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匈牙利~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start a new life， we always have to stay the former life.
我们永远无法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永远只能把以前的生活继续过下去。
【获奖理由】
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的痛苦经历进行了深入的刻画，而其自传体文学风格也具有独特性。
【名人小记】
凯尔泰斯·伊姆雷（1929—）
文学家的作品都与其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息息相关。20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出身和经历更是对他的写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瑞典学院评价他：“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
1929年11月，凯尔泰斯·伊姆雷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经营木材生意，母亲是个普通职员。虽然家庭对犹太文化已经淡薄，但是他却没有逃脱“犹太”身份带给他的厄运。1944年，14岁的凯尔泰斯被投到德国纳粹设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然后又被转到了德国境内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盟军在德国境内开始全面进攻，4月份，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的犹太人获得了盟军解救。凯尔泰斯·伊姆雷回到了布达佩斯。在集中营中度过的将近一年的光阴，让凯尔泰斯亲身经历了德国纳粹集中营的悲惨生活，残酷的杀戮成为他挥之不去的记忆。
1949年，凯尔泰斯在《火花》杂志担任记者，又做过工人、小职员等，后来应征入伍，服过两年兵役。1953年退役后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凯尔泰斯整整花了十三年的时间写成了他“命运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命运无常》，1988年和1990年，凯尔泰斯相继出版了“命运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即《惨败》和《给未出生孩子的祈祷》。除了小说，凯尔泰斯的主要作品还有日记体文集《船夫日记》及《另一个人》，思想文集《被放逐的语言》。
可以说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贯穿于凯尔泰斯的作品之中，那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经历和痛苦回忆，更是值得所有人能对那段历史作出深刻的反思。
《命运无常》后来还被搬上了荧幕，为了不歪曲故事，凯尔泰斯亲自改编剧本。“我自己经历了大屠杀，我不能允许用这个题材来哗众取宠。”在他看来，“一部政治电影，它是关于一个灵魂成长的道路，讲述一个人是怎么变成一个数字的。”这种对人性关怀的高度责任感和认真的态度才是他获此殊荣的最重要的理由。
【内容梗概】
命运无常，但是人有时候也有着连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坚强。纳粹集中营，虽然时隔久远，但直到今天，这个名字依然会让听到的人不禁胆寒。即便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痛苦，也能想象那里是怎样的人间炼狱。那里的“囚犯”所受的苦难跟我们想象的比起来，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作者笔下的小主人公，却选择坦然地承受这些苦难。他不觉得这一切有什么不应该，也许生活就该如此。在艰难、痛苦的生活里，依旧存在着点滴的快乐。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
我们都没有在集中营里生活过，但，只要我们活着，就一定会经受生活带来的苦难。而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放弃生活，心甘情愿地去品尝生活所带来的酸甜苦辣。
【精彩赏析】
如果我们肯回头望望历史或者睁大双眼去看看眼前的世界，就会发现“人生而平等”这句话是多么的空泛而且难以实现。有些道理是讲不清楚的，有时候人类的某些思想和做法本身就莫名其妙。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纳粹主义极力推崇的“退化人种”和“低级人种”的理论。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树立一个‘病态种族’的敌人，以颂扬自己是‘最上等的民族’”。他们采用多种手段来识别犹太人，要求他们按照“法律”起名字，护照上都盖上大写字母“J”，从1941年开始，犹太人的衣服上都戴着一颗犹太民族的标志——黄色六角星。1942年，他们又要求所有犹太人家庭的家门口挂一颗黄色六角星。
一个名叫久尔卡的小男孩快步走在破败的街上，他的外套上就有那么一颗黄色的六乘六厘米大小、颜色鲜艳的黄色六角星。他不断地把被风吹开的衣服拽到胸前，顾不上街边到处张贴的《犹太人管理法》的公告，有些匆忙的赶着路。他今天没有回家，而是要赶回家里开的店铺，他向老师请了假，因为他的父亲要被征去服劳役。
回到家中，久尔卡与父亲和继母吃了一顿不同寻常的午饭。无论怎样，他也能感到一种悲伤地氛围而没有什么胃口。晚上，亲戚、邻居、好友都来给父亲送行。惶恐不安的祖母、悲痛的祖父、忧愁的继母和讨论局势的朋友们填满了久尔卡的家。斯泰奈尔和弗莱什曼老伯也来了，他们在久尔卡心中简直是两个童话人物。他们性格和外形迥异却又像是不能分开的搭档。“‘老伙计，只管低下头，’斯泰奈尔老伯安慰道，‘永远不要丢掉我们的沮丧！’”当时的久尔卡一定是不能完全理解这么富有哲理的话。那些最简单却最深奥的道理往往不需要大哲学家解释，最普通的百姓不经意地就会脱口而出。因为生活，是最棒的老师。
客人走后，父亲来与儿子告别，他凌晨就要出发了，不想第二天一早就叫醒久尔卡。他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要嘱托儿子，可却一直紧紧地抱住儿子不说话，久尔卡也忽然泪如泉涌，但他也说不好眼泪究竟从何而来。也许父亲看到他的眼泪会舒服一些。
久尔卡的亲生母亲美丽华贵，她劝儿子与自己一起生活，而久尔卡不愿意背叛父亲，他不想在父亲服劳役的时候悄悄溜走。后来，他拿到了一个让他有些骄傲的通行证，有了这张通行证久尔卡就有了一份工作，而且可以享受更多的权利，保护他的安全。
久尔卡去安娜玛丽亚家做客，开门的是女孩的弟弟。安娜玛丽亚不想玩牌，她一整个下午都在想衣服上的黄色六角星，就是这个小小的标志，让自己被排斥、被痛恨。可是久尔卡却认为，他们憎恨的既不是自己也不是安娜玛丽亚，他们并不是憎恨某一个人，而只是在“泛泛地憎恨”，憎恨一种观念，憎恨“犹太”。但是他们犹太人的身份是不能改变的，这让女孩感到痛苦，而久尔卡在劝解女孩时第一次产生了一种与羞耻相似的感觉，可那些黄色的六角星，原本可以没有任何特殊的含义。
在上班的途中，久尔卡乘坐的汽车被拦下，警察将犹太人赶下了车。久尔卡以及他的伙伴们，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拘捕了。不只是他们，拘捕他们的警察也是稀里糊涂的，他只是在等待命令、执行命令。在收到下一个命令前，为了打发时间，警察甚至还和孩子们玩起了游戏。监工来找警察要人，但是警察不能违抗命令，双方为此大吵了一架，可他们还是被扣留在警察那里。警察终于接到了下一个命令，他们押送着这些“犯人”到上级机关去。在路上，有轨电车将队伍分成两半儿，有人趁此机会逃跑，而警车们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个拘捕他们的警察朝久尔卡眨眼示意，但是久尔卡还是没有逃跑，留了下来。
这个天真的孩子一定不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什么，他不知道，所谓的证件并不是万能的。它并不能改变久尔卡进入宪兵营的命运。久尔卡已经步入了父亲的后尘。
他们由匈牙利被运往德国，在火车上，饱含干渴和饥饿的煎熬。历经了四天的劳顿，他们到达了德国的纳粹集中营。在劳役犯们之间，仿佛有一种特殊的情谊。罗兹提醒久尔卡和莫什柯维奇都要说自己十六岁，这样他们才能得到工作。伙伴们最终站在了一起，他们为此而欢呼，高兴得大叫。对以后的生活，他们还保持着一份希望。
“烟鬼”好像比他们成熟：“你们生活在市民阶层的儿童居室里，喝的是加了奶乳的咖啡。可我当时就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宪兵，我什么都知道，我们所有的人搜会死在这里。”“丝绸小子”则自忖道：“我们不会死的。虽然我们在奥斯维辛，这个能够毁灭一切的集中营。不过他们说过，我们将被送到其他地方，将被送到劳役营去工作……在劳役营，他们会给我们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希望我们工作。这个道理很简单。”那些穿着高贵的绅士们，抽着雪茄围在一起，就像开玩笑一样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对，这是一种思维……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指挥官想象出来，然后让士兵去完成……”
转眼之间，他们又到了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的火车站。下车的命令下达后，气氛瞬间改变，所有的犯人都是一样的面孔，麻木、冷漠……
人一旦到了一个艰难的环境，欲望就会变得微不足道，在布亨瓦尔德，如果能在早餐的时候喝上一份滚烫的炒面汤，对于久尔卡来说就算得上是一份惊喜了。而且在这里，每天可以得到三分之一个面包，而不像在奥斯维辛，只能分到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个面包。
然而久尔卡他们总是被不断的送往新的集中营。这一次，他们又来到了泽伊茨集中营，在这个偏僻的集中营里，久尔卡结识了同样来自佩斯的茨特罗姆·邦迪，这个年轻人总是梦想着有一天回到佩斯，他一直坚信自己还会再次走在佩斯的人行道上。久尔卡刚要说话就被一个耳光打倒在地上，脸上现出惊恐和愤恨。而当茨特罗姆·邦德问他时，他却特别认真地大声说：“一点也不疼。”小布尔卡坚强得让人心疼！
繁重的劳务、恶劣的环境让久尔卡和其他囚犯们越来越衰弱，他们一天比一天憔悴。每天都有繁重的工作等着他们，而面包却总是少得可怜。有一次，在帮朋友领回面包的路上，久尔卡忍不住多吃了面包，茨特罗姆·邦德差点流泪，他扬起手掌，抽了久尔卡一个嘴巴。饥饿让他们都无法自持。
老科尔曼和他的一个儿子去世了，“烟鬼”也不知道在哪里，久尔卡身边的熟人越来越少，而他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劲。他拒绝邦德给他洗澡，任由膝盖和大腿红肿、溃烂，任由虱子在身上肆意妄为……他实在起不来了，被抬进了门诊室。他看见一个很像“烟鬼”的病友，不久，这个病友就死了，久尔卡好像不会伤心了，他只希望能沾一下这个已经死了的朋友的光，在管理员没发现他已经死去之前多得一份汤。
就是这样令人绝望的日子，久尔卡竟然熬了过来。他获得了营救。但当他回到家中，一切都已经变了样。自己的家已经被别人居住，继母嫁给了别人。跟斯泰奈尔和弗莱什曼两位老伯告别后，久尔卡就要到亲生母亲那里了。他自由了，这一段在集中营的生活就像一场梦，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一切又都发生了。久尔卡再也回不到过去，而别人永远无法体会他的心情。“即使现在，即使是在这里，我仍然这样认为：对我来说最具代表性的时光，是我在集中营中度过的可爱时光。在那之后，是我萌生出一种强烈痛苦、无可奈何的感觉，就是思乡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在集中营的生活更纯粹、更简单……所有的情景都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包括那些救了我生命的人。而且，这是我第一次想到他们，带着些许的责备和爱的重负。”
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他始终用孩子那种简单的思想去接受着命运的安排。
“我们用不着夸大其词。其实我自己的心里非常清楚，为了能够活下去，我可以接受所有的道理，这就是我所付出的代价。”
“所有的人都问我集中营是如何恐怖的问题……假如下次再有谁问我的话，我要跟他聊聊集中营的幸福。”——“如果他们还问我的话，如果我自己也还未忘记的话。”
【名家点评】
他的小说没有任何道德愤慨和形而上抗议的因素，可恰恰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描写获得了令人震惊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