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定兴高文章
两期学习结束后，结合我和师兄弟们的作业评语，较为系统地学习了丁老的部分诗论，觉得大有收获，现将学习笔记整理如下：
一、诗贵真，诗真才是美
丁老在《求真论》中说：“诗的审美内容当然很多，如思想美、感情美、情境美、含蓄美、语言美、结构美等，无不属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更是决定全诗正误、善恶、高下、深浅的主要依据，形式依附于内容，起着强化、衍绎、装饰、制约等表现的作用。
诗如只有华丽、流畅、简洁的形式美，而思想丑恶，感情卑劣，根本就不能成为好诗。”
他还在该文中说道：“区分人的思想的正误、美丑、是非的分水岭究竟何在？就在于‘真善美’三个高峰所联成的这道巍峨的山峦。”在此文中，丁老对“真善美”三者之间的关系阐释得十分透辟。对于“真善美”的关系，他说：“‘真’当然并不等于美，但，没有‘真’，就谈不上美。”对于“真”和“善”的关系，他说：“‘真’是一种‘合规律性’的标准，而‘善’是一种‘合目的性’的标准。‘真’，受真理观的制约；‘善’，受道德观的规范。
如果说‘真’是美的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善’是决定的条件。很明显，如果道德性质上是属于卑下的，即使是真实的，诗人也不能把它说成美。”丁老的这些论述，就给诗词内容的好坏优劣定了评判的标准。
丁老一直是按这个标准以作业评语的形式指导他的弟子向真、向善、向美的。
如师兄刘殿珩写的《七绝·白牡丹》：
玉韵琼姿敢自矜，风摇素影照冰轮。
谁云富贵出姚魏，国色从来不染尘。
丁老是这样评这首诗的：“……后二句作哲理升华，但含蓄很深，质之于人。世间媚富求贵者多矣，而受媚受求者众矣，偏这两种人都能富贵亨通，而真正的‘国色’之誉，应该属于高格纯真、不染尘浊的人，而这些人往往受人贱视，穷困潦倒。社会恶习，浸染之深令人扼腕。但借白牡丹来讽喻此种社会现象，使一篇小花小草的文字，顿然提高了百倍的价值。该诗第三句因字句意思不达，故改成‘贵华媚富非高格’，这样直指牡丹本质，乃人之过，非牡丹之低格也。”的确，丁老一句之改，使原诗灵魂卓显。
我写过两首有关教师题材的诗词，曾当作业寄给丁老：
蝶恋花·自述
年少妄将诸事藐。三尺讲台，不比乾坤小。月冷窗寒华鬓早，千山桃李知昏晓。
风雨归来思悄悄。犹驻雄心，无奈韶光老。神圣学堂情未了，百行仍觉教书好。
七绝·偶感
独出易县南门，西行数里登上一座无名小山，见草丛中有一本撕毁的初中语文课本，拾起，数篇经典诗文赫然入目。坐地读之，感慨万端，口占一绝。
事罢无聊信步游，诗书谁弃野山头？
轻学重利风如此，残句一吟欲泪流。
对《蝶恋花·自述》一词，丁老评论说：“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内心独白，尤欣赏‘三尺讲台，不比乾坤小’‘月冷窗寒华鬓早，千山桃李知昏晓’‘百行还是教书好’等句。只有至深至重的感情的凝铸、至真至切的思想的陶冶才能道出上述语句。能做到情真意切，又能做到语言极端简素，无矫饰、无浮嚣之乱耳、灼目实在不容易。”
对《七绝·偶感》一诗，丁老评论说：“一位人民教师的感慨，也是国家民族所应感慨者，小中见大，从此侧面以见当代社会精神状态的下坠，也写出了作者忧国忧民的胸襟、感情。写得朴素，语言流畅，真情流露，虽无文藻之雕饰，却是对当代颓风之针砭。”
丁老的《求真论》给我的启示是：诗贵真，诗真才是美，是诗学千古不变的真理。
二、以意驱象，动势行诗
丁老在《以意驱象，动势行诗》一文中说道：“‘以意驱象’是我对诗的意象化即意与象相结合的进一步思考；范畴还只限于单元意象本身。而‘动势行诗’则是对全诗的意象链接、组构章法等全局思考，以‘动势’这一红线加以概括、贯穿。这种思想上的升华运作，其根源就在于运用了唯物论、辩证法，极力避免了形而上学观点在我脑中的惯性影响。”
接着丁老以李白名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四句为例剖析该诗是怎样“以意驱象，动势行诗”的：
“在怀乡的凄孤心情下，月亮是其寄意之象，很平常。而‘霜’则是因意驱动了的因而发展变化了的物象，没有‘霜’这一象征意象的发展，以传达寒冷、凄凉、孤独之感，则末句意的内涵无法做感情的定位和凸显，因为‘故乡’这词太广阔太宽泛了。没有‘霜’的意象，全诗则浅白无味。”
丁老又以弟子江山的《出国归来二绝》为例剖析作者如何“以意驱象，动势行诗”的。
《出国归来二绝》是这样的：
机上口占
万里归心载月行，天涯此夕共澄清。
他乡月亦家乡月，带到家乡月更明。
归家口占
卸却行装未洗埃，先随月影上楼台。
黄花知我归来晚，捱尽风霜始盛开。
丁老在文中说：“江山的第一首没有借助其他意象，而是用‘带到家乡月更明’这一发展了的‘意’，加上运用动势感的‘带’，便使这一静止的意象前进了、发展了、新颖化了。这就是‘以意驱象、动势行诗’的艺术手法。第二首不同的是主象（月）之外，因意的驱动，而添了另一意的物化物——黄花。把黄花拟人化，化静为动，表现了时间的流程。
其实，与月是同一月、近乡未必更明一样，黄花无知，也并非是等诗人归来时才盛开。这全是人的奇思妙想，也即是诗人的‘意’的发展，驱动时空，选择了黄花这一静止物象的依托，写出‘意’的动势感来……。一首诗有了各句动势感的承接、发展，便前后呼应，意脉贯通，全诗皆为之活络灵动起来。”。
又如丁老在批阅徐锡龄师兄《听友人倾诉往日情怀》一诗，就是用上述观点评判的：
徐诗是这样写的：
娓娓西窗爱满楼，绿杨堤外共轻舟。
风和日朗携春坐，意恋情痴带月游。
别后只兰常入梦，相逢双蝶却临眸。
任其咫尺翩翩过，回首江山似点头。
丁老在评论中说：“这首诗写的特好。全诗动势行诗，每句都有动作感，且都在各句尾两三字，如‘爱满楼’‘共轻舟’‘携春坐’‘带月游’‘入梦’‘临眸’‘翩翩过’‘似点头’，有整齐、互动、规律等等的语感，益增律诗魅力。全诗意贯神流，最佳处在末二句，以大自然的人格化手法来赞许友人的旧日情怀，既不同凡俗，又蕴含无穷深意，促人体味，本是‘虚’句，却以形象、动势出之，尤为高妙。”
我在前几年的深秋写过一首词——《临江仙·黄金台吊古》，当作业寄给丁老。词是这样写的：
萧瑟秋风临易水，河滩沙冷烟横。
斜阳山影幕云东，金台不复见，民舍掩遗踪。
独立残碑思渺渺，何寻霸气英灵？几株老柳尚青青，岁岁凝新碧，深蕴古今情。
丁老在评语中肯定了该词的成功之处之后，建议将末句的“深蕴古今情”改成“犹说古今情”，并说：“深蕴古今情”属评介语气、收势语气，也就没有生气、活气。改为“犹说古今情，意更与上两句紧接，且具动势，更具词的想象之魅力。”
当时对于丁老的修改意见，只是感到有道理，后来看到丁老的《以意驱象，动势行诗》一文，才深刻领会到诗句一有动势感，形象立刻生动活泼起来，给人以意贯神流的感觉。
“以意驱象，动势行诗”是诗词创作千古不易的规律。
三、语境意境吻合，典雅通俗缘情
纵观我国古今诗词曲赋，用语极其丰富多彩，或雅或俗、或曲或直、或庄或谐，各尽其妙，如一座百花园，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给。《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最为典型。这些诗词曲赋其实都是曹雪芹一人创作，但他并没有被自己个人的“风格”限制住，而是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来写，所以书中每位人物的诗歌都和自己的个性特点及学识修养等相吻合。如黛玉的诗风流俏丽，宝钗的诗温柔敦厚，湘云的诗清新洒脱，宝芹的诗富丽清奇，迎春的诗木讷无华，而薛蟠的打油诗则低俗鄙陋。丁老在它的诗论中曾说：
“我很欣赏小说电影艺术中关于‘性格化语言’的提法。剧中人语言要个性化。导演的风格手法、画面语言也要性格化。诗为心声，千人千面，人各有性格，艺术表现上当然应极力追求个性化。除取材、立意外，语言的性格化，当然也是主要之一端。”丁老还说：
“事物是复杂的。诗的题材、立意也多种多样，诗人艺术水平高低，就表现在是否选择适合自己性格的题材、立意面前，也能构建吻合诗的意境的性格化语境来。李清照是婉约派诗人，但她过乌江霸王祠写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便完全不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那种寡妇调的语境了。可见，语境的营造，主要在于诗人对题材、立意的切实把握。高明的诗人，常能不受自身性格的限制，为适应意境，可以营造与之吻合的语境来。
如婉约派也可以写出豪迈派的诗来一样。”
前几年我去江南时写过一首《浣溪沙·听苏州评弹》，该词是这样写的：
船近菱荷风雨亭，娉婷少女鬓斜横。低眉信手弄弦声。
曲醉碧塘千巷柳，音旋红苑百花坪。叮咚古韵伴人行。
丁老在该词的评语中说：“这首诗上片写所见所闻，下片写所思所感，结构顺势合理，语言形象感、动势感强烈，是一首好的词作。这首词另一突出优点是做到了语境与意境深度吻合。该词论题材，是常见的江南风光，并无奇特怪异、迥乎寻常的场景：论格调，并未呐喊喧哗，过分强调什么，只是平白道来，抒写了作者乘船一经而过的境与情。但那种雅致悠娴、‘淡扫蛾眉’式的妩媚，在桃红柳绿、小桥流水的背景下，随着弦索之音摇荡生香，这种氛围笼罩全诗。在这种意境下，试想如果作者使用的不是这种散发着淡淡古香的语言，而使用的是深奥古僻的纯文言、繁绚堆垛的浮艳之词甚至幽默奇峭的滑稽、调侃语气，乃至虽然鲜活生动却是俚俗庸劣的日常口语，就觉得此种语言境界，和全词意境很不协调吻合，因而会妨碍甚至削弱、破坏词意的完美传达。……尽管这阙中的语言，还有个别地方不够味、不完美，但作者所营构的语境，与全词的意境是高度吻合的，这就够了。”
刘璋先生的《乔迁过罗文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该诗写于1979年12月，那一天他全家离开生活了四十年的家乡兴隆县山村。车缓缓移动，人依依而别，少壮牵手，老少依门，十里山村，百人相送，使诗人一家热泪盈眶，步步流连。当行到兴隆与遵化交界的罗文峪时，作者停车回望家乡，口占这首七言绝句：
喜庆乔迁又自伤，辞亲路以九回肠。
罗文峪口停车望，从此家乡是故乡。
诗句以通俗口语平白道来，但字字意满情深，读来感人肺腑，大有“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的感觉。
联想东晋时代陶渊明也是四十岁时，写过一首长诗，题目是《归去来兮辞》，这首诗的意境与刘章先生的《乔迁过罗文峪》正好相反。那时陶渊明立志摆脱黑暗官场的羁绊，象脱笼小鸟似的回归田野和自然，诗中记叙和抒发的就是这种无比轻松愉悦的心情。他写回家路上“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写快到家门时“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写到家后“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以赋诗……”用的完全是夸张雕饰的典雅语言，读来美不胜收，被后人赞为“虽托楚声，沛然如肺腑中流出”“南北文章之绝唱。”
假如刘章的《七绝·乔迁过罗文峪》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两者所营造的语境相置换，读来恐怕味道大变。
看来，语境意境吻合，典雅通俗缘情，乃是古今诗家的共识。
以上三方面的心得，不知各位师兄是否认同。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