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至1920年间，湖南人民在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等领导下进行的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张敬尧，安徽霍丘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号称北洋军阀皖系的“骁将”。1918年初，段祺瑞控制的北洋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派吴佩孚、张敬尧等统率北洋大军进入湖南，与南方军政府湘桂联军作战。3月18日，张敬尧率第七师进占平江，宣布“三日不封刀”，纵容士兵以搜索残敌为名，肆元忌惮地抢掠百姓财物，杀戮和平居民，将平江洗劫一空。3月下旬，第七师进人长沙，再次疯狂抢掠。3月27日，张敬尧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总揽军政大权，开始了皖系军阀祸乱湘省的残酷统治。张敬尧纵容士兵杀人放火，包揽词讼，欺压百姓，任意增收捐税，强征壮丁，加重人民负担，无恶不做，对教育界摧残尤甚。他强占校舍以供军用，以武力包围学校，驱逐校长、教员等。当地人民对其恨之人骨，称其为张毒。对张敬尧的残暴统治，湖南学界首先起而反抗。何叔衡曾带领各地学生代表发动驱张请愿：各界代表组成的湖南善后协会，联络国内各地湘籍人士，或筹组报刊，或召开会议，掀起驱张活动；湘籍人士还在上海《大公报》以《湘民血泪》为题大登广告，揭露张敬尧祸湘的“十大罪状”。驱张运动逐渐发展为反对军阀残暴统治的斗争。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张敬尧为了维护北洋军阀的统治，对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极尽镇压。先是钳制舆论，实行严厉的新闻封锁，所有北京发出的电报、新闻统统扣押，不准刊登。5月9日，长沙《大公报》冲破禁令，刊登了北京五四运动消息。长沙学生立即起而响应，冲破阻挠，开展了各种爱国活动。张敬尧大骂学生受“过激派”指使，破坏中日邦交，下令严加惩办。爱国学生在长沙教育会广场焚毁被查抄的日货时，张派其弟张敬汤（张有兄弟4人，即敬尧、敬舜、敬禹、敬汤，民间歌谣中称：“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带兵镇压，殴伤数十人，并朋麻绳捆绑5名学生，勒令下跪，扬言将予以枪毙。张甚至还派人暗杀了上海派来的群众代表。张敬尧对湖南五四运动的镇压，进一步激起了反张运动的怒潮。湖南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迅速发展为驱逐张敬尧出湘的运动。
1919年11月，被张敬尧强行解散的湖南省学联在毛泽东和他组织的新民学会的协助下重新建立，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12月6日，湖南学联在长沙实行总罢课，以抗议张敬尧的血腥镇压。驱张运动进入高潮。在驱张运动中，毛泽东和他组织的新民学会起到了组织者和骨干的作用。学会成员在驱张运动中多次集会协商，决定联合各界一面进行驱张宣传，一面组织驱张代表团去各地扩大影响，造成民众的大联合。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郴州、常德、上海、广州等处从事请愿联络活动。前往北京的主持人是毛泽东，前往上海的主持人是彭璜，前往衡阳的主持人是何叔衡，柳直苟则留守长沙，主持通讯联络。各代表团于1919年底至1920年初出发。分赴各地。毛泽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一行40人于1919年12月底到达北京后，立即联合湖南在京各界人士，组织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作为驱张机关。参加人员十分广泛，有政界、军界、工商界、士绅界的湘籍人士及湘籍国会议员等。毛泽东等还创办了“平民通信社”，自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将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及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传布，北京成为当时湖南驱张运动的大本营。与此同时，彭璜在上海、何叔衡在衡阳分别创办《天问》、《湘潮》杂志，讨论驱张办法。1920年1月19日，毛泽东、彭璜、陈赞周以湖南各界公民代表名义呈文北京政府总统、国务总理，历数张敬尧十大罪状，要求北京政府将其撤任回京，依法惩办。呈文指出：“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1月28日，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之代表团，为要求撤惩张敬尧向北京政府请愿，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请愿团数十人，从上午12时开始，分三路向国务院驻地进发，后又转赴国务总理靳云鹏私宅。毛泽东等6人被推举为交涉代表，要求靳当众宣布解决办法。靳托词不见，最后不得已承诺将湖南问题提交国务会议讨论。2月5日，毛泽东等人再次到靳住宅进行请愿。在这期间，长沙的驱张运动更是如火如荼。《湘江评论》、《大公报》、《湖南日报》在长沙鼓吹驱张最力。《大公报》、《湖南日报》联合向张敬尧提出公开质问，揭露其媚外亲日，维护北洋军阀统治的丑恶嘴脸。《湘江评论》则以其更为激进的立场而被张敬尧强行封闭。
在湖南各界群众驱张怒潮的推动下，北京的湘籍名流利用直皖两系的矛盾，纷纷揭露、控告张敬尧督湘罪行。在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上，湘籍国会议员签字担保驱张，安福会中的湘籍议员表示，如不去张，无以对湖南3000万人民。熊希龄公开指责张敬尧督湘一年来的种种劣迹；范源濂则直接向北京政府控告“张敬尧祸湘五大罪状”，要求北京政府“如以湘省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湘人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则请先去祸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各界群众对张敬尧罪行的抨击、揭露，也使得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早已存在的矛盾很快表面化和尖锐起来。在护法战争中，奉北洋政府之命首先攻人湖南的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率领的第三师，该师于1919年3月17日率先攻占岳州，再占衡阳，为北军后续部队打开进取湖南的通道，但段祺瑞却任命皖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使颇具战功的直系将领吴佩孚和冯玉祥等极为不满。此时，吴佩孚师驻军衡阳，为张敬尧保卫长沙的南大门，监视着驻在郴州一带的湘军谭延闽、赵恒惕等；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驻常德、桃源一带，为张敬尧守西门，以拒桂军。此外还有鲁军、奉军、苏军、安武军等分驻各地。随着直皖两系矛盾的不断发展，张敬尧大肆盗卖湖南资源，购买大量军火，拼命扩充实力，把直属部队扩充到应编额的三四倍之多。1920年初，当全国驱张运动渐成高潮之时，直皖两系之间的战争也已成箭在弦上之势。吴佩孚、冯玉祥及湘军的谭延闿等利用全国驱张的声势开始公开倒张。1920年3月，吴佩孚与南军达成协议。并得到南方军政府的资助，从衡阳撤兵北上。南军为驱除张敬尧，收复失去的地盘，在吴军撤防之后，立即北上占领祁阳、丰阳、衡阳等地。张敬尧部一路溃败，退出长沙。6月11日，张敬尧竟下令将新建的镇湘楼和军火库放火焚烧，长沙城内一时大火漫天，百姓、店铺多被殃及。6月26日，湘军攻占岳阳，张敬尧自岳阳败逃汉口，其所率北军主力，至此被逐出湘省。不久，北京政府将张敬尧明令撤职，听候查办。驱张战争的成功是湖南各界人民联合一致，展开驱张运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了北方政府与南方军政府的矛盾以及直皖矛盾的发展。被称为“湖南的五四运动”的驱张运动，虽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军阀统治的局面（跟进长沙的是赵恒惕部），但作为湖南五四运动的具体目标——驱张敬尧出湖南，已胜利达到了。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青年知识界探寻社会改造的实践活动。它是在当时流行一时的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思潮影响下兴起的。
工读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出现较早。1918年3月，吴稚晖创刊《劳动》月刊，创刊号就选载了《留美工读会纪略》、《在美之工读见闻》，随后该刊又陆续发表了《工读主义与教育普及》、《工读主义进行之希望》、《留法勤工俭学会》等。许多文章把工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进行了宣传。五四运动爆发后，“劳工神圣”成为一时流行之口号。工读主义由此在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一部分进步社团的迅速成立和青年赴欧俭学运动的蓬勃兴起，无不受其潮流的鼓荡。新村主义为日本人武者小路实笃所创。1910年，武者小路即在东京发刊《白桦》杂志，鼓吹“新村主义”理想，认为“各人先尽了人生必要的劳动的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个人自己的事”。武者小路还大量撰文，意图将自己的新村理想推广到全世界，提出“无论到了何处，只要劳动，或是执有劳动义务期满的证据，便不要金钱，可以生活，可以随意旅行，随意游览，随意学习”。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第一次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新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认为新村主义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作，又赞美个性，实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在周作人的宣传介绍下，这种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无压迫、没有脑力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新生活理想正适应了五四一代青年反对强权、追求个性与思想解放的心态，新村主义、工读主义迅速在中国青年中成为一种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实践活动。
1919年7月2日，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成员左舜生在上海《时事新报》刊载文章，建议成立“由少数同志组织的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并拟定了加入这种集合体的具体条件。随后，少年中国学会总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主持，在《时事新报》、《少年中国》等刊物上就该文展开讨论，王还在讨论中提出了新村的更为具体的设想，其中包括设置菜园、每日读书时间和翻译时间等。王光祈将这种菜园子“新生活”迅速移植到城市，来创造“城市中的新生活”——工读互助团。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这种组织比“新村”容易办到，也比较切实可行，希望能在各大城市设法推行。工读互助团的倡议，受到思想、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列名为募款发起人的，包括顾兆熊、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崧年、徐彦、罗家伦、王光祈等。由于这些思想教育界名人的支持，工读互助团拟议中的开办费1000元，很快就募齐了。与此同时，北京组织工读互助团的消息传出后，各地先进青年为之向往，有数百人报名参加。有的外地青年，如杭州的俞秀松、施存统、周伯棣、傅彬然等人都专程赶来北京参加。1919年底，北京工读互助团正式成立。对于工读互助团的宗旨，王光祈在《工读互助团》一文中，开宗明义地点了出来，即“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对于工读互助团的《简章》所贯彻的原则，王光祈作了说明。其内容包括三点：第一，公有制。即“工作所得必须归团员所有，团体的盈虚利害，便是团员的盈虚利害，团员的痛苦幸福，便是团体的痛苦幸福。因为团员是团体的一部分。”《简章》认为，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是私有制度发生，要免除这种罪恶，惟有打破私产制度，实行共产。第二，各尽所能。互助团具体规定了工作项目，每日工作、读书的时间，最初规定每日工作四小时（以后有所延长），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各人要尽其所能。
为此，简章要求工作以时间为标准，不以工作结果为标准。如果甲只要两点钟便可织一匹布，乙需要四点钟才可以织一匹布，但是甲仍然应该作四点钟的工，以尽其所能。简章提出要提倡互助，要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在团员中养成互助的习惯。第三，各取所需。《简章》规定团员的权利是，团员生活必需的衣食住等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的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等由团体供给，其中书籍归团体公有。通过贯彻以上各项原则，工读互助团的理想社会是：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新生活”的方式是：“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北京工读互助团是以北京大学部分学生为主组成的，成立之初共分三组：第一组设在北京大学附近的骑河楼斗鸡坑七号，团员13人。主要有何孟雄、俞秀松、施存统等，经营的项目主要是食堂、电影和洗衣3项。其中，食堂设在北京大学第二斋对门，名为“俭洁食堂”；放电影主要是利用晚上时间，每星期在女高师演一次，在北大第二院演两次，在高师演两次；洗衣项目规定每日60件。第二组设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和北京师范学校三校附近的西城翠花街北狗尾巴胡同五号，团员共11人。经营的项目主要有消费公社、小工艺品生产、厨房和洗衣局。其中，消费公社又名北京平民消费公社，最初只贩卖书报，后又增设文具、化妆、日用和食物等，小工艺品主要生产洗发剂、润面膏等，厨房主要负责法文专修馆的伙食，洗衣局暂定洗左近寄宿舍的衣服。第三组原计划设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后来租定东安门北河沿17号椅子胡同东口，聚集团员10多人，全是妇女，所以又名“女子工读互助团”。经营的项目主要有织袜、缝纫、刺绣几类。这个组的发起较早，从1920年1月20日即招募团员，但正式成立时间较晚，中间经过了一个筹备、试验阶段。第四组于1920年2月4日成立，主要是法文专修馆的一些学生因赴法勤工俭学稍有困难，于是将国外工读变为国内工读。该组设在东城松公府夹道八号，原有10人，后有一人赴法。主要经营项目是食品（售元宵、醪酒及川制腌肉、香肠）、杂货（贩卖学校用具及日常用品）等。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在全国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刊物报导了它的活动，称赞“工读互助”是极好的一桩事，把这一桩事充满在社会上，即可打消社会上的腐败和恶浊。在“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影响下，许多地区积极筹划，仿效实行。1919年12月，南京师范学校32名学生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次年1月，天津“觉悟社”成员谌志笃等发起“工读印刷社”；2月，武汉“利群书社”恽代英等发起成立“武昌工读互助团”，北京中国大学教工发起组织“中大工读互助团”，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发起组织“毅士工读互助团”。同月27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筹备会，报告北京、天津等地工读互助团的进展情况，着重讨论了有关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和办法，并筹备在复旦、南洋等校附近建立“上海工读互助团”。3月，广州女界发起组织“粤女工学互助团”。同月，“新民学会”实际负责人毛泽东提议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实行共产的生活，认为“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该学会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多数会员，早在同年2月就组织了“工学励进会”（同年8月改名为“工学世界社”）。此外，各地还筹办了许多名称不一的工读互助团体，如“扬州第八中学工读互助团”、“上海女子工读互助团”、“沪滨工读互助团”以及“新人社”、“新村支部”、“新人试验场”、“大同村”等。
然而，理论的升华和鼓吹，不可能消除事物固有的矛盾。“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就日益呈现出来且日趋尖锐化，其中以第一组尤为突出。一是经济上的困难。电影办了一个多月，看的人多少不定，一连几天生意冷落，不得已只得停止；食堂则是事少人多，人不敷出。每日亏本两元，连在食堂做工的几个人的饭都没得吃；洗衣办了两个多星期，仅仅收人70多枚铜子，特别是开工的几天，专门洗自己的衣服，等到去收外面的衣服，一连收了三四天，还不到20件，“斋夫收来的衣服，暗地里仍旧送原来的洗衣局去洗”，不得已也只好把洗衣停止了；印刷业主要经营印信纸和信封两种，办了一个多月，仅赚3元钱。由于经济上赔累，募筹来的款子很快也被用光，日常生活已难以维持下去。第二，组内思想分歧和感情不合。团员们来自各方，思想自然很不一致，所以每一问题发生，必有很激烈的辩论。“因为讨论共产问题，主张不合，自愿退团者五人”，后来讨论家庭问题，退团者也有一人。有些很激进的团员，抱着一种很美好的理想，主张可以试验的都试验起来，做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得一个改造社会的方针，但在具体步骤和方法上，却脱离社会实际，一味浪漫。一些团员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非打破不可，“脱离是打破之先声”。于是对于以前已婚的或订约未婚的，一概主张和对方脱离关系，以致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又认为既然实行共产，当然也就不应当有金钱供给家庭，而家庭的供给自也不能领受，所以要脱离家庭。还有一些团员认为学校是资本阶级的私产，校长教员是资本家的雇员，一般学生是资本家的子弟，主张脱离学校。这种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团体小组织生活自然也无法在社会上久存。由于经济的压迫和人心的涣散，互助团的团员对于团体的热情烟消云散，勉力撑持到3月23日，工读互助团第一小组开会，“议决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的主张，从根本上推翻！”第一组解散后第二组也跟着解散，第三、第四组勉强维持了几个月后也销声匿迹。“北京工读互助团”暴露出的重重矛盾和第一、二组的解散，对“工读互助”运动和“新村”试验形成了严重的挫伤，成为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破产的重大标志。至于其他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到1920年下半年也都已进入尾声，有的则还在筹备期间便无下文了。工读互助团实践的破产，证明了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必须代之以急进的激烈的方法，谋社会整体的改造；证明了空想必须代之以科学的理论。它促使广大的先进知识分子勇敢地迈向科学社会主义。工读互助团失败以后，文化思想界的统一战线也由此而更加走向分化：有的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行列；有的走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音乐救国”的道路，在某些科学领域独树一帜，终成大家；还有的迈向国家主义派和其他反人民队伍的行列。工读互助团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不可略去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