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政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中华民国联合会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有影响的团体之一，它由苏州军政府都督程德全和同盟会著名宣传家章炳麟发起，1912年1月3日在上海组建，章炳麟为该会核心人物。武昌起义爆发时，章炳麟正在日本，11月15日，他抵达上海。当时，武昌军政府代表胡仰、胡瑛、何海鸣等正在上海组织共和中国联合会（又称中华民国全国联合会）。章到上海后即被推为章程起草员，同时章又联络程德全发起中华民国联合会。25日，共和中国联合会宣布和苏州的联合会合并，章赴苏州接洽。29日，章、程议定：除他们外，还要请各省有名望的人为发起人，由章拟定一个15人的名单。12月14日，章等人以“创办员”名义发布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程，半月之内，罗致会员200余人。
1912年1月3日，章炳麟等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集会，宣布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会议选举章炳麟、程德全为正、副会长，唐文治、张謇、熊希龄、黄云鹏等19人为参议员。议决在驻会干事之外，由参议会推举有名望者为“特务干事”，以供咨询。章炳麟在会上宣称，民国不采用美国联邦制度：“至美之联邦制，尤与中国格不相入。盖美之各州，半殖民地，各有特权，与吾各省之行政区别统一已久者不同。故绝不能破坏统一而效美之分离。至所谓独立者，对于满廷而言，非对于新建之民国也。”
1月4日，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机关报《大共和日报》在上海正式出版，章炳麟任社长，该报发表了《论吾国应确定共和之理由及其主义》的社论，指出：“北方汉土，尚有一二惑于袁氏君主之说，以对外问题为口实，而欲苟安旦夕者；复有近见之士，以蒙、藏携贰，拥戴满清为羁縻之术，或持虚君共和，模棱两可，为调停之计。此种谬说皆足以阻挠共和之进行而置国家于累卵。吾人为百年根本计，不能不就吾国应确定共和之理由及其采如何主义为天下告。”随后又从巩固国基、根本改革、平均政权、统一边疆、拥护国权等方面，论证了确定共和为当务之急。
1月7日，章炳麟指定唐演、黄理中、符鼎升、廖希贤、林长民等15人为驻会干事。随后，参议会推定赵凤昌、张謇、叶景蔡、庄蕴宽等人为特务干事。该会领导层中不少人为旧官僚和立宪派人物。
中华民国联合会以“新共和国家统一主义”为指导思想，主张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建设中国型的共和国，反对采取美国联邦制度，主张采用法国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的过分膨胀；主张对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方，采取自治；强调在三权分立之外，实行教育、纠察独立；在经济上，该会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
1月22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召开参议会，议定十条政纲：（1）确定共和国体，建设责任内阁；（2）统一全国，厘定行政区域；（3）厘正财政，平均人民负担；（4）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5）振兴海陆军备，巩固国防；（6）建设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7）维持国际平和，保全国家利益；（8）励行移民开垦，促进边荒同化；（9）普及国民教育，振兴专门学术；（10）注重国民生计，采用稳健社会政策。
中华民国联合会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章炳麟对孙中山、黄兴组织南京I临时政府不满，便在上海联络1日官僚和立宪派人物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同盟会分庭抗礼。南京临时政府决定于1912年1月1日起改用阳历，章炳麟却拒绝采用。南京临时政府迫于革命战争还在进行，不可能组织民选参议院，中华民国联合会深表不满，一再强调组织民选参议院。在建都之争中，该会反对建都南京，攻击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部为“民国借债部”。但就其全部活动而言，该会在维护共和制、反对君主制方面是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根据该会章程规定，该会于清帝退位、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开始酝酿改组为政党。3月1日，《大共和日报》上发表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政党通告》中说：“中华民国联合会照章本应改党，特开参议会，询谋佥同，兹署新名日统一党。”2日，统一党在上海宣告正式成立，选举章炳麟、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唐文治等17人（10省）为评议员，5日，由全体职员推定汤寿潜、唐绍仪、汤化龙等13人为参事。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该党筹组北京事务所，4月23日，组成北京本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