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的处世原则，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正确把握自己，所谓的“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就是讲的这个问题。如果身居高位，不会萌发骄纵之心，不会狂妄自大，而会更加约束自己，谦以待下；如果身居卑位或者作为一介平民，也不会坏怨恨之心而滋生悖乱之行，而会恪尽职守，做好分内的事情。
因为深谙此道的人，对地位的高低根本不介于怀，又怎么会有骄纵和怨恨之心。“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一语，是儒家一贯倡导的处世原则，也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思想，反对以消极的态度为人处世，所以当政治清明之世，会把所获的大道进行弘扬，以教化他人，使道大行于天下；但是，当国家无秩序，政治昏乱之时，无法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便会独善其身，勉力修行至道，免遭祸患以保全身体。
不过，这里所谓的“明哲保身”绝非只为苟且偷生，而是留有用之身，等待机会来时行道之用。
可见能遵循中庸之道的君子，无论处于尊位卑位，还是在治世乱世，都可以达到适得事理之宜的境界。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建立一个典礼完备、政通人和的大同社会。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的理想，孔子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鲁国贵族季平子对孔子的渊博学识非常崇拜，同时也很赏识孔子的为人处世，他让孔子担任过委吏和乘田吏。季平子去世后，他的儿子季恒子也对孔子以礼相待，并向鲁定公举荐孔子为官。
在季恒子的举荐下，鲁定公任命孔子担任了中都宰的职务，即是中都这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孔子带着弟子们走马上任了。
在行使权力之前，孔子给弟子们上了从政的第一课，主要内容是讲治国的根本。他告诉弟子们，治国的目的就是要使百姓们都富裕起来，这是顺天命，依民意的根本。等百姓都富裕起来之后，再教化他们，使百姓文明有礼。
孔子还告诉弟子，如果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感激和回报为政者。孔子郑重地告诉弟子：要管理好百姓，必须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狂奔的马，时刻有绳断翻车的危险。
走马上任之后，孔子带领弟子走村串户了解民情，在充分了解了情况后，孔子制定了一整套整改的措施，着重于改良社会风气，提倡节约并革除奢侈恶习。
在具体施行时，孔子力行中庸之道，不做过激的事，不走极端，处理政务合法合理，着重于长远的功效。
孔子号召社会重视教育，并采取实际行动。他让弟子们晓谕中都民众：少年人要送去修学，在4个乡各添设一个乡校，贫寒人家的子弟也要上学去；青壮年不能游手好闲，要掌握一门技能，趁年轻力壮成家立业；年纪大的人，要叫他们保养身体，叫他们加强修养，以减轻晚辈的负担和压力。
当时鲁国有一个以贩羊为业的商人沈犹氏，他用便宜的价格买进羊之后，就把大把盐粒掺杂在草料中，羊吃了掺有盐粒的草料总想喝水，一只羊因为口渴不停喝水，能增重十多斤，这个奸商趁着羊喝水喝得肚大腰圆时，赶快卖出羊获利。
买羊的人发现，买来的肥羊不出几天就一命呜呼了。对这种奸商如何治理，孔子听取了颜回的意见，让颜回写了告示。
颜回写的告示，要求公平交易，不准欺诈，特别是不准卖灌水羊。这个告示贴到大街上，还特别在奸商沈犹氏的家门口贴了一张。沈犹氏一看情形很紧，就不敢再卖灌水羊了。
自从沈犹氏贴上告示后，让沈犹氏没想到的是，他的生意反而比以前好了。原来人们在他家门口看了告示，知道他不敢违抗禁令，就放心地到他这里来买羊了。沈犹氏没想到不做假反而能赚更多的钱，从此以后，他以身作则，还告诫同行要诚实做买卖。
当时，中都这个地方流行奢侈浪费摆阔气的不正之风。慎渍氏是当地一个大富翁，吃穿都很讲究。他的儿子娶媳妇，慎渍氏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大气粗，竟然模仿太子大婚的气派搞铺张浪费，这样做既不合礼制，也助长了社会上摆阔的不良风气。
慎渍氏正在家中听戏，家仆来报告说，有人来访。慎渍氏不知是谁，就叫人请了进来。不一会儿，来访之人被带到慎渍氏面前。慎渍氏一看来人，吃了一惊，忙整理一下衣服，正襟危坐起来。原来，来人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长得膀大腰圆，一脸肃杀之气。
子路见了这位富甲一方的慎渍氏，拱拱手不紧不慢地说：“最近边境上不太平，您富甲一方，理当为国分忧，中都宰的意思是想请中都地方富绅出钱，穷人出力，加强练兵，劳烦您捐助一些练兵费，数目已经议定好了，我三天后过来取。”
子路因为身材高大，勇力过人，在拜孔子为师之前已经大名鼎鼎了，谁都知道子路很凶悍刚强。慎渍氏毕恭毕敬地把子路送出了家门，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慎渍氏托人为他说情，承认自己以前奢侈炫富的错误和造成的不良影响，保证以后再也不放肆张扬、铺张浪费了。
对慎渍氏的处理方法，孔子的一些学生提出了异议，说：“老师，您总是说人要正直行仁政，可是对慎渍氏的做法，是不是有机变欺民之嫌呢？”
孔子说：“对守法的良民要正直无私，然而为了一方整体的利益，对肆意妄为的恶人是无法机械地实行仁政的，机变有时候有杀一儆百的功效，没有别的良策的时候，偶尔也可一用。”
孔子凭着一颗仁爱的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行事不走极端，最终使百姓的生活有了提高。
孔子主张治国的人只有遵循中和的大道，才能使社会有秩序，有礼仪，才能惠及世上万物，使万物都得到恩泽滋润。
季恒子的儿子季康子做了鲁国的正卿，他经常向孔子请教治国策略。一次，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内猖獗的盗贼时，孔子一阵见血地说：“如果为政者不贪婪，多奖励百姓，百姓生活富足，就不会去干鸡鸣狗盗的事情来的。”
季康子气恼地说：“犯法的人应当受到惩罚，我一旦抓住他们，决不轻饶，要把他们斩首，杀一儆百。”
孔子应对说：“一个合格的治国者，是不用杀人的，国家有道，治理有方，盗贼们恐怕也会弃恶从善。国家无道，治理混乱，靠杀人维持社会秩序的话，恶人丛生，啥也杀不完。”
孔子历来主张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他为了纠正季康子理解上的偏颇，又说道：我之所以倡导以德治天下，是因为那才是大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废除刑罚。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因而还需要刚柔相济。政治过于宽柔，百姓可能会懈怠；政治过于威猛，百姓会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就应当放宽一些。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才能达到政通民和的大治境界。
孔子正是在这样的中庸之道的指导下，提倡推行自己仁政的，后世许多管理者都秉承了孔子的这种主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孔子为官期间，顺应民意，实行仁政，为当时中都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事实说明，一个真正有力量的执政者，并非恃强凌弱，处处显摆自己的强大，而是对人温柔仁慈。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其他有生命的东西，都要“宽柔以教”，不要轻易使用暴力，不要轻易动“杀伐之气”。正因为具有温柔宽和的特质，才会“得道多助”，使得自身更加强大。
【旁注】
周文王（公元前1152年～公元前1056年），姬姓，名昌，季历之子，侯爵，周王朝奠基者。其父季历死后，继承西伯之位，故又称西伯昌，共在位50年。在位期间，收附虞、芮两国，攻灭黎、邗、崇等国，建都丰邑，即今陕西西安，为周武王灭商奠基，传《周易》为其所演。去世后葬于陕西咸阳周陵。
鲁定公（公元前509年～公元前495年），姬宋，春秋诸侯国鲁国君主之一，鲁国第二十五任君主，在位15年。鲁定公曾于公元前500年在孔子的陪同之下参加齐鲁的“夹谷之会”。在夹谷之会期间，孔子辅佐鲁定公，谴责齐国越礼，并从齐国手中讨回了汶阳之地。
乡校 古代地方学校。西周时期特指六乡州党的学校。孔子曾经在中都设置4所乡校，鼓励青少年到这里学习，这是很有意义的培养人才的举措。当时的人们也常常到乡校中议论政治，发表自己的看法。孔子对子产不毁掉的做法曾经明确表示赞同，由此可见孔子悟透了治国与治民的个中奥秘。
颜回（公元前521年～公元前481年），字子渊，春秋末鲁国曲阜人。颜回14岁时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之。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历代执政者封赠有加，无不尊奉。
太子 指已确定继承帝位或王位的帝王的儿子。周时天子及诸侯的嫡长子，或称太子，或称世子。秦时沿袭。汉天子号皇帝，故其嫡子称皇太子。金、元时，皇帝的儿子亦称太子。明以后皇帝之嫡子称皇太子，亲王之嫡子称世子。
正卿 春秋时部分诸侯国的执政大臣兼军事最高指挥官，集上卿兼执政卿于一身，权力仅次于国君。也有部分诸侯因政体不同，未设正卿一职。由于正卿为要职，终身执掌一国之命脉，权臣代替国君发号施令，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卿结党、擅权、废立、弑主、叛国之事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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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康子当鲁国正卿的时候，鲁国公室衰弱，以季氏为首的“三桓”势力强大，季氏宗主季康子位高权重，是鲁国的权臣。当时的鲁国，在齐国和吴国两个大国的夹缝里生存，处境很危险。季康子任用孔子的弟子冉有，击退了齐人。公元前484年，季康子迎接孔子回国，至此，常年奔波在外的孔子得以回国。
孔子虽然看不惯季康子的飞扬跋扈，但在季康子向自己请教治国之道时，还是耐心地指教他。这对当时路过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