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
夏鼐（1910—1985）
浙江温州人，字作铭。1943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与向达等对敦煌等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撰有《新获之敦煌汉简》、《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年代》、《敦煌考古漫记》（1—3）、《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等，参与主编《敦煌莫高窟》，与宿白、金维诺等共同主编《中国石窟》；还著有《考古学和科技史》、《中国文明的起源》等。
一、敦煌的历史和地理
西方的人，由现在的新疆，要越过一千五百里以上的戈壁才抵敦煌。经过了快近二十天遇不到一个居民的戈壁旅行，自然觉得敦煌是一个非常丰腴的乐土。便是我们由东方来的人，由酒泉县城经过九百多华里的路程后，也觉得这是酒泉以西的人口最多面积最广的沃洲。所谓沃洲，是指沙漠中的可耕地，即英文的Oasis，可译为水草田或绿洲。敦煌的全县虽达六万四千一百余平方公里，它的人口是27585人（1943年6月），这二万七千多人却几乎全部集中于一个东西宽约二十四公里，南北长约二十七公里的沃洲中。它的可耕地内的人口密度，在关外三县中最高。有些地理书上的人口密度，以全县的面积来计算，便显得敦煌人口密度特别低。却不知道敦煌南湖的一个保长的管辖区，便包括要走七天路程才达县境界线的戈壁滩。
敦煌沃洲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是一个扇形的冲积地，由古代的党河泛滥所造成的，这沃洲的周围若不是盐渍土，便是砾质戈壁或沙碛。这里全年的总雨量虽不到五十毫米，从南山流来的党河，却给予沃洲内的土壤以充分的水量，使农田有丰富的收获。斯坦因氏在1907年4月5日曾在敦煌城西门外观测党河的流水量，是每秒2100立方英尺。灌溉用的沟渠共有十渠，渠口在城的西南。人民在城的西南约四十里的沙枣墩筑坝拦水，然后分引渠道，陆续分出十渠，引至各乡又分支沟，以资灌溉。像河西其他各县一样，敦煌渠道管理的制度，很是严密。我们曾经由地绅吕少卿（钟）处，抄得一份《敦煌十渠水利规则》，里面规定由农民公举渠正、十渠渠长和排水水利利人的方法。详细规定各渠平口的尺寸，轮浇的次第，放水的时限，按照水势大小及户数多寡，以求分水能合理公平。又规定挖渠的时期，看守渠口的方法，违章的处罚。粗看去似觉过于烦琐，但是下游的农民不至于缺水，不至于与上游起争端，便靠这些水利规则？农作物以小麦、青稞、小米、高粱和棉花为最重要。瓜和果类出产也颇多，其中哈密瓜的佳者不下于原产地，而李广杏（相传是李广携来的），为本地的一种特产。
党河由敦煌县西南的渠口北流约五十公里，注入疏勒河。下游水少，在枯水的时期，全渗入地中，所以不适于农耕。疏勒河是我们在玉门县便曾遇到过的。这河也发源于祁连山中，北行至玉门县城的西北，折向西流，恰在公路的南侧。经过安西县继续西流，在敦煌县的北境，收容党河的水。两河汇合处的附近，敦煌人叫做北湖，安西人叫做西湖。疏勒河更向西流，最后在敦煌的西湖，储蓄为黑海子，土名为哈喇诺尔。据斯坦因的调查，下游于水大时尚可由黑海子向西延长九十来公里，另储成一小湖。从玉门以西的疏勒河在经济上的价值很低，但是在军事上的价值却很大。其中安西县城以东的那一段，因为河床低下，不便于灌溉，但是由南山北流注入疏勒河的小川，都可以分引渠道，所以河以南的村落颇多。至于安西以西，河道渐分流歧出，泛滥两岸，变迁无常，下流形成沼泽和小湖；并且以流经长程的盐渍土的关系，水中包含盐质过多，所以完全无灌溉之利。靠近河的南岸没有农村。疏勒河以北是缺乏水草的戈壁和沙碛，间有生长耐碱的草类和灌木的盐渍土。汉时便利用疏勒河来布置国防线，敦煌以北的烽燧和边墙是在河的南岸，利用疏勒河所形成的沼泽和盐湖做抵御住匈奴铁骑的壕沟。由安西的小宛驿以东，这道防御工事越过河去，筑在河的北岸，以保护这段河面较狭的疏勒河和紧靠河的南岸的农田和乡村。
这些地理环境，形成了敦煌历史的背景。汉武帝以前，敦煌沃洲曾是先后为乌孙、月氏和匈奴所居。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击破匈奴，收河西走廊入版图。十年后（元鼎六年）便将酒泉郡的西部，分置敦煌郡，即以敦煌为郡治。修水利，置屯军，移民实边，敦煌成为汉族经营西域的重要据点。军事上成为西陲国防的最前线，是长城的西端起点，有玉门关和阳关两要隘。交通上是中国和西域间的孔道。文化上是中原文化圈的边缘，是西方文明输入的门户。敦煌维持了这由地理和历史交织所造成的地位，达一千余年之久。汉代匈奴的威胁解除后，安西哈密这一道交通线是开辟了，但是敦煌仍不失为中西交通孔道之一。佛教艺术由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的历程中，敦煌占很重要的地位。
从汉武帝设置敦煌郡，一直到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西夏取沙州，不管它的统治者是汉族或是异族，是统一的帝国或是地方政权，它的住民始终是以汉族为主，保持高度的汉族文化。晋时五胡乱华，中原混乱，文物荡然。河西包括敦煌在内，在地方的政权下，反能安宁一时。汉代所移植过来的文化，不仅根深蒂固，并且开花结实了。敦煌人在《廿四史》上有传的，绝大多数是生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盛世，敦煌处在边区，未能产生特殊的人物，但仍保持丰富的汉族文化。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后，敦煌虽陷于吐蕃，在异族的统治中达七十来年之久，但仍能保持原有文化。张义潮收复沙、瓜等州，敦煌成为地方政权的中心。张、曹二氏，继续割据敦煌几达二百年，竭力发展敦煌的资源，富力集中，所以非常繁荣。西夏攻取敦煌以后，统治了二百来年，统治权又转入蒙古人的手里。在西夏和元人的统治之下，敦煌似乎逐渐胡化。西夏人和蒙古人从仕或移民其地的，一定很多。但是便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重修皇庆寺碑》中，我们仍可以看出汉族在敦煌的势力。不但碑记仍用汉文写刻，并且碑阴施主名单中的老百姓，也有许多是汉人。到了明初放弃嘉峪关以西的地方，敦煌便成为夷人的耕牧地了。当地的一千四百多年的汉族文化传统，便被斩断一刀。此后经过了三百多年的长时期，到了清初雍正年间，才再筑敦煌城，将关内的汉民移迁过来。他们是由甘肃各县抽调来的，依照从前的县籍居一处；即以原有的县名叫村子为某某坊。他们抵达敦煌时，所见到的，除了一座新筑的城垣外，大概是一片荒凉的废墟。没有一个土著的汉人，可以告诉他们以当地父老口说流传的故事。现在当地所标榜的古迹，都是他们后来由考据或猜度所得到的。自然我们不能由他们的口里获得可靠的清代以前的传说；除了文籍上的考据以外，只有用考古学的方法，才能恢复他们已丧失掉的历史。
在敦煌做考古工作最早和最有成绩的，自然要推英人斯坦因（A。Stein，1862—1943年）。他在1907年3月到敦煌，工作了三个月。1914年旧地重临，又工作了二十多天。所做的工作有两点：一是在敦煌北境。确定了汉代玉门关是在小方盘城，由小方盘的附近起，向东追寻汉代的边墙和烽燧，一直东抵金塔和鼎新，仔细研究汉代的边防工程；又发掘得许多汉代的简牍，便是所谓“流沙坠简”，使我们对于汉代的边塞制度和戍卒的生活，有很清楚的了解。二是在敦煌东南的千佛洞。把各洞所残留的中古时代壁画和塑像，选择精品初次用摄影介绍于世；又把一批在千佛洞中发现的古代写本，由一个愚昧的王道士手中买过来。这批写本的时代包括西凉至宋初，内容以佛经为最多，其次为儒、道、小说诸家书籍，契据，状牒等公私文件，以及地志、历书等，是宗教史、社会史、文学史各方面的重要史料。又有绢本或纸本的佛画，是与洞中的壁画及塑像，同属佛教艺术史上的珍品。
法国的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年）在斯氏之后，于1908年正月也到敦煌来，在千佛洞工作了四个多月。除了由王道士手中购买了一批斯氏所余下来的很重要的写本以外，他又将洞中壁画和塑像做了大规模的有系统的介绍，印出了六册的《敦煌图录》。此后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和瑞典人，都曾有到千佛洞做工作的。我国的人士也有跟着外人所组织的考察团来千佛洞观光的。抗战期中，因为开发大后方，西北的交通便利不少。内地人到千佛洞来游览或临摹的颇多。有几个考察团还包括有考古学家，到敦煌来工作。但是似乎都是限于对千佛洞和汉代两关遗址。并且都没有做过正式发掘工作。
我们想做点斯氏在敦煌所未曾做过的考古工作，我们想着重于古城古墓的发掘，以地下的材料来充实敦煌的历史。后来根据考察的结果，知道这一带的古城内遗存的建筑遗迹不多，有些是被刮得仅剩下地面上一些碎破古物，俗称古董滩；有些尚剩点断垣颓墙，俗称破城子。须要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工作，才能知道这废城中街道、官署、住宅等的布置，才能有相当的收获。我们这次的人力和财力都有限，决不容许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的发掘工作，只能集中于古墓方面。但是所掘开的墓中的情形和出土品，也能告诉我们关于古代敦煌人民的生活方面的许多事情。
二、“中途岛”的生活——佛爷庙工作站
我们到敦煌后，在城内筹备了十来天，便搬到佛爷庙工作站去。佛爷庙在城的东南约十五里，是在荒碛中间，最近的乡村也在五里以外。它的位置恰在县城和千佛洞的中途。向先生替它取名“中途岛”，亲笔题了三大字，贴在工作站门口的柱上。我们住在庙中的时候，往来千佛洞的人，都在这里歇一歇脚。喝了我们的一杯清茶润口止渴后，都满口称赞这“中途岛”一名的恰当。
在城中筹备的时间，租下了张家大院的几间房间做城中的住处和贮藏所，又到县政府去接洽，希望能帮助我们雇工人和购粮食与柴草等事。因为在这小地方，客地来的人不容易办这些事，并且请派两名警察驻在工作站帮忙，由考察团供给膳宿。这些事颇费了我们许多的时间，因为那一位敦煌县长很忙。除了一般的政务以外，还要到八蜡庙去祭神祈求不要降虫灾，又亲到月牙泉去求雨，头戴柳条帽，赤着两脚，五步一拜，率领地绅去取水求降甘霖。他对于我们的工作似乎不大了解。但是因为有省政府的命令，总算勉强答应下来。等候了一个星期余，中间又曾催促了好几次，才派来两名警察，并通知近城的乡保派民夫来做工。我们恐怕地方人士不能了解我们的目的，或致引起无谓的纠纷，5月27日，假座玉关小学，宴请当地的官绅，由向先生站起来致辞，说明我们这考察团的缘起、组织和目的，希望当地各机关和法团的帮忙。因为向先生去年曾在千佛洞工作了一年，当地的人士对于他的道德和学问，都很钦佩。经过了他的这一解释，后来对于我们的工作，都肯协助。
我们住在城中的时间，曾骑马出城过两次，一次是到月牙泉去看庙会，另一次是到千佛洞去观光。生长在江南的我，还是第一次跨上马鞍。幸得他们知道我不会骑，都拣选最驯良的马给我。当我们一队人马在戈壁上奔驰的时候，我死拉住马缰绳，虽没有从马上摔下去，但也吓得汗流浃背。我们这次在千佛洞仅住一宿，后来暑天休工时又在那儿住上一个月。关于我们对于千佛洞的印象，留在下章一并叙述。月牙泉在城南十五里，恰在佛爷庙工作站的西边，我们后来也曾去过几次。阴历四月廿八是庙会的日子，前往进香的男女很多，杂乱喧聒，远不及平常日子的幽静闲逸，另有雅致。一泓清澈如镜的碧波，藏在四周沙山的环绕中，泉水依照着沙山中的地势作月牙形。泉的北面是鸣沙山，山的南坡陡。如果好几个人由山巅向下滑到月牙泉的北岸，沙粒随着人体向下滚落，便会听到轰轰的雷似的鸣声。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说：“鸣沙山一名神沙山……四面皆为沙，垄背有如刀刃。人登之即鸣，随足颓落。经宿风吹，辄复如旧。有一泉水，名曰沙井，緜历古今，沙填不满，水极甘美。”当然便是指这地方。泉水的南岸有树木，中有好几座庙宇，以雷坛庙为大。庙旁一碑上题“汉渥洼池”四字。我们纵使能承认汉武帝时渥洼池产生天马的神话，也不能确定渥洼地便在这月牙泉。但是坐在庙前小亭中，凭栏眺望着鸣沙山和月牙泉，这些附会上去的故事，也许可以增加“古之幽情”。
我们于5月22日赴千佛洞时，顺便踏查佛爷庙附近的古代墓地。斯坦因于1907年来敦煌调查时，已经注意到在镇番坊的西南和南湖的东北，戈壁滩上都有古代墓地的痕迹，外形和吐鲁番附近的唐代墓地相似，每冢隆起，用石砾堆成一圆堆。有些冢似属于一家或一族，好几个坟冢成一组，周围用石砾排设一方形栏界，栏界的一边有缺口作为门道（Sesindia，pp。0692611）。向觉明先生1943年族居千佛洞时，也注意到在佛爷庙至千佛洞的中间，戈壁滩上也有这一种墓冢。他怂恿我将今年的发掘工作集中于这里。我们这天的调查，除了亲自细加考察外，还询问当地的住民。知道在敦煌的东面，由鸣沙山直达新店子戈壁滩上绵连不绝地分布着这种隆起的石砾堆。现下的居民是清初由关内移民来的，保持关内的风俗，他们的墓茔都是在村子中，不肯埋葬在戈壁滩上。他们对于这些遗迹已经不知道原来的用意，都说据父老相传是古代的营盘。方形的石砾栏是营盘的界限，中间那些隆起的石砾堆是营盘中插旗杆用的。这传说是不足置信的。那天我们所见到的坟冢，多作蝌蚪形，隆起颇高的圆堆像虫身，拖着一条尾巴大概是墓道。墓道也是由石砾堆成，但隆起的痕迹没有墓室上的坟堆那样显著。墓道和墓室相接的地方，都有凹入的痕迹。我指着这些凹痕对向先生说：“这是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们进墓挖宝所留的痕迹，我们已是来晚了。”向先生说：“只要他们没有受过现代式考古学的训练，一定不会一扫而光。他们所留下的东西很够我们花一季的工夫来发掘。”我们决定了发掘地点后，接着便找寻设置工作站的地方，这戈壁滩上，没有可做栖身之所的，附近一带也只有佛爷庙最是毗邻。我们下马进去一看，这庙虽是久无居人，但屋舍尚大致可用，仅稍须修理，并添做门扇。旁边有一水井，也须要浚沟一番，庙前东首有一古庙残迹，仅存四壁，还残留有宋代式的壁画。佛爷庙附近的土壤是冲积土，被风沙侵蚀成不规则的土堆，地面上有些破陶片，还看到两座被掘过的砖墓。那些陶片大概是盗掘墓中出来的。
佛爷庙工作站修好后，5月30日便由城中搬到庙里来住。第二天便正式开工发掘，7月19日收工，一共工作了五十来天。7月30日搬到千佛洞去避暑。我们在佛爷庙整整地住了两个月。当时川中友人问我佛爷庙的生活如何，我曾胡诌一首打油诗告诉他们：前生合曾披袈裟，野庙栖身便是家。静参禅悦眠僧榻，闲观题壁啜苦茶。欹枕听风撼柽柳，凭窗观月照流沙。却忆当年寂照寺，挖罢蛮洞看山花。敦煌佛爷庙偶成（寂照寺在四川彭山县，是民国三十年川康古迹考察团发掘汉代崖墓的工作站）。
虽然住在戈壁滩上，但是工作忙迫得一天到晚无停憩，又有向先生和阎述祖二人做伴，生活颇不寂寞。每天工作的时候，除了中午饭后的休息外，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所带的表，因吹进沙尘而停摆了。敦煌全城找不出一个修表匠，幸得这里工作的习惯原是这样的，也并没有觉得不方便。后来天气火热，我们将中午休息的时间拉长，还可以返佛爷庙睡午觉。这里小地方，没有可以雇做散工的产业预备军，我们只好请县政府代为征工，轮流工作。每一班工作十天后便上另一班，我们十天休息一次。便是在这休息的一天，我还有测绘地图，冲洗照相等事要做，忙得不可开交。不比在安阳发掘殷墟时，星期天可以返城好好地休息一天，中午还可以灌点酒来冲散一星期所积下的疲劳。
这些工人都是道地的西北农民，能够吃苦耐劳，能够做持久性的单调工作。但是并不机警，也不敏捷。锄头他们是用惯的但是从来未曾拿来挖古的。我们虽然告诉他们快要到底的时候要小心，并且刻刻监视着他们，但是偶一疏忽，他们便击破刚露口颈的瓦罐。看见我们收拾那些发掘所得的破碎陶片，便用惊奇的眼光向我们发问道：“你们老远到我这里来花了大本钱挖地，原来便为着这些瓦渣子么？难道你们东面的地方连这些瓦渣子也没有么？”雇用工人最多时达二十来名，管理起来颇吃力。到紧要的关头，我们都是自己来动手。除了这些轮班的短工以外，我们又雇了城里姓王的两个孩子做长工，训练这两个帮助我们在墓中剔取古物。大的叫做寇丁，年龄17岁，后来工作的颇不错。关于工人的工资，除了每天每人发二斤面粉外，另发工钱，十天一结算，都是直接发给他们，不经过保甲长讨去一部分，因为普通经过县政府的征工，不但不发工资，连伙食都要自备的。
县政府派来的两名警察，一个叫张玉庭，一个叫许霖，帮助我们监工，催民伕，进城购物和递信。张警又瘦又黑，像是一个鸦片鬼。据他自己说，已经戒绝嗜好，因为敦煌从1935年起便严禁种植鸦片，烟价高贵得使他不能不割爱。他颇机警，办事也很能干，但不大可靠。许警是年富力强的小伙子，人很忠厚，但是有点傻气。有一天，一口气，便吃了两个半西瓜，以致午饭也吃不下去。又有一次和张警吵嘴，竟打架来，把张警按在地上揍了一顿，把张警的一身黑制服都撕得稀烂。但是他老实得可爱，我们后来辞退了张警，仍留用着他。我们离开敦煌时，他还依依不舍地送我们上车，盼望我们能够再度前来。
提到工作站的伙伴，自然不应该漏掉我们的厨子。在佛爷庙里我们所雇的老赵，是屠户出身。五十来岁，长得很胖，外表是笑嘻嘻一团和气，骨子里却是一个贪吃懒做的家伙。我们工作站连警察、厨子在内也不过六个人的伙食，工人们由他们自己另行管伙，饭菜也很简单，但是他每天要在厨房里忙碌一个整天。有一天我们收工较早，蓦然跑进厨房里，看见他把我们从兰州带来的沱茶，满满地泡了一大杯，正在那里悠然自得地坐着品茗。暑期后，换了一个姓袁的厨子，是河北省人。从前往来新疆做生意，被马仲英拉去当兵。后来逃回敦煌，娶妻生子，成为敦煌的土著了。袁厨子有一天晚上和我们说：当初应雇到我们工作站时，曾私自跑去问过老赵，这几位先生的胃口如何？喜欢哪几样菜？对于调味是否考究？老赵回答他道：“你喂过猪没有？只要给他们吃饱便算了。”向先生听见跳起来说：“好骂！你告诉老赵，当心敲屁股！”这位袁厨子在我们挖墓收工后便辞退。后来我们调查两关返城时，听说他得急病亡故了，据当地的人说，是因为他帮我们这些挖墓的人，所以被鬼捉去了。鬼的坟墓被挖，自然要复仇了。至于我们所以安然无恙，据说是因为我们是上头派下来的，福气大，所以不怕鬼。我们真觉得有点对不起袁厨子，连累了他做异乡孤鬼。
“中途岛”的动物，除了我们这一群人以外，还有厨子老赵带来的一条狗，和罗寄梅先生离敦煌时送给我们的几只鸡。在这荒凉的戈壁滩中，居然每天听到鸡鸣犬吠的声音，顿形热闹。但是不久这几只鸡都成为我们的腹中物，剩下的一条狗，显得孤零可怜。有时候追逐着戈壁叫做“沙和尚”的小蜥蜴，或对着偶尔经过的行人、马匹狂吠。
在这几乎与人世间隔离的“中途岛”上工作，有一个绝大的好处，便是可以安静地专心工作。除了偶然有一两个当地的士绅来参观外，很少受外界的搅扰。不过有一次我们却受窘了。在开工后十来天的一个星期日，我们发现画砖墓的消息已经传布到城中去。这天城中来参观的人达六七十人，络绎不绝。恰巧那天特别热，室内温度也达九十来度。他们出城走了十五里路到佛像佛爷庙工作站，坐下来休息，便把我们为着工人所预备的几桶开水都喝光了。由佛爷庙西行四五里到我们工地来，为了好奇心所驱，东跑西跑，问长问短，妨碍我们的工作不少。幸得那天已露出的画砖都已拆卸下来搬走，墓道为崩圮下来的土坯所堵塞，没有什么可观。他们微觉得有点失望。回去后便不再来搅扰我们了。
人为的搅扰虽可避免掉，但是我们却遭受过几次天时的打击。戈壁上的狂风，我们在金塔县已经领教过的。在佛爷庙工作的五十天中，有八天狂风大作。第一次刮风是6月5日，飞沙走石，击肤作痛。安置在工地上的帐篷，被风吹倒。已露出彩绘画砖，被风沙所刮损。虽用布幔遮盖住，仍是损失很大，只好拆卸下来送到工作站中去保存。大风扬尘，连眼睛也不易张开。在工地中做绘图及记录的工作，困难可知。6月7日下午刮风更厉害，只好提早收工。至于下雨的日子，敦煌本来很少。我们在佛爷庙工作时，适值雨季，并且大概由于县长虔诚祷雨的缘故，这年雨水特多。六七两月竟有五天下雨。但是多是几阵细雨便了事，并不碍及工作。只有6月27日那天开工后不久竟下了倾盆大雨。我们躲入帐篷中，但是连帐篷也漏水，只好收工返佛爷庙。雨至午后才停息。这是敦煌罕有的大雨。庙舍的屋顶原来并不是防御这种大雨的，涂在屋顶上的烂泥，随着雨水从隙缝中漏到室内来，弄得桌子和床榻都是泥水。连忙将室内的器物搬到未漏水的一角。后来室外虽已云开天霁，室内还在滴着雨水。
至于温度，戈壁滩可代表大陆性气候的极端，夏天白昼酷热，冬日夜间严寒。7月13日的中午，室内是90度，露天已是122度了。19日将发掘工作结束后，我仍有些墓地的地图要补测，在120度以上的热戈壁中工作，汗出如注，很易疲劳。测绘时从望远镜中看过去，似乎戈壁地面上有水蒸汽上升。再加细察，才知道是沙砾上受热上升的空气，震动成微风；细沙被风所吹，荡漾于地面上，很像水蒸汽上升。我们工作时，四顾无蔽荫，烈日下晒，暑气上蒸，令人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感觉。太阳下山后较为凉爽，但是黑暗得很快。26日我在鸣沙山北测绘完毕返站时，中途天已经黑了。两旁那些侵蚀所余留的土堆，兀立于星光之下，形状奇离狰狞，颇为怖人。我几乎迷路了。幸得向先生在庙前用手电筒一闪一闪照耀着，指示着我，才得很快地回到佛爷庙。7月30日将野地工作告一段落，便暂时移住千佛山逃暑去了。
原载《敦煌考古漫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