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后期，随着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统治集团奢靡成风，再也无法控制，不单石崇、王恺这样的大臣竞相斗富，就连司马炎自己也改了当初勤俭的习惯，日子越过越荒唐。
西晋政权是世家大族的政权，在这一时期，门阀制度进一步确立起来了。
所谓门阀，就是阀阅门第。我国古代贵族官僚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常常用来张贴本户的功状。阀阅成为达官贵人家的一种标志，因此，后来那些世代做官的人家，又称为门阀。门阀制度就是按门户等级严格区别士族与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以维护高门贵族特权的等级制度。
门阀制度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西汉武帝以后，出现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一是大土地所有制发展；二是儒家被定于一尊。儒家经籍如《尚书》、《春秋》等成为世代研讨的家学。一些大地主与儒学相结合，就可以世世代代做官。他们被称为“士族”或“世族”。“士族”是指他们掌握儒学及文化知识，“世族”是指他们世代做官。东汉以后，“选士而论姓族阀阅”，一批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开始形成。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都是连续四代都有人担任“三公”的大官。魏晋以后，地主阶级中高门士族与寒门庶族的等级区别进一步确立。那时的政治，通常称为“门阀政治”。
在门阀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曹丕建立魏国时推行的九品中正制起了重要作：“九品”即士人分为九等，“中正”是评定士人的官，多由世家大族担任。因此，九品中正制成为土族地主巩固其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当时，家世是定“品”的唯一标准，所谓“计资定品”，就是以门资（门第的高卑）、官资（父祖的政治地位）作为决定品弟的依据。世家大族利用这一制度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门阀士族除了政治上世代为官这一主要特权外，还有二种特权：一是经济上可以按官品占田和本人及家属、衣食客、佃客等免除赋役的特权，二是逍遥法外权。西晋王朝对士族犯罪每从宽惠，不论定罪和量刑都另立标准。士族犯罪，按照“八议”，即按照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可以减刑或免刑，或者用金钱来赎罪。所以后来东晋的熊远说：“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
门阀制度形成以后，高门土族被认为是最高贵的特殊等级，他们被称为“著姓”、“名族”（因历世著名）、“望族”（负有名望）、“冠族”、“衣冠族”家世衣冠）、“高门”、“盛门”、“士流”（先世有官位）、“郡望”、“郡姓”（世居某地为当地所仰望）、“右姓”（古代以右为上），等等。另外一些没有特权的人便被称为“庶族”、“次门”、“役门”、“后门”等。士、庶之间社会地位和身份完全不同，有不同户籍，不能通婚，不同席而坐。
放荡奢侈的生活，必须花费大量的钱财。世家大族们个个都不择手段地弄钱，从皇帝开始，就卖官鬻爵。有一天，晋武帝问大臣刘毅：“卿看我可以比得上汉朝的什么皇帝？”刘毅是个敢说敢讲的直臣，答谱，“可比桓、灵。”桓帝、灵帝是东汉来年有名的昏庸皇帝。晋武帝很不高兴，说：“不至于这样吧。我平定东吴，统一全国，勤恳治理国家，怎么去同桓帝、灵帝相比？”刘毅并不让步，说：“桓帝、灵帝卖官，钱入公库，陛下卖官，钱人私库，这样看来，你恐怕还不如桓、灵。”晋武帝虽然听了不痛快，但刘毅讲的确是事实，没法抵赖。他还是够聪明的，随即哈哈大笑说：“桓、灵在世，没有人敢这么说话，我的朝廷里有你这样的直臣，说明我还是比他们高明。”这话一讲，就体面地下了台。在一旁被刘毅的话吓得一身冷汗的大臣们，赶紧齐声颂扬，又把晋武帝捧得晕头转向。
门阀贵族们的爱钱如命，针对这廙特点，一个南阳人鲁褒写了一篇讽刺诗《钱神论》，其中说道：“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铜钱中有一方孔）。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人紫闼（皇帝的宫廷），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打官司），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升迁）；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王公贵人），当涂之士（朝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凡今之人，唯钱而已！”
门阀贵族对金钱的崇拜和亲热，被描绘得何等惟妙惟肖！这使人想起了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也有类似的一段：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正当西晋的门阀贵族们纵情声色、纸醉金迷的时候，有一个头脑清醒的大臣傅咸已看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在上给皇帝的奏疏中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是的，天灾是有限度的，奢侈风气造成的危害却是无止境的。权贵们无限制地压榨人民的血汗，终究要遭到人民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