你们要干啥?要把我弄到哪儿去?”但我的挣扎和喊叫丝毫也无济于事。那两个家伙很快把我抬出医院,扔到医院对面的马路边,然后拍拍手,扬长而去了。

现在,我像一堆垃圾那样躺在马路上了。大街上车来人往,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现在的人都很忙,谁有闲工夫去注意一堆垃圾呢。我愣了一会儿神,用一只手掌支撑着,试图站立起来,但我的身体好像重若千斤,使尽了吃奶的力气,也纹丝不动,仿佛被焊在了地上一样。无奈之余,我看见几步之外有个垃圾桶,就四肢着地,匍匐着爬了过去。我爬到垃圾桶旁边,伸手抓住,像攀援悬崖峭壁似的,颤巍巍地往上爬。我的一条胳膊和一条腿都断掉了,只有一条胳膊和一条腿能使上劲,幸好凭借垃圾桶的支撑,我的上半身终于歪歪斜斜地离开了地面,只差一点儿我就可以完全站立起来了。可兴许是我太性急了些,那只手用劲太大,垃圾桶突然哐当一声倾倒下来,一下子将我压在了地上,桶里面的垃圾稀里哗啦地砸在我身上,水果皮、旧报纸、吃剩一半的西瓜、冰淇淋盒儿、塑料饭盒什么的,像天女散花般一股脑儿落了我满脸满身。我好不容易推开压在我身上的那只沉重的垃圾桶,又去扒拉那些脏兮兮的垃圾。我的手抓住了一个饭盒。天哪,我看见了什么?饭盒里还有大半盒饭菜!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饿得肚皮都贴着脊梁骨了。我心头一阵狂喜,也不管有没有筷子,就用手抓着饭盒里还有些温热的饭菜往嘴里填。我不知道自己有几天没吃饭了,反正眨眼的工夫我就吃掉了那大半盒饭,连那饭菜究竟是什么味道也没品尝出来呢。

我正咂着嘴巴,回味着饭菜的余味时,耳边响起一声炸雷般的喝问:“你干啥呢这是?”我吓了一跳,抬起头一看,见一个戴黄帽子、穿黄马甲、约摸四十多岁的环卫工人拿着扫帚,一只手叉腰,威风凛凛地挺立在我面前,黑着脸斥责道:“垃圾桶是你掀翻的?搞破坏呀你这是!”我慌忙说:“不是,大哥,我……”

他瞪了我一眼:“你、你什么?还嫌老子忙得不够,故意捣乱啊?”他挥舞着扫帚,要揍我的样子,我下意识地用胳膊挡住脑袋,他似乎这才注意到我胳膊腿上的绷带和手指上粘着的饭渣儿。扫帚在空中停住了。“你这是……”他疑惑地打量着我,口气明显地缓和下来。“我的胳膊和腿被老板打断了,没钱治,医院把我赶出来了……”我结结巴巴地说,“大哥,你就饶了我吧!我不是故意的……”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又把目光投向马路对面的医院,然后转过脸来,态度跟刚才判若两人,愤愤不平地对我说:“你老板真够狠的,把人打成这个样子,连医药费都不管,你在哪儿做工?去找他****的算账!”这是我被打伤后第一次听见有人为我抱不平,我心头一热,可一想到孙占军那副凶神恶煞的神情,平时不知有多少在砖场打工的兄弟挨了他的毒打,连声也不敢吭,我要是找上门去,不等于白白送死吗?“咋的,你害怕?你是哪里人?”他蹙了蹙眉问。他的眉毛像被火烧过一样稀稀拉拉的。“冀县。”“冀县?哪个冀县?”“噢,隔着两个省哩。”“这么远?难怪!现在那些有钱人都惹不起,何况你一个外地人……这样吧,你去公安局告他****的!”他给我出主意说。“你还能走路吗?不能走?”他瞅着我,有些为难地搔了搔后脑勺,“我实在太忙,没工夫帮你,你看我一个人得打扫两条街呢……伙计,你自个儿想办法吧。”说着,他就拿起扫帚走开了。

是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不过,他的话倒提醒了我,对,去告孙占军那个****的!可我现在这样寸步难行,怎么去公安局告状呢?我试着用手掌和胳膊肘着地,像侦察兵那样匍匐爬行,可每挪动半步,我都感到一阵彻骨的剧痛,没爬出几步远,我已经浑身冒汗,喘不过气来了。我只得放弃了这个打算。我有些绝望。可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了吗?我不甘心。我就是在这时候想起了那个把我送进医院的警察。虽然我没见过他,但我心里早就把他当作救命恩人了。他既然能把昏死过去的我送到医院,就说明他是个好人,他肯定还会到医院来看我的;这两天没来,大概是工作太忙,等有了空他一定会来的,这样,我就能在医院门口碰上他,请他送我去公安局告****的孙占军啦。这样一想,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就拿定主意等那个警察了。

从那天开始,我像一个“蹲坑”的便衣侦查员,整天守候在医院对面的马路边,等候着那个警察。现在是五月份,天气很暖和,太阳甚至有些毒辣了,好在白天有梧桐树可以遮阳,夜里呢,在马路上露宿也不用担心被冻死,饿了就从垃圾桶里找点食物充饥,我发现垃圾桶真是个好东西,不仅有饭菜,还有面包、饼干、矿泉水、可口可乐,当然都是别人吃剩下的,但这已经足够我填饱肚子了。我就这样守候了好几天,但始终没见到医院门口出现过一个警察。后来有一天,医院门口突然一下子冒出了三个警察。我愣怔了一下,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荒唐的错误:我压根儿就没见过那位警察,怎么能认出谁是将我送进医院的救命恩人呢?看来我真是昏了头啦。我不得不改变主意,决定向巡警求助。我知道现在城市里都有巡警维护治安。他们驾驶着装有警笛和醒目的110标志的警车,在城市的各条街道来回巡查,威风凛凛,随时准备捉拿犯罪分子和救助受困者。我找他们求助不是天经地义吗?我早就该想到这一点的。接下来,我开始把目光转向马路上那些像蝗虫一样来来往往的汽车了。我对别的汽车都不感兴趣,我一门心思地等待着警车出现,盼望着人民警察把我救出苦海,帮我雪耻伸冤!就像我曾经在电视里看见过的那样。可世界上的事情总那么奇怪,你越是梦寐以求的东西,它越是不出现,好像故意跟你捉迷藏似的。我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我眼巴巴地盼望了一整天,眼睛都望酸了,却一辆警车也没有见到。到了第二天,我终于看到一辆警车从远处驶过来了,我一阵狂喜,心跳都加速了,急忙欠起身子,挥着手,大声叫喊:“警察,警察同志!帮帮我……”但没等我喊出第二声,警车就从我面前疾驰而过,一股带着汽油味儿的风卷起马路上的沙子,钻进我的嘴巴和眼里,迫使我像乌龟似的趴在地上。当我抬起脸来时,那辆警车已经无影无踪了。接连几次都是这样。有一次,警车里的人倒是听见了我的叫喊声,停住了车,一个警察摇下车窗,探出半个脑袋朝我这儿望了一眼,可当他看清楚我的模样后,却缩回脑袋,摇上车窗,警车便又一阵风似的开走了。我百思不得其解,莫非他们把我当成疯子了么?这天夜里刮起了大风,我蜷缩在那只垃圾桶旁边,睡得很不踏实,老是做噩梦,梦见孙占军挥舞着大棒对我穷追猛打,一会儿,孙占军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面目模糊不清的警察,狞笑着向我逼近,我想逃,可被打断的腿拖在地上,像灌满了铅一样,动弹不得。几条鬼魅般的黑影猛扑过来,像老鹰捉小鸡似的将我抓住了。我感觉到自己被抬着扔进了一辆小车上,然后车就开动了。我迷迷糊糊地想,他们这是要把我弄到哪儿去呢?一阵恐惧袭来,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隐约听见前面的驾驶室里传来低低的说话声:“到了吧?”“到了。”“把这个家伙扔哪儿?”“扔哪儿都行,反正他走不动路了。”接着,车停住了。我觉得这不大像做梦,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真的躺在一辆小货车上,车厢内黑黢黢的,车厢外的一片天空却已经露出了鱼肚白,看来天就要亮了。这时,车厢门哗啦一下打开了,两个人跳上来,一个捉腿,一个抓胳膊将我抬起来。我挣扎着叫嚷:“你们要、要干啥?”“干啥?”一个沙哑嗓门打了下我的脑袋:“老实点!老板没要你的小命,就算你走运啦……”于是,我又像一袋垃圾似的被抬下车,扔到了地上。那两个人拍拍手,大摇大摆地钻进驾驶室,眨眼的工夫,就开着小货车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揉了揉眼睛,环顾四周,发现这是一个拆迁过后的宅基地,到处堆满了破砖碎瓦,四周空旷无际,是一片撂荒的光秃秃的农田,不远处,依稀看到一排参差不齐的楼房,笼罩在晨雾中,影影绰绰,像是一座小集镇。这儿离汞城显然已经很远了。此刻,我终于恍然大悟过来:我是在睡梦中被人抓起来从汞城送到这儿来了。是谁指使那两个和我素不相识的人这样干的呢?孙占军!对,除了他不会有别人,他肯定是担心我继续呆在城里会给他找麻烦,就想出了这么一招。姓孙的,你的手段可真高明啊……

现在,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像我这样一个寸步难行的废人,落到这步田地,除了睁着眼睛等死,难道还能有什么办法吗?我万念俱灰,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想家的。是的,我想起了我的老婆、想起了我还没满周岁的儿子金锁,自然,也想起了我爹,金锁这个名字是我爹给他孙子取的,我爹叫铜锁,他给我取名叫银锁,我爹是希望一代更比一代强哩。我发现自己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思念他们,这样想见到他们!以前听说人快要死的时候才特别思念亲人,莫非我真的要死了吗?这么一想,我竟然哗哗流出了眼泪。我哭得很伤心,抽抽搭搭的,完全像个没出息的娘儿们。“谁?”我听见有人问。毕竟是个大男人啊,我赶紧用衣袖抹了下眼泪,朝四下张望,从宅基边一个茅草搭成的窝棚那儿走来一个老头,他胡子花白,佝偻着腰,拄着拐杖,都快到夏天了,身上还穿着一件打了好几处补丁的厚棉布夹衣,一边走一边咳嗽,“谁在哭?是宝库吗?”看来他的眼睛不大好使,快走到我面前了还没认出来。后来他总算看清楚了,“我还以为是宝库呢。”老头似乎有些失望地咕噜着,“你是从哪儿来的,哭啥呢?”我觉得他那神情有点儿像我爹,这么一想就脱口而出:“我想、想回家。”“回……家?你胳膊腿儿咋搞的?”他满脸怀疑地瞅着我,“你该不会是偷东西被人打的吧?前几天镇上有个小偷被人打了个半死呢。”他一边这么嘟囔着,一边转过身往那个窝棚走去。我平生第一次被人当成小偷,像受了侮辱似的对他大声说:“我不是小偷,我是让老板打成这样子的!”老头一听,停住了,颤巍巍地回过身来。“我的小儿子宝库也在外面打工哩。也不晓得是死是活。一年多没音讯了,”老头咕噜道,“这不,全村人都搬迁走了,我担心宝库回来找不到家,在这儿等他呢。”我再次想起了我爹。他会不会也像老头这样在等着我回家呢?“你饿了吗?我给你拿点吃的来吧。”老头说着,不等我回答就拄着拐杖回窝棚去了。没多会儿,他就端着一个发黑的大瓷碗回来了,碗里装着几个干瘪的馒头,还有一点咸菜。老头说:“我这儿没啥好吃的,凑合着吧。”好长时间没吃过像样的饭食,这对我来说已经够好的了。我毫不客气地抓起馒头狼吞虎咽起来。“宝库比你年纪小,还没成家呢。”他看着我吃东西,目光慈祥,仿佛我是他的小儿子宝库。“你刚才说啥,回家?你家在哪儿?”我一边吃东西一边说:“冀县。”他似乎没听说过冀县这个地名,重复了一句:“冀县?”我说:“嗯,冀县。”他说:“很远吧?”我点点头:“远,要坐好几天火车,中途还要转车呢。”他说:“噢,你坐火车回去?”我苦笑道:“我手上一分钱都没有,坐啥火车呀。”他说:“那你……走回去?”我摇摇头:“我的腿断了,走不动了。”他顿了一下,“那你打算……咋办?”我摇摇头说:“我不知道。”这时我吃完了东西,呆呆地望着老头:“老伯,你说我究竟咋……办?”老头不说话了,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白色的胡须在风中飘扬,上面似乎还挂着几滴露珠。老头足足看了我两分钟,然后慢吞吞地转过身,拿着那只空碗,步履蹒跚地向他的窝棚走去。我想他是不会理睬我了。这时,我的胳膊腿儿又开始隐隐作痛。地上的碎砖块硌得我很不舒服。我闭上了眼睛,脑子里浮现出去年离开家门时金锁咧开还没有长牙齿的小嘴冲我笑的可爱模样和我老婆露在衣襟外面的两只小白兔一样肥硕的大乳房,它们还在汩汩地冒奶汁呢。后来,我就听见了一阵铁轱辘在地上滚动的声音,铁轱辘声由远及近,有些刺耳。我猛然睁开眼睛,看见老头腰弓得像虾米那样,拖着一个破旧的小滑板车出现在我面前。“这是我以前拖柴火用的,现在反正用不着了,送给你吧。”他努努嘴,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试试,看用不用得上,只要是奔着家的方向往前走,再慢也有到家的那一天哩。”他说,“我只能帮你这些啦。”

就这样,我坐上老头送给我的那辆滑板车,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滑板车毕竟是老头拖柴火用的,现在一下子压上我这一百多斤,自然是不胜重负,四个小滑轮歪歪斜斜,每向前滑行一步就吱溜溜地响,听起来像老鼠叫。我用手掌当作桨,像划船那样,每杵一下地,滑板车就向前滑行一段。速度慢是慢了些,可总比我四肢在地上爬行快吧。只是苦了我那两只手掌,没驶出多远,手掌就磨破了,血迹斑斑的,后来,我就把胳膊腿上的绷带拆下来裹着手掌,这样才稍稍好受了一些。

我清楚地记得,我正式踏上回家旅程的时候是五月尾六月初,正是咱们乡下播完棉花、早稻插秧的季节,再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我仿佛嗅到了粽子的香味儿,但我今年是吃不到我老婆包的粽子啦,我在离老家千里迢迢的路途上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到家哩。我不知道冀县究竟有多远,也不知道回到家需要多长时间。我管不了这么多啦,反正与其躺在这儿睁着眼睛等死,还不如走一步算一步,只要离家近一点,我的心里就会踏实一点。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绣花针。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天上有飞机轰炸,后面有敌人的追兵,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饿了煮皮带充饥,最后终于到达了陕北,比起他们我这算个啥?还是那个好心的老头说得对,“只要是奔着家的方向往前走,再慢也有到家的那一天哩。”从那时候起,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信念:回家,回家,回家!就像《解放军进行曲》唱的那样:“向前,向前,向前!”我想起小时候学过的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着,身上就增添了一股力量,再大的困难也不怕了。

我手上没有地图,每到岔路口我就向路人打听,去冀县怎么走?也许是我的异乡口音很难懂,也许是冀县太默默无闻,经常有别人反问我,冀县是哪个省的?我就告诉他哪个省,人家这才“噢”了一声,给我指一条路,说你走这条路吧,到了某县,再往某市,过了某省城,就到了你们省挨着的那个省了。到了那个省离你们省就不远了,到时候你再打听冀县怎么走吧!听起来像绕口令。我默记下了这比蜘蛛网还要复杂的路线,坐着滑板车继续前行。我以前看见乌龟和蚂蚁在地上爬行,觉得它们走得实在太慢,我都替它们着急,可现在,我琢磨别人看见我坐着滑板车行路,也跟看乌龟和蚂蚁走路差不多。他们看我的眼神和表情的确像在看一个异类,当我的滑板车朝行人滑行过去时,还没等我开口向他们打听或乞讨什么,有人就像逃避瘟疫似的远远躲开了。这当然没啥,我现在这个样子,还顾得上别人怎么看我么?我关心的是自己每天能走多远的路,饿了吃啥,渴了怎么找到水喝,下雨时找到避雨的地方,天黑以后在哪儿的屋檐下或哪个水泥涵洞内睡一觉。这样过了一段日子以后,我发现自己的生命力越来越强,连以前总是隐隐作痛的两条腿也不痛不痒了,当然,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麻木,是彻底残疾了。但我总比那个滑板车强吧,滑板车老是出故障,不是颠掉了一块木板,就是滑轮的弹子脱落下来。滑板车一坏我就寸步难行了。这对我可是致命的打击。所以我不害怕一顿两顿没饭吃,最害怕的是滑板车出故障。一出故障我就得找人帮忙修理,这比讨饭吃和讨水喝困难多了,没人施舍我大不了掏垃圾桶、捡掉在地上的桑椹吃,到水渠边或自来水龙头下找水喝,可要找到一个能够帮我修理滑板车的人,简直比登天还难啊……

算了,不说这个啦,还是说说那个炎热的夏天吧。那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漫长、最难熬的一个夏天,比我在砖场做工时还难熬。每天的气温大概都在四十度左右,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大火炉,太阳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播撒着火焰的种子,每粒火种落到地上,就成百上千地挥发成了一座座火焰山和一片片火的海洋,阳光不是在烤人,而变成煎人了。这时候要是像孙悟空那样找铁扇公主借来一把芭蕉扇多好,接连扇几下就把它们都扑灭了该多好!我他娘的这是被太阳晒昏了头,异想天开呢,公路上的沥青都被烤成了黑色的泥浆,谁的脚板踩上去非脱掉一层皮不可。汽车轮子滚过时发出咝咝的撕裂声,仿佛被粘住了似的,我的滑板车也一样,经常像陷进了淤泥中,每前行一步我都要使出双倍的力气。唉,苦就苦了我那两只手,虽然裹着早已经分不清颜色了的绷带,还是经不住滚烫的沥青一遍又一遍的炙烤,没过几天,两只手就不像手了,就变成一对在卤水里卤过的猪蹄了。我的脸大概比我的手也好不到哪儿去,被晒得脱了好几层皮,如果用镜子照一照,肯定像阎王爷手下的牛头马面那样狰狞可怖。如果你驾驶着汽车从我旁边经过,说不定会以为碰见了鬼哩。我汗水早就流干了,汗渍和衣服粘连在一起撕都撕不开,身上的臭味儿刺鼻难闻,对面有人过来老远就捂住鼻子绕道而行。在世人眼里,我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怪物了。如果我死在公路边,一定不会有人来愿意为我收尸的。实际上,我已经好几次晕倒在公路边啦。一次是被一条野狗咬醒的,它大概以为我死了,正磨牙霍霍,准备美餐一顿的,狗连大粪都吃,它才不怕我身上的臭气呢,何况是一条骨瘦如柴、看上去几天没吃东西了的饿狗。第二次是在半夜,一场突然降临的倾盆大雨把我淋醒了,感谢这场大雷雨,它不仅救了我的命,还把我身上冲天的臭气洗刷掉不少。每次醒过来,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总是:不能死在路上,要死我也得死在家里!于是,我咬咬牙,又支撑起滑板车,像蚯蚓那样开始向前蠕动了……

我就这样熬过了那个可怕的夏天。我不知道在路上度过了多少日子,反正从逐渐转凉的气温和路边的枯枝败叶看出,已经到了秋天啦。这样不冷不热的气候正好让我加紧赶路。每走过一个地方,我就从路边捡起一粒石子儿装进口袋,这样不至于记错我到底前进了多远。我的口袋里已经有了三十三粒石子儿,掐指一算,我已经过了二十六座小镇、五个县城和两个中等城市。每到夜晚我停下来歇息时,我就翻来覆去地数这些石子儿,每数一遍,我就会更有信心,心里更踏实一点,仿佛那不是石子儿,而是一粒粒闪光的金币。现在,我又来到了另一个城市。也就是说,我的口袋里又可以增加一粒新的石子儿了。平心而论,以我现在的情形,我宁愿在空荡荡的公路上踽踽独行,也不喜欢在熙熙攘攘、人群如潮的城市经过。如果有办法,我真想悄悄地绕开城市,我不想打扰那些忙忙碌碌的城里人;当然,他们更不愿意被我打扰。我知道他们都用一种怎样憎恶的眼神看着我,就像看那些沿街乞讨的乞丐。但我现在不是一个乞丐是啥呢,我甚至比一般的乞丐还要糟糕、还要面目可憎,不仅马路上的行人,就连那些以在城市里乞讨为生的真正的乞丐也不屑与我为伍呢。那天,我来到了一家大型商场门口。这恐怕是那座城市最大的一家商场。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拎着大大小小购物袋、喜气洋洋、脸上挂着幸福表情的人。这样的欢乐景象在我老家赶集时也出现过。赶集的日子是我们乡下人的狂欢节啊。小时候,爹领着我去赶集,成家后,我陪着我老婆去赶集,有了儿子以后,我将来也要领着他去赶集。不管你有没有钱,哪怕你身无分文,只能用自家收获的土产换一些农药化肥,或者只是在集市上逛一圈,也会感到一种踏踏实实的幸福。在我们乡下的集市上,钱不是丈量幸福感的惟一尺度,而是每个人都有的权力。但是在城里的商场呢,幸福感是由那些大大小小的购物袋填充起来的,像气球一样,吹得越大越引人注目,越值得骄傲,否则,你不仅不会有丝毫幸福感可言,就连进出商场的勇气和权力也没有,就像我现在,别说走进商场的大门,即使想在外面人行道上逗留一会儿,也立马被商场保安驱赶得远远的。他们怕我向行人乞讨时有碍观瞻,影响顾客们购物的热情和兴趣。商场门口的乞丐的确很多,但他们不像我行动不便,相反的他们行动敏捷,身手不凡,一个比一个顽强,充满战斗精神,刚被赶开一会儿又重新向商场聚集过来,像一块牛皮糖,一只永远打不垮的铁军。他们显然是一些长期在商场门口行乞、久经考验的职业乞丐。而我不是,我只是一个离开了滑板车就寸步难行的过客,最大的愿望只是讨一口饭吃,然后匆匆赶路。我已经足足两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了。肚子里再不填点儿东西,我就永远走不出这座城市了。但通往商场的必经之路都被那些职业乞丐占据了,压根儿没有我的立锥之地。我只好来到附近的天桥下,从马路对面进入商场的人必须从这儿经过。在天桥下面乞讨的大都是像我这样行走不便的残疾人。我想,我终于找到自己的同志了。我在天桥下摆开了乞讨的架势。“行行好,给我点吃的吧!”我对每一个从我面前经过的人说。“我快要饿死了,请给我一点吃的吧!”为了讨好他们,我一遍又一遍地叫“大爷大妈”、“大伯大婶”、“大哥大姐”。我甚至对小孩也这样叫。但没有人理睬我,每个人都步履匆匆,目不斜视,充耳不闻,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我的嗓子都快哑了,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真的支撑不下去了。这时,天桥上面走过来两个人,他们都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有一个还戴着眼镜,像个知识分子,其中的一位手中还拎着一个塑料袋,像是在餐馆里吃完饭打的包。一边走路还一边低声交谈,像在讨论什么严肃的问题。我觉得重新看到了希望。“大哥行行好吧,我的腿断了,两天没吃东西了,可我想回家,你们可怜可怜我吧!”我多说了几句,因为我知道这些读书人是通情达理的。我满怀希望地向他们伸出了那两只像酱猪蹄一样的手。他们果真停住了脚步,在我面前站下了。他们漫不经心地看了看我,又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其中的一个扶了扶眼镜框,对同伴说:“你相不相信,这个残疾人肯定是假的!”另一个说:“何以见得?”戴眼镜的哈哈一笑:“前天我还在报纸上见过,这种假扮残疾人的乞丐多啦。不信咱们打赌?”“好吧,谁输了谁今晚请客洗桑拿。”“好,一言为定!”戴眼镜的说着,对我招了招手:“喂,你不用装了,站起来吧,我给你吃的。”我愣了一下,嗫嚅道:“我是真的……”我没说完,他就不耐烦地打断了我:“什么蒸的煮的,你这一套骗不了我,我有个朋友写了篇文章,就是专门揭露你们这套伎俩的。”我哭丧着脸对他们说:“两位老师,我的腿真的坏了,要是我骗了你们不得好死……”另外那个人对我晃了晃手中的塑料袋,用充满诱惑的语调说:“你不是要吃的吗?站起来瞧瞧,我把这些好吃的全给你,里面有甲鱼,还有海鲜,让你好好开个洋荤。”本来我心里觉得有一种受辱的感觉,但他这句话使我心动了,我不由自主地瞧了瞧那袋东西,似乎嗅到了某种我从未闻过的香味儿。我的肠胃又在肚子里咕咕叫了起来,似乎在鼓动甚至命令我:站起来吧,否则我们就要罢工啦!我横了横心,决定为了我那该死的肠胃而战了。可是我怎样才能站立起来呢?我试了好几次,额头冒出了一串串汗珠,可身体仍然一动不动。“老师,帮我一下吧!”我对他们央求道。“帮你?别演戏了,快点站起来吧,我们还有事哩。”两个人挤眉弄眼地说,像在观看杂耍表演。后来我只得想了个办法,将滑轮车滑近天桥护栏,用手扒着栏杆,这样,我的上半身终于一点一点地离开了地面,那两条快要愈合的断腿此刻似乎又重新断裂开来,一阵发自骨髓的疼痛让我差点儿叫出声,我咬紧牙关,总算勉勉强强站立起来了,身体像筛糠一样抖动着。“怎么样,他站起来了吧?哈哈,你输啦!”我听见那个戴眼镜的兴高采烈地说。但就在那一刻,疼痛和饥饿使我眼前突然一黑,一只手没抓紧栏杆,整个身子便像石磙那样骨碌碌地栽倒在了地上。笑声突然从我耳边消失,整个世界也从我面前消失掉了。有什么东西扔到了我的身旁,我还听见扑哧一响,大概是饭盒内的汤汤水水扑溅出来了,有一滴还落到了我的嘴唇上。老天啊,多么美妙的香味!我不顾一切地伸出手去,将塑料袋紧紧抱在怀中,像捞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走出那座城市,就进入另一个省份了。我想,再过一个省,我就到家了。虽然只不过走了整个路程的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二,可我仿佛看到胜利在望,我老婆正站在村口远远地向我招手哩。我知道自己太性急了些。但冬天比我还要性急,秋天似乎还没站稳脚跟,它就携带着刺骨的寒风急吼吼地降临了。一天早晨,当我在公路边一个干涸的水闸底下被冻醒过来时,发现盖在身上的破麻袋硬邦邦的,落了一层白花花的严霜,北风从一望无际的旷野上呼啸而过,飞沙走石,仿佛一群响马强盗,摇撼着光秃秃的树枝,发出沉闷生硬的钝响。天空低得像一堵快要塌陷的城墙,一看就知道要下雪了。我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可以栖身取暖的地方,否则非得活活冻死不可。

我终于在下雪之前躲进了一座紧傍着公路的破砖窑。砖窑的大半部分已经塌陷,只剩下了一个窑洞,看上去废弃很久了,离最近的村子大约有一公里远,四周是刚刚播下种子不久的小麦地,杂草丛生,异常荒凉。小时候,我们村子附近也有这样一个废弃的砖窑,每到冬天,那些无家可归或来不及赶回家的乞丐就躲进去,把砖窑当成了临时的家,在里面生火做饭,有滋有味地过起了日子,有的甚至一猫就是整整一个冬天呢。我住进窑洞后的当天夜里,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就接踵而至了。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睛时,看见大半个窑洞口都被雪封住了。外面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可窑洞内真的温暖如春,我身上虽然只穿着几件薄薄的夹衣,晚上睡觉也只盖着一层稻草,可一点也不觉得冷。我在窑洞里差不多呆了整整一个星期。厚厚的雪封住了所有的道路,使我没法去附近的村庄要饭,我饥饿难耐,只好用雪水合着稻草往肚里咽。稻草吃多了,不容易消化,嗓子发干,肚子鼓胀鼓胀的,像个气球,老是打嗝。我爹说三年灾害那时候他也曾经吃过稻草,还落下了打嗝的毛病,至今一到冬天就嗝声不断,我娘就是那个时候饿死的。我即便不饿死,也说不定会落下我爹一样的毛病哩。我在砖窑里猫了多久?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我在饥寒交迫中整天昏昏欲睡,只差一口气接不上来,就是个死人了。再猫下去,我大概就永远走不出这个砖窑啦。我想,与其在窑洞里待下去饿死,还不如在路上冻死呀。后来,我就拖着软绵绵的身体,像个土拨鼠似的钻出窑洞,划着滑板车重新上路了。我是从沿途此起彼伏的爆竹声,知道春节已经来临的。我想起远在家中的老婆、儿子和我爹,也不晓得他们今年过年是咋样过的。他们吃上像样的团年饭了么?是不是还在眼巴巴地盼着我带钱回家过年呢?我这样想着,一阵黯然神伤,眼泪不知不觉就掉下来,在结着厚厚牛皮凌的地上砸出了一个洞。天黑时,我才来到一座县城,迎面碰上了一个驼背的乞丐。他背着肮脏的鼓鼓囊囊的大布袋,手里的大搪瓷缸冒着热气,一股香味儿扑鼻而来。看那副喜气洋洋的神情,就知道他一定收获颇丰。“过年了,你知道么?”他老远就兴高采烈地对我招呼道,“我今天可是吃了好几餐啦,你呢?”他说着打了个响亮的饱嗝。我说:“我还没吃一顿像样的饭呢。”他说:“每家餐馆的年饭剩下不少,服务员也懒得收拾,这不,我的袋子都装满了。”他拍了拍身上的袋子说,“你快去吧,要不就都让狗吃啦。”

感谢那个驼背乞丐,我很快找到一家门口挂着大红灯笼的餐馆,将服务员准备倒掉的剩饭剩菜要过来,除了饱餐一顿,还带了一大塑料袋东西,都是我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好饭好菜,足够我在路上从初一吃到十五,过一个像样的春节了。

当春天的第一缕阳光穿透厚厚的云层,照射到开始解冻的大地上时,我从路边的水洼里照见了自己的影子,不禁吓了一跳:水洼里映出一个披肩散发、面黑如炭、男女不分、鼻子眉毛也分辨不清的人,乍一看,这哪里是个人,分明是个鬼嘛!

屈指一算,我在路上已经度过了三百三十五天,只差一个月,就整整满一年了。我离开汞城时初夏将至,而现在正是阳春三月,公路两旁的柳树枝条上绽出了嫩绿的新叶,一派春光明媚、郁郁葱葱的景象。我口袋里的石子儿增加到了八十二粒,但我不知道还需要装进多少粒石子儿才能到家。在经历了一路上饥寒交迫的煎熬之后,我的心情早已不像当初那么性急,而越来越变得听天由命了。我想只要自己还活着,无论多久,总有到家的那一天,急有啥用呢?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碰上罗新文的。那会儿,我正在鹤城的一个广场上打盹,划了一天的滑板车,我浑身酸痛,打算在这个绿草如茵的广场上歇口气,过一夜再继续赶路。但我刚合上眼就被人叫醒了:“朋友,借个火!”我抬起头,见一个差不多像我一样蓬头垢面的年轻人凑过来,手里拿着大概是地上捡来的半截香烟。“我不抽烟,哪来的火?”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把脸重新埋到膝盖上,又要睡觉了。但他毫无走开的意思,在我旁边一屁股坐下来,问:“听口音,你是……冀县人?”我不耐烦地嗯了一声。“我也是冀县人,咱们是老乡呢!”我抬起头来,半信半疑地瞅着他:“真的?”他嘿嘿一笑:“我是罗家湾的,你呢?”听起来,他的口音的确跟我一样。罗家湾距我家只隔着两个镇呢,这是我近一年来在路上碰上的第一个老乡。我真像遇见了亲人那样,心里格外高兴,满脑袋的睡意全跑掉了。聊了一会儿,我们很快像朋友那样熟悉起来。他叫罗新文,才二十五岁,比我还小两岁,他说他今年春节后离家到山东做天麻生意,本来赚了几千块钱,可他在去邮局往家里汇款时,半途上遇上了打劫的,身上的钱被洗劫一空,连吃饭的钱和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如此说来,我们正是一对难兄难弟了。但罗新文比我幸运的是,不像我这样胳膊腿都被人打断了,他好赖还四肢健全呢。“你就用这个破滑板车回家?”他满脸惊奇地打量着我,“这得猴年马月才能到家啊!”我苦笑道:“我走了快一年了,大不了再用一年时间吧。”他撇撇嘴巴:“嗨,这是何苦呢,跟我一起扒火车吧!”他见我不大相信,就拍了拍胸脯,“你不信?我前天从枣庄上的一列运煤车,这不,今天早上就到鹤城了。”他还说,下午有一趟往冀县方向去的货运列车,“我包你用不了两天就到家啦。”

我被他说得心动了,我想:要是早点碰上罗新文,我该少吃多少苦头啊!

天黑时分,罗新文用一根绳子拴住滑板车,将我拉着,偷偷摸摸、七弯八拐地溜进了货运火车站。站台上空荡荡的,只停着两列闷罐火车。趁四周没人,我们像两个游击队员那样悄悄爬上了其中的一列火车。我是让罗新文连抱带塞地送进车厢的。车厢里装满了集装箱,剩下的空间刚好容纳下我们两个人。也不知道里面究竟装的是些啥玩意儿。罗新文刚要把滑板车扔掉,我急忙叫住了他。“这个破东西还有啥用,还舍不得扔掉?”也不知道为啥,我坚持要他把滑板车递给我,放到屁股下坐着,才觉得踏实了些。我见罗新文满脸疑惑地看着我,就冲他笑了笑:“咋说呢,大概是这一路上习惯了吧!”

天黑后不久,火车哐当一声,就开动了。从火车开动的那一刻开始,随着火车富有节奏的摇晃,我的心像长了翅膀一样扑腾着飞了起来。这一年来在路上吃的苦头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甚至忘掉了对孙占军的深仇大恨,忘掉了已经残疾的胳膊和腿,又变成了一个四肢健全、身强力壮的正常人。我要回家了!我喃喃道,一股难以言传的幸福之感,骤然间潮水般涌上心头,仿佛要将我淹没了……

罗新文说得没错,三天后我就回到了家里。我划着滑板车进了村口,远远地,看见我的老婆和儿子站在家门口迎接我。我的儿子金锁已经会走路了,他迈着一双胖嘟嘟的小腿向我奔来,一边咧开小嘴巴对我笑呢。不知道哪儿来的一股力量,我竟然从滑板车上站起来,伸开双臂,紧紧抱住了我的儿子。我老婆不声不响地站在一边看着我们父子俩亲热,当我把目光转向她时,发现她头上戴着一条白孝巾。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左右瞧瞧,急切地问:“爹呢?怎么没见我爹?”我老婆眼圈红红地看着我,低声说:“这一年多不知道你的音讯,我们都以为你不在人世了,爹他……”我脑袋嗡地响了一下,突然泪流满面,刚刚站立的身体摇晃了两下,像一堵墙那样倒了下去……

这时,我听见有人大声叫我:“你快醒醒!”我猛然睁开眼睛,愣怔了片刻,发现自己还躺在火车上,我大概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夜,或者更长时间,谁知道呢,反正车厢内黑黢黢的,我和罗新文都没有手表。火车似乎停了,罗新文两腿跪着,扒着车厢门正在往外面张望什么。“你快来看!”他语气有点急促地说,“他娘的,我们好像坐错车了,怎么来到了汞城?这不是你被人打断腿的那个城市么?”

我一听,急忙爬过去,贴着车厢门朝外望去,果真看见了“汞城站”三个醒目的大字。

天哪,我们真的坐错方向了。

在路上爬行了一年之后,我像驴拉磨一样,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我浑身无力,抱着滑板车坐在车厢里,一动不动,像被雷打痴了似的。我听见罗新文在摇晃我的肩膀:“你脸色好吓人,你怎么啦?”半晌,我才艰难地直起身体,喃喃道:“我不是已经回家了么?”我抓住罗新文的手,带着哭腔问,“你说,是我刚才做了一个梦,还是……我这会儿正在做梦呢?”

我不知道是在问他,还是在问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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