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随着全国兴起的经商热，以及农村种粮政策方面的原因，许多农民不满，意过低的收入状态，不愿多种粮食。他们弃地而走·进入乡镇企业，流向城市当“打工仔”，形成“民工潮”。
种粮不能致富，成了许多农民的结论。以1990年为例，种粮的劳动力人均产值2298元，比农村工业少9倍，比农村建筑业少2倍，比农村运输业少3倍，比农村商业少3.5倍。在这种现实面前，种粮积极性当然受挫。
农民种粮收入低，主要是粮食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存在，使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在改革中，国家根据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对粮价进行了多次调整。1979年夏季，国家将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20%；同年11月又提高了8种农副产品价格。1986年至1987年，国家又一次提高粮食收购价及城市副食品销售价。1989年至1991年底，国家又两次提高粮食及农产品价格，稻米提价37%，棉花提价27%，供应城市居民的大米、面粉提价60%。1992年3月，国家再次提高粮食统销价格，实现购销同价。这次提价幅度为45%。每次提高粮价，都进一步理顺了价格关系，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1991年比1978午粮食价格总水平提高了238.3%。但是，三种主要粮食的定购价仅提高105%，低于其他农作物价格。而粮价每次上调，又带动上千种物价上涨，又必须渐进待机而行。粮价低的问题还须进～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也是不愿种粮的原因之一。由于农产品市场价相对下降，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服务费高，种粮成本不断上升，农民种粮收入下降。1992年平均每亩粮食作物收入比1990年下降25%，每百元生产费用获利减少19元之多。江苏一位外出打工的农民算了一笔帐，每亩小麦收500斤已算丰产，按收购价卖给国家可得150元；可是这一亩地要用的混合肥、尿素、辣肥、治虫费就要开支100多元，赚不到钱。1994年他共卖给国家4180斤粮，不但没有拿回一分钱，还要倒贴264元。种粮积极性从何而来呢？
农民负担名目繁多。集资摊派已成一大负担。据统计，农民出工、出钱、出物的摊派达70—80项之多。1992年，国家规定各种负担不得超过农民人均收入5%的界限，有些地方却达到了2%，甚至出现了逼死人的现象。民谣说：“国家农税轻，县乡提留重，村组摊派无底洞。”
由于以上原因，有些地区的农民刚脱贫，又返贫。1990年四川调查了5500户农民，减收户达60%。农民种粮不赚钱，劳工大量外流，许多地方出现土地荒芜的景象。从边远山区到山东半岛和中原的河南省，到处出现荒地。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望着山东半岛大片农田成为荒地，眼含热泪说：“这大片土地，都是当年用鲜血～步步打出来的，如今竟成了荒地！”
农民由于各种困难不愿种粮的问题已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第一，把农业摆在首位，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实施科技兴农、教育兴农战略，加快农村交通、电力、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二，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产品价格的改革，理顺价格关系，扶植乡镇企业。第三，树立大农业观念，搞好农业综合开发，严禁破坏农村资源的行为，加强土地管理。第四，下大力气减轻农民负担。1992年初中央和国务院在先后发出减轻农民负担的4个文件之后，又正式颁发了《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件》，提供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法律依据。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任何困难和曲折也改变不了农民走向富裕的大趋势。中国的农民已经在改革中跨过了温饱阶段，将逐步走向更加富裕的小康阶段。
（刘书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