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中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支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斗争。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次日，上海各校得到消息后，立即有30多所学校相互联合致电北京政府和各报馆，表示“为保全全国青年之神圣计，义不独生，誓必前仆后继，以昭正义”。5月7日，上海各校学生与各界人士共2万多人，齐集西门外的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会后，手持标语旗的学生和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5月9日，上海各界为纪念国耻日，学生停课、工商业停业、戏馆停演一天。从这天起，上海各界开始抵制日货。上海学生联合会于5月11日成立后，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各商业公会也先后开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办法，店员和工人起来监督业主停止买卖日货，印刷工人和缝纫工人拒绝用日本纸张和衣料，码头工人拒绝为日船卸货。抵制日货运动迅速展开。5月19日，北京学生为反对北京政府破坏学生运动，再次全体罢课后，上海学联于5月26日召集52所学校2万多名学生，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宣誓罢课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此时，北京分批南下的学生也陆续抵沪，和上海学生汇合，大大推动了上海的爱国运动。6月4日下午，上海学生接到天津急电，得知北京发生“六三”大捕学生的事件，立即发出急电，走上街头演讲，呼吁各界急起援助，并挨户动员商界签名罢市。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和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城市，从6月5日开始，上海工人阶级率先开始举行大规模罢工。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首先罢工的是日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和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同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也举行了罢工。6日至8日，罢工继续扩大，电车、机器厂、铁厂、丝厂、铁路总机厂、英资和日资工厂及手工业工人先后罢工。6月9日，英商耶松公司老船坞、瑞镕机器造船厂、江南船坞、各轮船公司、日商纱厂码头、叉袋角日本纱厂、上海电器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及附属印刷厂、浦东美孚和亚细亚两火油栈的工人，以及全市司机、清洁工人举行罢工。6月10日，沪宁、沪杭铁路工人及各马车行工人相继罢工。上海市内市外、海上陆上交通断绝，罢工达到最高潮。一周内，上海有50多个工厂企业、六七万名工人参加罢工。工人突破了行会、帮口的组织和观念，为着统一的斗争目标而进行同盟罢工，显示了鲜明的政治目的。工人们表示，罢工是“为国家之土地，再为学生被拘速救释放”，“对于卖国贼表示我们的愤怒”，目的是要唤醒国民，“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上海工人还多次高举“罢工救国”旗帜，开展各种爱国活动，发文告，散传单，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在学生们的积极推动、联络和工人阶级的率先响应影响下，上海市各业大小商店、影院、饭店、银行等都停止营业，举行罢市。许多商店门前贴着“国家将亡，无心营业”、“挽救学生”、“罢市救国”、“不除国贼不开门”等标语，以表示坚决罢市的决心。
上海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大罢工，使五四爱国运动从6月3日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到上海。上海“三罢”斗争实现后，很快波及全国。京奉、京汉铁路以及九江等地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南京、济南、长沙、汉口、杭州、芜湖、无锡、天津等地工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南京、宁波、厦门、镇江、芜湖、无锡、苏州、杭州、天津、济南、唐山、安庆、九江等许多城市的商人相继罢市。据统计，全国有22个省、150多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斗争，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以巨大威胁。6月8日，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急电北京政府，惊呼上海“三罢”斗争，犹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6月10日，天津总商会向北京政府再次发出告急电报。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同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上海各界得知三个卖国贼被罢免后，于6月12日宣告开市，并举行游行示威，庆祝“三罢”斗争的胜利。之后，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斗争锋芒便集中到拒绝和约签字上来，直至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