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兰州尹贤
丁芒先生是我的朋友,又是我心中的老师。我对当代诗词的好些看法、主张,或者是根据他的论点,或者是受他的启迪。我从他的著作中得益甚多。
丁芒先生有深厚的中西文学理论素养,新旧体诗都是行家里手,因而能敏锐地发见新诗和当代诗词的问题。他为人正直,不为权势名利所扭曲和诱惑,哪怕身处困境时,也能守住学人的良知,因此能提出并坚持正确的主张,促进新旧体诗的健康发展。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华诗词学会筹建之际,人们对蓬勃复兴的旧体诗词有些迷惑不解,众说纷纭,或冷嘲热讽,甚至敌视攻击。丁芒先生为澄清是非,扫清道路,及时发表了长文《从当代诗歌总体论旧体诗词的社会价值》(载1987年1月《当代诗词》),深入分析了形成当代诗词复兴的客观因素,上承传统审美观的余绪,下补新诗六十年的不足,是合乎规律的历史反捩作用,不是少数人可以制造,更不是少数人可以阻遏和能打倒的。
丁芒先生与李汝伦先生相同,分析当时旧体诗词的创作情况,可分为“古”人之诗、“官”人之诗、才人之诗、诗人之诗四类,质量不甚如人意,为此他指出要解决时代性与艺术形象性两大问题。
在新旧体诗词关系上,丁芒先生审视了新旧体诗双方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各自的优长与不足,大声呼吁“千改万改,首先要打破新旧体诗词的界限”,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吸引、互相探求、互相补充,互相融合。后来新诗刊物发表诗词,诗词刊物也发表新诗,不能不说有他的影响。
对于中国诗歌前景的推测,他一方面肯定旧体诗词有不容忽视的社会基础、传统优势和存在价值,但同时指出它毕竟是一种古老的形式,与千变万化的现代社会不能彻底适应,包括情感、审美要求、结构、语言等方面,它只能作为染色体一代代遗传给我国诗歌后裔,旧体诗词不会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这对当时各地忙着建立诗社诗会,兴冲冲写诗词的人来说,未免逆耳,有点扫兴。
在1997年12月出版的《当代诗词学》里,丁芒先生进一步重申了他以上的观点。此书强调:中国诗歌发展必然要走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新旧体诗相互吸收融合产生新体诗歌的道路。旧体诗的存在价值,在当前超过了新诗,它的社会地位也不应逊于新诗。但是话说回来,“旧体诗词不能代表中国诗歌的未来,只能起作用于未来。中国诗歌的主流,仍然将沿着新诗的河床前进。旧体诗词的时代价值与地位,是因为新诗改造的需要而见重。单纯提倡旧体诗词,是一种逆向行为”。这段话太精辟了,我认为是“发人之未发,进一步指明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弥足珍贵”(参见拙文《贯通新旧启示未来》,载《三角洲》1999年第1期,1999年9月16日《文论报》)。说这话需要理论家的睿智和胆识,大无畏的勇气,肯定会引起诗词界某些人的不快,但他还是要说,毫不含糊。时间证明了还将继续证明丁芒先生之言的真理性。它无异黄钟大吕,又如暮鼓晨钟,长在振响,发人深思。
丁芒先生不仅在宏观上高瞻远瞩,指引着新旧体诗前进的方向,在微观上又具体指导,提高诗词创作的质量。如《当代诗词学》第三章讲诗词的传达和表现时,论述正确处理古与今、同与异、气与势、直与曲、理与情、深与浅、虚与实、典型与特殊、文与质、律与散等“十大关系”,理论结合实际,解决创作中带有共性的问题。当人们都感到当前诗词创作质与量的反差,中华诗词学会提出精品战略之际,丁芒先生及时撰文《运用辩证思维,攀登精品高峰》,提出要解决诗坛面临的“四大矛盾”,即个性与共性、独创与趋同、感性与理性、动势与静止的矛盾;同时要处理好“十个‘不如’”。论述深入浅出,对渴望提高创作质量的诗友们有很大帮助。我正是受此文的启发,根据第一个“不如”:着眼(立意),小不如大;着手(表现),大不如小,写了一篇专论:《提倡写“一点红”》,阐述小中见大、以少总多,举实例说明。拙文在全国第十九届诗词研讨会上大会交流,《中华诗词》等多家诗刊转载,反应良好,我要感谢他。
在此要重提一下《当代诗词学》,这是一本好书。从什么是诗,诗的感受和传达,诗词的内外结构,谈到诗词语言等等。强调要面对时代写诗,具体指导怎样写工业诗、农业诗、讽喻诗、山水诗、爱情诗等,解剖麻雀,找出规律。丁芒先生将当代诗词纳入科学体系,是一开创性的工作,应属难能。
此书完全可以进行修订再版。
丁芒先生不仅著书撰文,还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函授面谈,指导帮助许多诗词爱好者,既明确创作方向,又知道具体要求和作法。他应不少作者的请求,撰写书序。我是受惠者之一。人们赞赏他为拙著《诗词写作指导》写的序言,求实中肯。他说此书可称《当代诗词学》的姊妹篇,都属当代诗词有一定总结性代表性的两翼成果。如他所料,这书受到了广大讲习诗词者的欢迎,成了花城出版社的畅销书之一。丁芒先生诲人不倦,奖掖后学,支持先进,繁荣诗词,这是他的又一重要贡献。他如暖人的春风,知时的好雨。
丁芒先生是多产作家、两栖诗人。他的新诗写得不错,旧体诗词曲写的也很好,合律合谱。像《中国当代诗词选》(叶元章、徐通翰主编)所载《随感》《军中乐》(《从军乐》)《十人桥》《忆江南·君山》等,豪放雄健,或清新明丽,可以传世。但是他不像个别诗家,紧紧把守旧体诗词这个可以称王称雄的山头,不让人出入,而是与时俱进。他倡导诗歌改革。
“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是他对中国诗改的三大目标。他认为诗体改革是诗词发展必经之路。他主张新旧体诗互融互补的双向运动,以达到二者的接轨。他不为诗界的异议所动,以身为范,创写“自由曲”,为诗苑增添了新品种。自由曲全部使用当代口语,把古典诗词曲(主要是曲)的格律因素择优融汇其中,首先在山西推广,成绩显著。例如诗人温祥所写的自由曲和新散曲,很受欢迎,引人注目,其中一首自由曲竟被认为是“一种当代半格律格式的新诗”。这就说明新旧诗体的接轨是可能的,丁芒先生的主张有科学预见。不过我对自由曲的定名存有疑虑:“自由”容易流于松散而不成型,新诗就因为“自由”而大半个世纪走不出倒楣运。未来主流体的诗歌,应是多种形式的格律体。
丁芒先生在中国诗界数十年,文集数百万言,能系统提出前瞻性意见,贡献多多,诗品人品,均受到众多诗友的尊崇,在当今诗坛不多见,应算首屈一指的。遗憾的是我和他关山遥隔,很少相聚,所知有限,未能将应该写到的都写出来,只能略陈如上,有待大家继续补充。
2010.5.兰州望蜀斋
【作者简介】尹贤,实名尹贤绪,1929年生。兰州交通大学教师。曾任《甘肃诗词》主编,《中华大典》中唐文学部编纂人之一。“第三届龙文化金奖·优秀作品奖”获得者。著有《新韵诗词曲选评》《新韵诗词曲写作指导》《望罗斋诗文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