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回来了，更新是不能断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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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天里，梁山兵马昼伏夜出趁黑夜分别向水泊西面和东南面的须平、阳谷、古城、汶上、四县的预定目标出击。这次步兵的行动更加熟练了，准备工作也做得更透彻了，事前多有人员埋伏或反复踩点，这样使得行动效果更加显著。
几日下来，山寨里的仓廪都被填塞得满满的，据柴进粗略估计，加上山寨里原来的积累，这些财物换算成粮秣，应能保证现有人员三四年之需。现在他与李应带着神算子蒋敬带领一班人员，对这些物品进行分类、归仓，准备收藏出路等事宜，紧张又有条理。
在雷三郎的指点下，在智多星吴用的策划下，下山发展天道分部，布道于民的行动也开展起来。在梁山周围以樊瑞、穆弘、李俊、杨林为分道教长已经建立起了四个分部，每个分道派驻了数十名骨干，人员主要是从安道全的徒弟、炊火营和义姬营首批总教讲坛中培训出来的佼佼者挑选出来的。
他们每到一处，行医问药，开设粥场，周济贫民。一方面效法佛教中人遍求施舍；另一方面又仿照汉末五斗米教道教组织，广招贫民入教。
现在这个道教，有着响亮的名字——华盛天道，华夏兴盛就是天道。
可以说他雷三郎推行天道的这套做法，宣传的也算是一种信仰了吧。
他是以神的说法起的这个头儿，就像他一开始时一时兴起对小边、晁忠他们狂侃的那样。后来只是嘴说不够了，就又借鉴了他唯一知道的那西方基督教的一些表象来加强引导。
在与公孙胜详谈之后，看到了道教在这个时代的影响力，他马上把这个最实用的东西合并进来；现又在吴用这个满腹经纶的学究帮助，他那些更是实用主义的想法加入了儒家和佛教的理念混合进来；现在虽然还是肤浅的组合，不过雷三郎算是也跟着长了不少见识。
流行于中原的道教应该是起源于老子、庄子的哲学，开始跟儒家一样是没有什么实体的组织的。儒家学说跟统治阶级思想合股以后，道家的地位一直比较尴尬，徘徊在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之间。很多年代以后，才以张天师为首形成了道教。
自认起源于道家学说的道教是老庄的，道教也是张天师的，这是因为“道”从一种学说进而形成道教，过程实在复杂。
道教虽然奉老子为宗师、托《道德经》为经典，实际上却是糅合了黄老学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实用观念和技术（例如神仙修行、炼丹术、医药、金属冶炼、甚至一些器械机具制作和农业技术……等等杂学）。即便一开始看着像道家思想的宗教化，也只是因为它受汉代流行的黄老之学影响，而黄老之说又是糅合了道家法家乃至阴阳儒墨诸家之杂学。
道教非常贴近下层百姓需要，没有大的理论追求，真要说有什么内在精神和根本性概括，大概也就是很实际的“如何在不作孽的情况下把好处占完占尽？”
所谓的好处到后来包含了几乎所有能想得到的人文追求之想：健康、长生、成仙、富贵、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层次……总的来说，道教是中国华夏土生土长的宗教。
不过道做为学说源远流长，但作为宗教相比于儒教和佛教来说，它的形成确实比较后成型的。道教以方术起家，出现最晚，初始形式松散，思想匮乏而不成系统；而如果没有抄佛家和儒家，它连后来这些驳杂的思想可能也很难堆起来。那时它与其说是道教，到更不如说是道术。
从某种意义上说，总能似乎感觉到兴起于华夏民间的道教明目张胆的“拿来主义”，在学术理论宣扬方面走了很多捷径。在实际运用中，它似乎底蕴深厚，可宣讲传扬者也不乏巫婆、神棍一样的人物；有时候高深莫测，有时候又过于功利浅薄。在以往的历朝历代，它的地位时常受困于理论体系不足的尴尬。
不过此时本朝的徽宗皇帝倒是对它正是得意有加，可到底是得意它的底蕴深厚呢还是得意它的功利浅薄呢，大概只有赵佶自己说得清了，反正从名义上来说道教目前还是有着国教的地位。
这个年代的佛教地位有些窘迫，甚至一度被宋廷下令更佛为道。五代时南朝的佛教即国教的地位风光不再，当然佛教传入中原也已经日久，在方方面面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
中原大地自东汉明帝时白马驮经，佛教算是正式来了。与道教这土生土长的信仰不同，它既有语言上、又有观念上的不适应，要扎下根来不是容易的事情。
于是早期的佛教传播者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一种托附的办法：以中国的事例和名词来解说佛家的概念和义理，佛理说所的“格义”就是这一种类比似的做法。“格义”所托附的对象主要是道术，在开始时人们的眼里，佛教不过是几十种道术中的一种，它被称为“浮屠道”。而直到南北朝时期，还有把佛门的修行者称作“道人”的，和道教的道士相区分。
佛教的传播者们在试图让更多中原人接受佛教释迦牟尼的神祗地位的时候，大概肯定借用了当时正在被方仙道神化的老子形象，因而有了“老子化胡”的传说。汉朝桓帝时的奏章中曾经提到过这个传言：老子当年西出函谷关，一西就西到了天竺，在当地“化胡”，即教化西人并创立所谓的浮屠道。
由此推断，大约是佛教初来乍到、处于初来乍到、人地两生的地位，不得已依附于中土人士更易理解的道教时自己宣扬的。好在当时爱好神仙的汉桓帝倒是照单全收，他在宫中“并祀浮屠、黄老”，大约把这两者看成差不多的东西。
其后佛教本土化的传播策略很成功，加上它本身就有成套的逻辑和精妙的譬喻，于是发展得相当快。佛道的关系从合作变成竞争，这时道教方士们的劣势就显现出来：注重实际功利而没有成体系的理念，在辩道和影响人们的信仰上远远不是佛教的对手。
虽说道教本来也并不是靠讲理让自己吃得开的，那些修行成仙、肉身不死，这直击人的实际yu望，那才是道教的影响人的利器；不过对于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口舌上输人总归不好看。
说理一时胜不过，道士们采用的是最直接的手段：在出身上做文章（这点后世的高丽韩国最得真传）。
汉代佛教初入中土之际“格义”传播，借用了很多神仙道人的术语；及至两晋南北朝，又多依从过黄老玄学名称和做法，因此无论在表达层面还是在内涵层面，必然都有很多东西披着“道”这层外衣。
同样起源于道术、得援于玄学但仗着是原生的道教，就抓住这点打压对方的辈份。表现之一是把早期佛门信徒为尽早融入环境而创的“老子化胡”说，变成证明自己的利器：西晋时出现的《老子化胡经》，就是道士们放的代表性大招，这部道经把“老子化胡”的传言大大扩充了。
不过扩充的手段又主要是抄佛经，它的道士说佛教是老子创立，而释迦牟尼是老子到天竺以后指示尹喜托生的。它还说：老子落地能行，步生莲花，须发皓白，丈六金身，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口中说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等等，解释理论又大量的找抄了佛教的经典。总之那些年代先是“佛”披上了“道”的皮，后来“道”又拽住了佛的根，双方纠结在一起，好不热闹。
就这样居然也就一直流传下去且随着佛道命运轮替沉浮：唐代崇道和礼佛并举，以后一些时间里，两家各有尊崇，时有沉浮，一时分不出个高低上下。
论起思想性和文学性，佛经确实是一座相对独立的仓库，发展起来后劲雄厚；而道门从实践起家，本没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经典论述，无组织无限制，没啥不兼容的问题；所以道经抄起佛经来，是比佛教初来乍到时“格义”那一套奔放得多的。
对于“道”来说这本来就是一个民间兼修然后杂烩反哺的过程，它从戒律、文句、典故、设定、思想直到逻辑体系，着实在佛教中拿了不少；且有些都不怎么改编，直接就用上了。例如佛教说大千世界下分中千世界、小千世界，道教《诸天世界造化经》就说大劫世界下分中劫世界、小劫世界；佛本生故事说佛陀出行有哪些祥瑞，道经就描述天王出行有类似的祥瑞，这里边有时候是越搅越不清楚。
佛教最初传播时借过道术和玄学的现成的网络之力，道教后来又把佛教那比较成体系和有逻辑的论述抄了来提高自己幼稚的认知水平。在而后佛教本土化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参考了儒道两家的入世和实用精神，然后道教又在抽象化理论化的路上更多有意识无意识地参考佛教佛经……总的来说，双方互有影响、互相同化；但如果单论思想体系，佛教本来自己的观念和逻辑系统已经比较严整，它得到道教的帮助，是在“本土化”这一点上。
相对于这二者而言，儒教早已成为上层统治阶层一种根深蒂固的不成形的宗教。虽然表面上它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教派形式，但自汉代以后一千多年来，其思想体系已经上上下下充斥于华夏的文化中了，对于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更那两家有形教派无法可比的。
在雷三郎“华盛天道理想”的帽子下，把这些搅合进来从理论的系统上自然还差得很远，但把这些成型的机制，暂且现成的拿来用用，应该是来得最快。反正现在就是你适应那个，就先把你沾上，以后慢慢再说。
以佛教的轮回向善教化出发，从儒教的中庸守礼入手，兼用道教的种种功利手段，甚至加上了一个类似基督的比较好理解的“天国”形象，把这华盛天道的宗教或者组织去试行发展吧。
如此艰难的“宗教”总成是雷三郎提出来的，公孙胜这个科班的道士丰富的，现在由那个实用主义的军师吴用具体综合督促实施起来。山寨内部已经确立一种机制，每月逢五、逢十整日在天道大殿“圣杯神龛”那里做法讲道，水泊山寨从头领到喽啰、百姓，已经都是这个“天道”的成员了。随着“教育”的深入，他们将成为“华盛天道”向中原大地烽火燎原的火种。
现在首批理解比较快的“得道”人员，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培训以后，已经随着几位分教长出发，华盛天道开始向山外传扬了。
吴用、萧让、安道全等几个长老级的宣讲使也都已经下山几天了，做为示范模板已经在山外实地传道去了。
如今他雷三郎这个天道圣使，马上也就要鼓足勇气去巡查亮相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