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七月，司马昭委托苟勖、贾充、裴秀、郑冲等人改制礼仪、法律、官制，为上台作最后的准备。杜预时任守河南尹，受命参与法律的制定。这都法律即是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颁布的晋律，它上承汉律，下启唐律，对后世的封建法律有很大的影响。名义上主持修律的官员是贾充，而实际上杜预担负了最繁重的劳动，全部晋律的注解都是由他完成的。杜预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这是我国法律史上明确区分律（刑法制度）、令（规章制度）最早的定义，晋律的制定正是依据的这一原则，它使晋律较之汉魏旧律的界限更加分明、体系更加完备。杜预还提出，法律是官吏量刑的标准，不是讲道理的书，所以法律应该条目省减、文字简明通俗，以便使老百姓容易理解，不敢触犯。晋律以前的汉律，特点是刑罚苛碎、条目繁密，计七百七十余万字，二万六千余条，内容重复，不好记忆，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曹魏政府虽对此作过改革，但变动有限。晋律依据杜预的主张，对汉魏旧律大刀阔斧地进行剪裁，只有二千九百余条，十二万六千余字，所以唐人称赞它“实日轻平，称为简易”。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对其政权支柱世家大族实行放纵的政策。因此社会上异常黑暗腐败，各级官吏蝇营狗苟，公相塞过，互相包庇。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杜预针对这种情况，向晋武帝建议实行考课制度，按照官吏的实际情况评定优劣，然后区别对待，或迁或黜。但是杜预的建议没有为朝廷接受。
泰始六年（从元270年）年初，杜预因得罪司隶校尉石鉴，被解除守河南尹的职务。六月，晋武帝启用他出镇边关，先为安西军司，后任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杜预刚刚在秦州就任，他的对头石鉴也到达了这里。石鉴以安西将军的职务都督秦州诸军事，是杜预的顶头上司。当时，杜预所在的陇右地区很不安定，鲜卑人秃发树机能起兵造反，势力很大，晋武帝派去镇压的将领，不是战败，就是被杀。石鉴官报私仇，命令只有三百士兵，百匹坐骑的杜预出击。杜预识破石鉴的阴谋，不肯去送死。他顶撞石鉴说，草盛马肥的六月根本不适合同鲜卑人作战，另外政府军队的兵源给养问题也必须集中力量预先解决，所以交战的时间只能定在第二年的春天。杜预把他的意见归纳为“五不可，四不须”。杜预拒绝出兵，激怒了石鉴。石鉴找个罪名，将杜预逮捕送交给廷尉治罪。多亏杜预与皇室有婚姻关系，在“八议”的赦免范围，才保住性命，但仍丢掉了爵位。不久，石鉴在一次战斗中，被秃发树机能打得惨败，事实证明杜预的意见是正确的。
泰始七年（从元271年）十一月，居住在山西地区的匈奴人在酋帅刘猛的带领下武装暴动。由于杜预明于筹略，善于规划，朝廷重新使用他参谋军国大谋。很快，他被任命为度支尚书，掌管政府的经济财政事宜。此后一直到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杜预一共担任七年的度支尚书。其间，因为石鉴的报复，他一度被免职，但为时很短。在任上，杜预共向晋武帝提出过五十多项治国治军的建议，其中包括常平仓的兴建、谷价的调整、盐运的管理、课调的制定和边防的建置等等。此外，他还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进行科学发明。杜预制造成功人排新器，并复制出久已失传的欹器。为了解决洛阳的交通问题，他力排众议，主持修建了富乎津大桥。在建桥过程中，从设计到施工杜预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杜预发现当时通行的历法不合制度，经过计算，纠正了其中的差错，修订出仁元乾度历。此历经过验证，终于取代时历，通行于世。
咸宁四年秋，兖豫诸州郡连降暴雨，西晋统治区域内大面积涝灾，晋武帝下诏求计。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计划。这两篇收在《晋书·食货志》中的奏章是后人研究晋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材料。由于杜预对当时灾情作过调查研究，所以他对灾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灾办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他指出，粗放滥垦、火耕水耨和水利设施（陂竭）年久失修是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根本原因。“陂塌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杜预认为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坏陂宣泻。“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涝瓮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蓄。”那些建造比较合理的“汉氏旧陂旧竭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对“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宜大坏兖豫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至于灾民，除靠政府救济官谷外，还可以让他们借助水产作眼下日给。坏陂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钟。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杜预还建议把典牧不供耕驾的种牛租借给灾民。在上书中，杜预对西晋政府的办事效率表示忧虑。他谴责某些部门、个别官吏只从自身利害出发，彼此纷争，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区的救灾工作不能继续下去。
太康五年闰十二月（公元285年1月），杜预被征调到中央政府任司隶校尉，途中行至邓县，突然病故，终年63岁。
杜预生前的著述很多。他所撰写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是《左传》注解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杜预的书保留到唐世，还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春秋左氏传评》二卷，《春秋释例》十五卷，《律本》二十卷，《杂律》七卷，《丧服要集》二卷，《女记》十卷以及他的文集十八卷。
王祥字休徵，琅玡临沂（属山东）人，是汉代谏议大夫王吉的后代。祖父王仁，官拜青州刺史。父亲王融，公府举荐他都不去应召。
王祥非常孝顺。母亲早死，继母朱氏不慈，多次说他坏话，因此父亲也不喜欢他，常常让他去打扫牛粪，王祥却更加恭敬谨慎。父母亲有病，他衣不解带，煎汤熬药都先亲口尝过。母亲曾想吃鲜鱼，当时天寒地冻，王祥解衣将要去破冰捉鱼，冰忽然自行破裂，两条鲤鱼从中跃出，王祥捉鱼回家。母亲又想吃炙黄雀，就有几十只黄雀飞到他幕帐中，供他母亲食用。同乡的人都惊叹，认为这是孝心感应。他家有丹李树，结果实时，母亲命他看守，每次风雨来时，王祥就抱树大哭。他就是这样忠厚孝顺。
汉代末年，遭逢战乱，王祥扶持母亲带着弟弟王览逃难到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隐居三十年，州郡征召他都不应命。母死后，居丧哀伤过度，形容枯槁，靠拐杖才能站立。徐州刺史吕虔召他为别驾，他已近60岁，极力推辞。王览规劝他，为他准备好车和牛，王祥才应召而去，吕虔把徐州政务都委托给他。那时候，盗贼遍地，王祥率领士兵，多次征伐，打败盗寇。徐州境内清肃安宁，政治教化得以推行。当时人歌颂他说：“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待到司马炎做了晋王时，王祥和一位同僚同拜谒司马炎。同僚对王祥说：“丞相晋王，位尊势重，何曾都已经向他归心致敬，现在我们应当跪拜才对。”王祥说：“丞相的确尊贵，但他是魏国宰相，我们是魏国三公，三公和王侯，相去只有一级罢了，上朝的礼仪是一样的，哪有朝廷三公却轻易跪拜别人！（这样做，）损害魏国的威望，败坏晋王的明德，有德行的人以礼节去爱护别人，我不做这事。”进去，后，这位同僚跪拜，王祥却拱手长捶，司马炎说：“现在我才明白你为什么被魏帝如此看重。”
司马炎登上帝位后，拜他为太保。进爵位为公。王祥因为年迈，多次上书请求让位，晋武帝不准。御史中丞侯史光认为王祥长期抱病，朝会的礼节缺而不行，请求免去王祥官职。晋武帝下诏说：太保是国家元老，品行高洁，是我弘扬政道的依靠。他多次让位，我都不准，这不是你们下官随便议论的事。于是平息了侯史光的启奏。王祥极力请求告老，晋武帝下诏让他以睢陵公身份归还府第，位同保傅，在三公之上，俸禄和从前一样。诏书说：古代告老归政的官员，不必侍奉王侯。现在（王祥）既以国公身份留居京城，就不再强求他行朝会礼节了。赐给他几杖，不必上朝，国家有大事都派人去征询他的意见。
待到病重时，王祥写了遗令训诫子孙，认为生死是自然规律。他死后一切从简，薄葬。他的儿子都遵照而行。
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去世。
来奔丧的人，不是朝廷的贤者，就是关系亲近的部下，没有其他的宾客。族孙王戎赞叹说：“太保公真是清高通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