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天性是求利生财，但很多人钻了牛角尖，变得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只讲钱面不讲情面。而李嘉诚的高明之处在于，永远把和气放到生财的前面，坚持与人为善的经商准则，积极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结果反而达到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与人为善胜过唯利是图
对商人而言，利润当然重要，它不单是财富积累的需要，更是企业发展的前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利润率的大小，也是检验一个企业好坏的显性标准。问题就在于，这是否就意味着商人应该而且可以无限制地追求利润呢？事实上，颇具因果意味的是，过分追逐利润，最后反而会失去利润；一味图谋独享，最终只能功亏一篑。真正的为商之道，应该是与人为善，在共享共存的基础上获取自己该得到的那份利润。要以忠厚为本，只有厚道才能给人以信任感，建立起长久的买卖关系，方能赚到大钱。正如俗话所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李嘉诚的经商之道能成为今天的商界范本，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人品。凡与李嘉诚合作的人都对李嘉诚的与人为善超赞不已。而作为一代巨商大贾，不但对“利”取之有道，而且还能够将“善”作为最大的快乐，这绝对是另有一番境界。
“要照顾对方的利益，这样人家才愿与你合作，并希望下一次合作。”追随李嘉诚20多年的洪小莲，谈到李嘉诚的合作风格时说，“凡与李先生合作过的人，哪个不是赚得盘满钵满！”
香港广告界著名人士林燕妮对此更有深切体会。她曾主持广告公司，与长实有业务往来。广告市场是买方市场，只有广告商有求于客户，而客户丝毫不用担心有广告无人做。这样就自然会滋长客户尤其是像长实这样的大客户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气焰。
林燕妮回忆道：头一遭去华人行的长江总部商谈，李嘉诚十分客气，预先派了穿长江制服的男服务员在地下电梯门口等我们，招呼我们上去。
电梯上不了顶楼，踏进了长江大厦办公厅，更换了个穿着制服的服务员陪着我们拾级步上顶楼，李先生在那儿等我们。
“那天下雨，我的一身雨水湿淋淋的，李先生见了，便帮我脱下外衣，他亲手接过，亲手替我挂上，不劳服务员之手。”
双方做了第一单广告业务后，彼此信任，李嘉诚便减少参与广告事宜，由洪小莲出面商谈下一步的售楼广告。
有时开会，李先生偶尔会探头进来，客气地说：‘不要烦人太多呀！’
“我们当然说：‘愈烦得多愈好啦，不烦我们的话，不是没生意做……’”加拿大名记者John Demont对李嘉诚的为人赞叹不已：“李嘉诚这个人不简单！如果有摄影师想为他造型摄像，他是乐于听任摆布的。他会把手放在大地球模型上，侧身向前摆个姿势……”
中国古代有“和气生财”的说法，这里的“和”就有着“与人为善”的含义。李嘉诚无疑正是这样一个深谙和气生财要诀的聪明人。
助中资上市，结交朋友
20世纪90年代，香港中资，相继崛起，李嘉诚顺势合作，好处多多，最主要的是加强了与大陆之间的联系，为以后在大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香港中资四大老牌天王是中银、华润、招商、中旅。这四大集团的前身，在清末和民国就已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
在改革开放前，驻港的中资公司按照内地国企的机制在香港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环境下运行，发展迟缓。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资逐步与自由经济机体制相适应。
最能体现香港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领域是在股市。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香港中资掀起上市热。中资后起之秀，似乎比老牌中资更显得活跃。中资上市公司四大天王的前身，都是改革开放后成立的。其中中信泰富、首长国际，在四大天王中分别占首席与第3席。这两家公司之所以能如此顺利上市，并急速发展，李嘉诚功不可没。
李嘉诚看好借壳上市。一家公司想要在香港上市，原则上需要5年以上的经营实绩，循正式手续在交易所上市，需花费相当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于是，一些急于上市的公司，通过收购他人的小型上市公司，以实现自己上市的目的。这些小型上市公司被喻为“空壳”——资产和营业额都极少，买家无须动用大额资金，有别于一般含义的股市收购战。
中资公司，或困于来港资历浅，或因会计制度不合上市要求，一般很难通过正常途径上市。中资上市，只有打一些资产少，或经营差的上市公司主意，这便是中资借壳上市的来由。有买壳者，就有造壳者——有的集团有意分拆上市，或掏空某上市公司的“肉”，使其变成空壳，待价而沽。醉翁之意不在酒，买家买的不是肉，而是壳，即上市地位。
李嘉诚在股市多次寻找、权衡，相中了泰富发展这只壳。泰富发展前身是本港证券大亨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发展，后几经改组，控股权落入毛纺巨子曹光彪的手中，1988年8月，曹氏拥有泰富发展50.7%控制性股权。泰富经营地产及投资，状况良好，曹光彪的龙头项目是港龙航空，与太古洋行的国泰航空展开激烈空中争霸战，曹氏不敌对手，财力枯竭，焦头烂额，为摆脱困境，曹氏只有“忍痛割肉”——出售泰富股份。
由李嘉诚的英籍高参杜辉廉任主席的百富勤，为中信的财务顾问及收购代表。1990年1月，百富勤宣布向泰富主席曹光彪以1.2元/股的价格购入其泰富股份，并以同样的价格向小股东全面收购。泰富市值7.25亿元，是当时股市的“蚊型股”。中信并不付现金收购，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换股，及以物业作价的步骤而完成的。李嘉诚和荣智健都曾是港龙的股东，与曹光彪打过交道，因此，这次收购，是经各方缜密协商的，是互利的公平交易。
到1991年6月，泰富经改组、集资、扩股之后，股权分配是：中信49%、郭鹤年20%、李嘉诚5%、曹光彪5%。泰富正式改名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从股权分配上，可见李嘉诚旨在促成这件事，而无意获取权益。
之后，香港中资和内地国企纷纷欲借超人之力购壳上市，合组联营公司，利用双方的优势，在香港和内地同时拓展业务。李嘉诚又帮助首长国际在香港站稳脚跟。
1994年，中信泰富跻身香港十大财团榜，排名第八位，风头之劲，连香港老牌华资英资大财团都感到可畏。
有人认为，李嘉诚之所以帮助中资上市，是想捞一点政治资本，好为日后打算，其实这不是根本原因。李嘉诚一贯主张“利益共享”，他深知多个朋友多条路，也就多一份赚钱的机会，即便不是中资，如果他可以帮到忙，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的。更何况中资的发展前景极其美好，顺应历史潮流，在帮助中资上市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不菲的好处，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我生平最高兴的，就是我答应帮助人家去做的事，自己不仅是完成了，而且比他们要求的做得更好，当完成这些信诺时，那种兴奋的感觉，是难以形容的。
善意收购，营造双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长期以来，李嘉诚奉行善意收购的原则，为他赢得了“白衣骑士”的美誉。李嘉诚富有心计，又极有耐心，擅长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他的收购从不情绪化，没有把被收购企业当做古董孤品非买不可的心理。收购对方的企业，必与对方进行协商，尽可能通过心平气和的方式谈判解决；若对方坚决反对，他也不会强人所难。李嘉诚遇到阻力，权衡利弊，会不带遗憾地放弃。收购九龙仓、置地，他都持这种态度。无论成与不成，通常都能使对方心悦诚服，且在日后成为朋友。
按照一般的企业并购游戏规则，有所谓的“白衣骑士”，即善意收购——重组者救活企业自己也获利；也有“黑衣骑士”，即恶意收购——投机者见企业有机可乘，于是落井下石，狙击企业股票，恶意收购者一般先通过融资再购得目标公司的股票，取得公司的控制权，然后把所欠的债务，推卸到他所接管的公司身上，所谓“牺牲者最终还得交纳枪毙自己的子弹费”。李嘉诚属于前者。
收购成功，李嘉诚不会像许多新任老板一样，进行一锅端式的人事改组与拆骨式的资产调整。他尽可能挽留被收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照顾小股东的利益，股权重组等大事，必征得股东会议通过。收购未遂，李嘉诚也不会以所持股权为“要挟”，逼迫对方以高价赎购，以作为退出收购的条件。
李嘉诚帮助荣智健顺利收购荣昌行，就得益于其人品人格及声誉在商业活动中的巨大作用。恒昌行的正身是恒昌企业有限公司，创立于1946年，历史悠久，信誉卓著，业务范围广，是华资第一大贸易行。创办人之一是前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何善衡年事已高，后代又无意承袭父业，故萌生出售之意。
若无此传言，市场无人敢觊觎恒昌。恒昌整个集团资产净值高达82.73亿港元，经营状况良好，三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何善衡30%，梁球琚25%，何添15%，共计70%）——外强无任何可趁之机。
1991年5月郑裕彤家族的周大福公司、恒生银行主席林炳炎、中漆主席徐堂等成立备贻公司，提出以254港元/股的价格向恒昌全面收购，涉及资金56亿港元。据市场披露的消息，备贻的三大股东已事先作出三分恒昌的瓜分计划：郑裕彤得恒昌物业，林氏家族得恒昌汽车代理权（代理日本本田、日产、五十铃及美国通用汽车经销权），徐堂则取恒昌的粮油代理等业务。
当李嘉诚和荣智健在筹划收购荣昌行时，备贻已经占得先机。但当李嘉诚得知备贻的“折骨计划”时，心中已经有九成胜算。因为他太了解何善衡、梁球琚和何添这3位商界老前辈的心理了。这几位老人都曾经是商场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也创下了辉煌的业绩。只是年事已高，第二代又无意继承商业，才不得已作出售的意向。恒昌行的创建者们希望恒昌行能够完整保留，并且发扬光大，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很欣慰，因此备贻意欲“拆骨”三分天下，恰好犯了老人的大忌老人情愿不卖，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创下的江山分崩离析，心血付诸流水，从此化为乌有。
李嘉诚私下坦言断定，备贻肯定会头撞南墙无功而返，而且备贻绝无恶意收购的胆略及实力，纵是有此恶意，以老人的倔脾气，殊死抵抗，备贻的胜算实在太小。备贻想获成功，非得恒昌大股东支持不可，然而大股东首先就不满买方的“拆骨”企图，不待进入价格谈判，就关闭幕后洽商的后门。备贻败退之时，就是出击的最佳时机。以中泰为核心的新财团，立即加入收购角逐。新财团Great Style公司共有9名股东组成，前6大股东是荣智健任主席的中泰占35%，李嘉诚占19%，周大福占18%（郑裕彤倒戈加盟），百富勤占8%，郭鹤年的嘉里公司占7%，荣智健个人占6%。
1991年8月初，Great Style向恒昌提出收购建议，作价336港元/股（高出备贻82港元），涉及资金69.4亿港元。经过一个月的洽商，双方于9月3日达成收购协议。至9月22日，香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为荣智健、李嘉诚等组合的财团完成。李嘉诚则以其善意收购的良好声誉及其尊重老人的谦谦君子之风，深深博得老人的好感，收购顺利完成。
中泰控得这间贸易巨人，遂成为香港股市的庞然大物，市值至1992年初膨胀到87亿港元。香港股市一直视中资股为无物，此番却不得不刮目相看，正所谓“十年惨淡经营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
恶意收购只会损害一家经营良好的公司，使之成为圈钱的工具，肯定会招致员工和创始者的抵制，而善意收购尊重创始者，为企业更好发展提供助力，自然会减少被收购企业的排斥，所以李嘉诚表示，自己从未进行过恶意收购，如果无法在友善的环境下增加股权，他宁愿退出。李嘉诚说：“我不喜欢破坏一间公司，有很多收购是不友善的，会破坏一间好公司，我不喜欢这样，我通常会收购百分之几的股份作为基础，然后看看是否有好机会，如果没有我便退出。”这就是李嘉诚做生意一直遵循的与人为善之道。
我喜欢友善交易，这是我的哲学，我曾告诫两子，不要占任何人便宜。
竞争中也要寻求共存
在商言商，同一行业中大家同争一块蛋糕的事时常发生，对此，李嘉诚的态度是，首先不回避竞争，并积极稳妥地参与竞争，同时如果有机会以合作的方式共享这块蛋糕，他会更倾向于后者。与吴光正的电视权益之争典型地体现了他这种经营思想。
在卫星电视出现之前，香港已有两家电视台，无线台和亚视台。两台历史悠久，竞争激烈，其间曾冒出一个佳视台，但开播后第3年，就被两强逐出竞技场。不管是电视台还是无线台，它的收入大多来源于广告，由于香港地区的居民人数有限，所以如果免费无线电视台发展过多的话，将不利于电视台的盈利。
鉴于西方有线电视的发展，以及香港电讯的垄断地位，港府计划设立第二电讯网络，并于1988年正式批准。第二电讯网络将提供有线电视和其他非专利电讯服务（如移动电话、无线寻呼等）。已经拥有非专利电讯业务的和黄集团捷足先登，迅速与英国大东电报局、香港中信公司等集团组成新财团，力夺第二电讯网经营权。李嘉诚看好的是有线电视的广阔前景，有线电视实行向用户收费制，与免费的无线台冲突不大。
1988年2月24日，和黄、中信、大东合组的卫星公司成立，宣布投资发射、操作经营第一枚专为亚洲提供电讯服务的人造卫星，计划利用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送入东南亚上空同步轨道。李嘉诚双管齐下，一手欲夺第二电讯网，一手放卫星覆盖亚洲。1989年，港府初步选定包玉刚的九龙仓与郭得胜的新鸿基地产合组的新财团，为第二电讯网的经营者。
包玉刚的女婿、九龙仓有线董事局主席吴光正，躇踌满志地向新闻界表示，香港市民将可在1991年1月享有有线电视共20个台的节目服务。到1995年，可提供32个频道，公司最高可提供59个频道。然而，李嘉诚并未退出角逐。按亚洲卫星以前与中国航天的原有协议，“亚洲卫星一号”人造卫星于1990年4月7日成功发射上天，英国大东电报局执行董事祁敖透露，连同购买卫星、送入轨道以及保险费在内，成本计1.2亿美元（约折9.3亿港元），三家公司各占1/3股权。
“亚洲卫星一号”的原用途是以电话服务为主，由和记通讯负责经营。该卫星共24个转发器，全部出租年租金为2500万美元。而当时的使用率很小，李嘉诚“移花接木”，把未尽其用的卫星改用在刚刚起步的电视计划上。李嘉诚着手成立了“卫星广播有限公司”（简称卫视），李氏家族与和黄占一半的股权。卫视租用卫星公司的“亚洲一号”线路，而和黄又占该公司的1/3股权。此时，李嘉诚的二公子李泽楷返港不久，对卫星电视事业兴趣盎然，于是，马世民任命他为卫视的董事兼行政负责人之一。
1990年8月，李嘉诚说服港府，放宽有关条例。新条例规定，若使用碟形天线收看卫星电视讯号，只要不涉及商业用途（指向用户收费等）或再行转播（指向无线台、有线台有偿提供服务），便无须申请批准及领取牌照。条例又规定，只接入一部电视机的独立卫星碟形天线可豁免领牌。若一座大厦共有卫星碟形天线及室内系统，则需持牌公司安装及操作。
据统计，全港至少有15万座大厦符合安装卫星天线标准，这对九龙仓的有线电视是个莫大的威胁。一时间烽烟四起，很难确认谁最先挑起的战火。李泽楷不准许九龙仓打进长实系兴建和管理的大型屋村、大厦楼亚洲宇安装有线电视；吴光正则禁止安装卫星天线的持牌公司，进入该家族所控的大厦安装碟形天线及室内系统。
显然，李吴两位商界才俊背后都有靠山。吴光正靠的是他老岳父，可是包玉刚几乎从不抛头露面，可能是要安心养病的缘故；而李泽楷的靠山当然是他老爸，虽然，很多事李嘉诚不露面，但抉择权显然在他手中。曾有记者就电视纷争问李嘉诚，他与吴光正的关系如何。说话一贯滴水不漏的李嘉诚环顾左右而言道：“我与包先生是老朋友。”——避开吴光正不谈。言下之意，不难揣测。
1990年12月，李嘉诚的卫星电视正式获得营业牌照，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不可播放粤语节目；二是不得向用户收取费用。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是无线、亚视、有线等三家电视台向港府施加压力的结果。三家的大股东皆有来头，无线有利氏家族、影视大王邵逸夫；亚视有李嘉诚的同乡林伯欣家族、好友郑裕彤家族；有线则是包玉刚与郭炳湘。在商言商，在重大利益上都不肯做谦谦君子。
“亚洲卫星一号”覆盖面从地中海至西太平洋，可为30多个亚欧国家和地区提供电视电讯服务。但卫视的主要市场在香港，香港华人不仅不愿看普通话节目，绝大部分人连听都听不懂。若不许播粤语节目，等于丧失了香港市场。李嘉诚父子频频出入港府，要求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李氏父子还轮番上阵，借助传媒，指责港府规定的荒谬性：一家香港本地注册的电视台，却不准许播放本地话的节目，此乃无稽之谈……
李嘉诚向来处理低调，以和为贵。他如此愤慨绝不是一时冲动，他意在争取民心。他委托一间独立的公关公司，搞了一次民意测验，接近百分之百的卫视用户都赞成播放粤语节目（外籍用户则希望再增加英语节目）。李泽楷将测验结果交港府的文康广播科广播事务管理局，作为修改条例的参考。
李吴斗法在1991年达到高潮，双方的比拼基本上和黄处攻势，九龙仓处守势。双方都向港府要求利于自己的条例，吴光正竭力敦促港府，维持有利于自己的条例；而李氏父子，则攻其“死门”，既要求港府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还要求准许向用户收取费用。
九龙仓向传媒坦言道：“根据我们多年的调查，香港这弹丸之地，只能容纳一个收费电视，两个只会造成恶性竞争，两败俱伤。对九龙仓的‘善意警告’，李泽楷充耳不闻，欲置敌手于‘死地’。其势之锐，比当年乃父逼迫置地有过之而无不及。”九龙仓董事吴天海感叹道：“政府若批准卫星电视收费，九龙仓肯定放弃（有线电视计划）无疑。政府若批准卫星电视播放广东话节目，观众的节目选择将大增，对有线电视影响甚巨。除非政府在其他方面给予补偿，如免专利权税等，否则九龙仓打退堂鼓机会亦大于一切。”
九龙仓意在以哀兵之术争取港府及舆论的同情。而李泽楷知道不可就此罢手，所以仍穷追不舍，据港府的态度，将有可能解除粤语节目的限制，但仍维持一家收费。李泽楷力撼吴光正，已初步达到预期目的。一位评论家说：“李泽楷采取的是进尺得寸的战术，欲借五百，则开口一千，否则借五百都要打折扣。”
1991年3月，卫星电视公司正式成立，李嘉诚任主席，马世民、李泽楷任副主席，具有多年电视经验的陈庆祥任行政总裁。总投资为4亿美元。1991年4月，卫星开始试播。到年底，卫视已正常利用五个频道播映节目。
拥有管理大权的李泽楷又雷厉风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来提高卫视的收视率。又积极开拓盈利渠道，使卫视显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论收视率，卫视只能望无线、亚视的项背。卫视的优势在收视面，它可24小时不停地向4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送节目。节目质量及收视面成为广告经营的基础。有不少大公司与卫视签订合约，成为其稳定的广告客户。从1991年底全面开播，到1993年中转让为止，不到20个月的期间内，卫视的广告收入是3.6亿美元，而维持五个频道的年费用为0.8亿美元（未计先期投资等费用），经营态势良好。
苍天不负有心人。1992年7月2日，港府颁布新的电视广播条例，宣布卫视自1993年10月底起，可开播粤语节目；卫视不可独立经营收费电视，但可通过收费电视（注：指九龙仓有线电视）的频道，经营收费的卫视节目。港府的新条例，为解决卫视、有线旷日持久的纷斗奠定了基础。李泽楷、吴光正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也都认识到继续争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因为做生意毕竟不是斗气，很快，他们双双坐到谈判桌上“讲数”。1993年6月，两大财团达成协议：卫视与有线的重叠业务结盟，实行天地共存。
做生意竞争是难免的，可是大家的目的都是赚钱，如果能够一起赚，为什么要拼个你死我活呢？当然，在和对手合作之前你必须拿出让对手重视的资本，否则也不会让对手走上合作台。
我觉得，顾及对方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利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自己舍得让利，让对方得利，最终还是会给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占小便宜的人不会有朋友，这是小时候我母亲就告诉给我的道理，经商也是这样。
和你的对手握手
善待他人是李嘉诚一贯的处世态度，即使对竞争对手亦是如此。我们知道商场充满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能做到善待他人这点，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香港《文汇报》曾刊登对李嘉诚的专访，主持人问道：“俗话说，商场如战场。经历那么多艰难风雨之后，您为什么对朋友甚至商业上的伙伴，抱有十分的坦诚和磊落？”李嘉诚答道：“最简单地讲，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生意跑来找你，你就容易做。”也许在我们看来，不是太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但李嘉诚的亲身经历可以帮助我们解读这一观点。
九龙仓是香港最大的货运港，是香港四大洋行之首的怡和系控有的一家上市公司，与置地公司并称为怡和的“两翼”。
李嘉诚一直以置地为对手，对九龙仓没有多加注意。一段时间后，九龙仓把货运业务迁到葵涌和半岛西，将地皮腾出来启动发展商业大厦。九龙仓的这番大动作引起了李嘉诚的关注，李嘉诚开始研究九龙仓，曾经有人问，李嘉诚做生意都要像做学问一样研究吗？李嘉诚很利索地说不仅要研究，而且要深入。他说决定一件事时，事先都会小心谨慎研究清楚，当决定后就一定要勇往直前。由此不难看出他十分企羡九龙仓的这块风水宝地。
九龙仓先后建有海港城、海洋中心大厦等众多建筑。李嘉诚经过一番研究发现，九龙仓在经营方式上存在缺陷。九龙仓固守用自有资产兴建楼宇，只租不售，造成资金回流滞缓，使集团陷入财政危机。这一时期九龙仓为解危机，大量出售债券套取现金，又使得集团债台高筑，信誉下降，股票贬值。
李嘉诚分析九龙仓股票贬值股价偏低的原因是由于经营不善造成的，因此，他十分看好九龙仓股票。李嘉诚曾多次设想，若由他来主持九龙仓旧址地产开发，绝不致陷入如此困境。精于地产股票的李嘉诚算了一笔细账。
1977年末和1978年初，九龙仓股价在13～14港元之间。九龙仓发行股票不到1亿股，就是说它的股票总值还不到14亿港元。九龙仓处于九龙最繁华的黄金地段，按当时同一地区官地拍卖落槌价每平方英尺6000～7000港元计算，九龙仓股票的实际价值应为每股50港元。九龙仓旧址地盘若加以合理发展，价值更是不菲。因此，李嘉诚认为九龙仓的股票市值大大低于其实际价值，可谓是一块大肥肉。可见他对九龙仓股票是志在必得。李嘉诚已经算定，即使以高于时价的5倍价钱买下九龙仓也是合算的。李嘉诚决定打一场大仗，全面收购九龙仓。方向和战略已定，李嘉诚就开始思考战术问题。
李嘉诚心里知道怡和系这个巨人的实力，而且怡和系是绝对不会放弃九龙仓的。所以，要成功收购九龙仓，关键就在于不能惊动怡和系，不能让其有所察觉，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否则，凭怡和系的实力，谁都难以从其手上夺走九龙仓。收购九龙仓股票决然不能传到外界。很快，李嘉诚不动声色地采取分散户头暗购的方式，悄悄地从散户持有的九龙仓股中买下了怡和系2000万股。
当时，李嘉诚通过智囊分析后了解到，一直以来被称为怡和系的九龙仓置地，在控股结构上并不是平等关系。怡和控置地，置地控九龙仓，置地拥有九龙仓近20%的股权。当时来看李嘉诚暗暗吸纳的九龙仓股，约占九龙仓总股数的20%。这也就是说，目前九龙仓的最大股东将不再是怡和的凯瑟克家族，而是李嘉诚。因此，20%的控股，无论对李嘉诚还是对怡和，都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界线。如果购得九龙仓，必然将使长实的老对手置地断臂折翼。
在收购九龙仓的开门战中，李嘉诚的精明显露了出来。
首先，李嘉诚通过九龙仓迁址获得了千载难逢的信息和机遇，显示了李嘉诚异常敏感的商业嗅觉。而这一点对于商界来说又是最关键的。
马上，李嘉诚通过当时的形势分析和仔细推算，认定九龙仓是被市场严重低估的公司，大有用武之地，大有潜力可挖，大有赚头。
紧接着，李嘉诚知己知彼地衡量了双方的实力，知道自己实力远不如怡和系，因此他聪明地采取分散户头暗购的方式，暗渡陈仓，而不是大张旗鼓地收购，使对方始终没有觉察，使计划得以顺利进展。
李嘉诚是以偷袭而具备了决战的实力。
可是，怡和系如果发现有人企图收购九龙仓，那么，以怡和系的实力，就有奋起反击发动反收购，到时李嘉诚的所有努力将会付之东流。李嘉诚其实心里很清楚，他的秘密行动早晚要让怡和系知道，因为战场是公开的。
九龙仓股的成交额每天都在上升，这一现象引起证券分析员的关注。这时，一些比较敏锐的职业炒家预感其中有钱可赚，立即介入，此时九龙仓股被炒高，甚至各大华资财团、英资财团和一些外资财团，也纷纷加入，想来分一杯羹。九龙仓股水涨船高，只升不降。立时，九龙仓股在股市中一路飚升。
1978年3月，九龙仓股急窜到每股46港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个价位已和九龙仓股的实际股值相差不远，而这时，李嘉诚已经成功地控有了九龙仓近20%的股票。
李嘉诚随即停止再吸纳九龙仓股。就在这时，九龙仓集团方才察觉是李嘉诚挑起的战火。
九龙仓的老板马上部署反收购，到市面上高价收购散户所持的九龙仓股，以此增强其对九龙仓的控股能力。
然而，怡和的现金储备未能增购到绝对安全的水平。
九龙仓的控股大战中，怡和使尽全身解数来保住江山，没办法只能打出最后一张王牌，不得不求助于英资财团的大靠山——汇丰银行。
据说当时汇丰大班沈弼亲自出马斡旋，奉劝李嘉诚放弃收购九龙仓。
李嘉诚详细分析了目前的利弊关系，冷静分析后认为不太适合同时树怡和、汇丰两个强敌；而日后长实系的发展，还期望获得汇丰的支持。远的不说，就说眼前，如果驳了汇丰的面子，汇丰必然贷款支持怡和来发起反购战，有汇丰与怡和联盟，李嘉诚控股九龙仓的计划肯定落空，倒不如卖一个人情给汇丰。
李嘉诚就这样很爽快地答应沈弼，鸣金收兵，不再收购，但是李嘉诚心中又在盘算着另一个主意。当时，李嘉诚了解到正欲“弃船登陆”的船王包玉刚也在收购九龙仓股票，并且一副志在必得的阵势。
李嘉诚经过一番认真盘算后，决定把球抛给包玉刚，让包玉刚直接射门——直捣九龙仓，还可卖一个人情给包玉刚，真可谓商战高手。李嘉诚立即约见包玉刚，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想把手中拥有的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转让给包玉刚的想法。
包玉刚当然求之不得，喜出望外，并深表谢意，于是，这两位华人商界巨头签订了协议。
李嘉诚遂即把手中的1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3亿多港元的价钱，转让给包玉刚。李嘉诚的九龙仓股票大都是以10港元到30港元的市价购买的，全部以30多港元脱手转让给包玉刚，据不完全估计，李嘉诚一进一出间，获纯利5900多万港元。
李嘉诚在这场全盘由自己策划并运作的经典商战中真是一石三鸟，收获颇多。
首先，李嘉诚利用低进高出九龙仓股票，净赚数千万港元；接着，转让九龙仓股票，使李嘉诚与包玉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又借助包玉刚的协助得到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为进一步顺利吞并英资和黄、成为“入主英资洋行第一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包玉刚为感谢李嘉诚的慷慨转让，入主九龙仓后，便与李嘉诚合作开展西环的货仓大厦，只需李嘉诚投入建筑费，并不需要投入发展总成本70%～80%的地价，日后所得利润，两家对分。这种得天独厚的不动产合作方式，实在可算是包玉刚的投桃报李。最后，李嘉诚对汇丰的善意奉劝，顺水推舟，卖给汇丰一个人情，巩固了与汇丰的合作关系。
汇丰因为欠李嘉诚这笔情，于是力助李嘉诚吞并和黄，使李嘉诚获得了比九龙仓更大的利益。入主和黄，是李嘉诚一生最辉煌的战绩。
大自然中弱肉强食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是动物生存的需要，但人类社会与动物界不同，个人和个人之间，团体和个体之间的依存关系相当紧密，除了战争之外，任何“你死我活”或“你活我死”都是不利的。经商做生意要时刻注意“双赢”的竞争策略，为了现实的需要，任何“单赢”的策略对双方都是不利的。
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生意跑来找你，你就容易做。那如何才能让生意来找你？那就要靠朋友。如何结交朋友？那就要善待他人，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利益。
柔风细雨，兵不血刃
李嘉诚在九龙仓争夺战中把球抛给包玉刚后，便退出角逐而将目标瞄准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是由和记洋行和黄埔船坞两大部组成。和黄不仅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团所控制的最大上市公司。和记洋行于1860年成立，黄埔船坞则可追溯到1843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和记黄埔已变成资产雄厚、规模庞大的商业巨无霸。但是，和记黄埔在1973年受到了股市大灾和世界性石油危机以及香港地产大滑坡的严重影响，加上和黄主人祈德尊家族经营不善，陷进了财政泥潭，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港元。因此，两年后，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便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和记成了一家非家族性集团公司。
1977年9月，和记又一次与黄埔合并，定名后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就在这时汇丰表示，等和黄经济转好，将会出让大部分股份。其实，早在李嘉诚盯上九龙仓的同时，已经垂青上和记黄埔，退出九龙仓之战后必然会全力吞并和黄。这也是他最大的心理准备，李嘉诚一直密切关注和黄的发展。与九龙仓一样，他通过充分的研究和分析，确定这是一家极具发展潜力只是目前经营不善的集团公司。另外，李嘉诚也发觉汇丰要出让和黄股份，因为汇丰不想作为香港金融至尊而背上“银行操作企业”的坏名声，这一点对李嘉诚来说极为有利。事实上，李嘉诚知道汇丰一直在等待适当机会和合适人选出售和黄股权。
于是，在1978年的九龙仓大战中，当汇丰大班沈弼出面规劝李嘉诚时，李嘉诚果断地放弃九龙仓控制权的争夺，借以与汇丰增进友谊，为下一步收购和黄埋下伏笔。这不能不说李嘉诚考虑问题的长远和缜密。之后，李嘉诚又频频与沈弼接触，二人交情日深。李嘉诚又进一步知道汇丰急需扩大自己实力，增强储备资金，也就是说，汇丰有可能急于抛出和黄股。
就在这一段交往中，沈弼发现了李嘉诚精明能干、诚实从商的作风及其如日中天的业绩。这就不能不说是缘份和运气了。此外，沈弼慧眼识珠，认定李嘉诚堪托大任，可以重振和黄。
原来，汇丰出售和黄股权，不是单纯地卖出股票套利，而是很希望和黄得遇明主，重振昔日雄风。就这样，汇丰银行于1979年9月以每股7.1港元的价格，将其手中持有占的22.4%的9000万和黄普通股售予长江实业。
当时，对汇丰的和黄股垂涎者甚众，但沈弼及汇丰根本没有考虑让别人角逐和竞争。汇丰让售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李嘉诚暂付20%的现金，对李嘉诚是优惠之极。这就是汇丰对李嘉诚的真诚回报。
紧接着，李嘉诚集中火力乘胜追击，继续在股市大量吸纳和黄股票。经过一年的全面吸纳，到1980年11月，李嘉诚成功地拥有了39.6%的和记黄埔股权，控股权这时已十分牢固。
1981年初，李嘉诚正式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同时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这时和黄集团也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在当时，长江实业实际资产是6.93亿港元，而和记黄埔的市价总值是62亿港元。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胜强，成功控制巨型集团和黄，难怪外界一致称为“蛇吞大象”。匪夷所思，难以置信，然而这又是不争的现实。难怪，李嘉诚被冠以“超人”之誉。
李嘉诚在收购战中所表现出的作风，完全与包玉刚截然相反，包玉刚有着海派的气势，他雷霆万钧，重锤出击与怡和系殊死抵抗，必然会受到重创。
而李嘉诚在收购和黄时则是和风细雨、兵不血刃，其间并没有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李嘉诚顺理成章成为入主英资洋行第一人。兼并和黄，既是长实扩张发展的里程碑，又是英资财团地位开始下降、华资财团迅速崛起的转折点。
刚进入和黄的李嘉诚只是执行董事。按常规，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支薪性质的董事局主席之上，而李嘉诚却并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
李嘉诚在和黄董事局任主席期间并没有行使自己所控制的股权来发挥作用，他的谦让使董事与管理层对他非常尊重。李嘉诚总是能在关键时候采用低姿态换来别人的敬重。
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量的建议的口吻发言。而实际上，他的建议许多时候就是决策——大家都慢慢信服了他。后来，在股东大会上，众股东一致推选李嘉诚为董事局主席，真可谓顺水顺风。
李嘉诚明白“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他用“以退为进”的战术，轻松地就取得了和黄董事们的信任，而且让他们心悦诚服，此种兵不血刃、柔风细雨的手法比之“逞雄才于一隅，显得意于外表”的强硬实在是高明太多。
舍弃一点利益，化敌为友
“做事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李嘉诚讲这样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凡事太尽，缘分势必早尽，这也是他做生意的一个宗旨。
李嘉诚在香港业界闯出名声之后，香港媒体常用“擎天一指”来形容在拍卖场上斗智斗勇的李嘉诚。其实，“擎天一指”只是就李嘉诚强大的经济实力而言，因为李嘉诚并不是那种横扫千军、力挫群雄的人物。
在香港拍卖场上，曾出现过不少一掷千金、搏尽取胜的事例，大家争来争去，最终都红了眼，变成了赌气，不惜一切代价，不把对方压下去，誓不罢休。李嘉诚觉得无论是购买土地还是公司，不要认为非得手到擒来不可，今日不买这块地，以后还有别的地皮可买，目的都是在于发展地产赚钱，他认为，“不可持买古董的心理”。因为土地有的是，不像古董孤品，存世只有一件，“过了这村，就没那店”，而赚钱的机会则随时随地都有，不必因此坏了交谊。
李嘉诚在拍卖场上，不仅擅长斗智，而且极善于克制。每次参加竞投，李嘉诚都会事先认真周密地研究拍卖对象的现有价值和发展价值，然后确定出一个自己的最高价。若超过这一最高价，李嘉诚就会毫不犹豫地果断退出，绝不与人意气相争。
1987年11月27日，股灾渐去、地产渐旺，在香港官地拍卖场上许久未曾露面的李嘉诚，一出现在拍卖场就格外引人注目，一举手、一投足都倍受记者瞩目。当天投拍的这块官地位于九龙湾，面积24.3万平方英尺，底价2亿港元，每口竞价500万港元。李嘉诚一开始便与对手连叫两口，底价连跳两次：2亿5百万、2亿1千万。
“2亿1千5百万！”这是素有“飞仔”之称的合和老板胡应湘叫的价位。李嘉诚曾与胡应湘有过多次合作。胡应湘是著名的留美土木工程专家，李嘉诚初涉地产之时，还曾请教过他有关地产知识，一来二去之后，两人逐渐成了好友，交情颇深。
李嘉诚回头看了看胡应湘一笑，胡应湘亦报之以微笑。此时地价已竞抬到2亿6千万。
“3亿！”李嘉诚“擎天一指”举起，连跳8口，一时掀起竞价高潮。
“3亿5千5百万！”胡应湘如河东狮吼，一口急跳11档，再掀高潮，举座皆惊。
俗话说：“商场无父子。”那么，在商场竞争中，自然也会将朋友之谊暂且搁在一边。拍卖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紧接着郑裕彤等地产大豪也不甘寂寞，纷纷加入竞价。此时，李嘉诚的副手周年茂，悄悄来到胡应湘的副手何炳章身旁，与他低声耳语了几句什么。于是胡应湘不再应价，退出竞投。
当有人叫价到4亿元时，全场哑然，叫价已高出底价一倍，这是拍卖场最为敏感的临界线。短暂的沉默中，竞投各方都在心中打着算盘。
“4亿9千5百万！”李嘉诚“擎天一指”再次举起，令竞投人咋舌不已。
终于再也无人竞价，一声槌响，这块官地便有了主人。一场竞投战火宣告停息。李嘉诚随之当场宣布：“此地是我与胡应湘先生联合所得，将用来发展大型国际性商业展览馆。”
在拍卖场上，李嘉诚及时与胡应湘沟通，使其从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这种灵活的手腕确实值得借鉴。经商原本是为了谋利，而不是赌气，能让则让，能拉则拉，没有必要把对手硬压下去。舍弃一点点利益，得到的是化敌为友，不必担心以后的报复，更可享受化敌为友、鼎力协助之利，看似利润损失，实则闷声发财。这一算盘打得响亮。
交朋友、结良缘，收益巨大
世界上没有不精明的商人，但有些人则过于精明，任何事都锱铢必较，不肯吃一点亏，结果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生意也只能一拍两散；而李嘉诚则认为做生意永远不要太精明，不要过多地考虑利益得失，赚到钱就好了。与其阻人财路，不如与人为善、和气生财。即使有一点损失，但交了朋友，以后还有赚钱的机会。
1992年6月，北京市政府放出风声，表示可以考虑与外商合作王府井旧城区改造工程。一时间，香港大财团蜂拥而至，试图分得一杯羹。谁都知道，王府井是首都最繁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有如上海的南京路、香港的铜锣湾。试想过去在这些黄金地段，想找一间铺面都难如登天，现在竟可望获得以公顷计算的大幅土地租用权，当然令人喜出望外。当各大财团纷纷各展神通、希望分一杯羹时，政府宣布李嘉诚与郭鹤年联手获得王府井旧址发展权，新财团将在此兴建特大型商业购物中心——东方广场。
据香港一位地产分析员称，谁拥有王府井的一幅土地，谁就拥有了一座大金矿。而李郭二人能如此神速办理，是他们多年来在内地耕耘（捐赠与投资）的结果，由于他们曾在香港竭力鼎助中资（中信、首钢、光大）打天下，所以现在到了获得回报的时候了。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谈判、签意向书、拆迁等，李嘉诚解决起来举重若轻，得心应手。
李嘉诚认为，在内地，土地价格与起楼造价的比例往往是1：10，而香港不少地段，却正好倒过来。而大陆和香港合作的基础是互补互利，港方的优势是资金雄厚，大陆方则控有土地使用权、审批权，所以，一拍即合。平时不烧香，临急抱佛脚，又有何用？通过双方谈判，果然这幅地皮5.11公顷，规划用地3.27公顷，可规划建筑总面积14万平方米的土地，由李嘉诚、郭鹤年两人合作开发，并准备建成亚洲或世界一流的商业中心，从而奠定了李嘉诚在内地龙头老大的地位。
李嘉诚能够获得内地政府的青睐可以说与他以前对在港的中资企业多有帮助是分不开的，正是凭借着以前的良好合作留下的好名声，李嘉诚能够获得如此重要的发展机会，这就是李嘉诚与人为善，广交朋友、多结良缘的处世之道结出的丰硕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