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约法》亦称《新约法》，俗称《袁记约法》，共10章68条。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正式公布，同时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约法》是属于袁世凯的，而不是人民的，全国人民从来没有承认过它。它是为袁世凯的独裁政治服务的，而不是为人民的民主、自由服务的。它采取极端集权主义，完全否定了民主主义精神，通篇贯串着封建专制的皇权思想。它的反动性，从以下几点可窥一斑：
第一，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力。民国创立后，三民主义广为传播，民主精神深得人心，鉴于此，《中华民国约法》在第一章中也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但是，在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权之前，都冠以“于法律范围内”的限制条件，而法律是由袁制定和公布的，人民有没有民主，有没有自由，都是由袁自由决定的。第二章虽规定人民享有言论、结社、出版等自由，有请愿、选举、被选举等项权利，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事实上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第二，修改了《临时约法》的内阁制原则，大总统一人独揽统治权。《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实行内阁制，其特点是由内阁行使国家职权，大总统不负实际责任，内阁需对国会负责。因此，《中华民国约法》修改了内阁制的原则，规定“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对国民之全体负责”。该约法取消了对总统权力的有效控制，置大总统于一切政府机关之上，规定大总统不对任何民意机关负责，大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有代表全体国民的权力，因此，大总统实际上只对自己负责。他可以盗用国民的名义为所欲为。该约法也有限制总统权力的规定，但没有实际意义。如第三章第十七条规定：大总统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只要经参政院同意，就有解散立法院的权力。但参政院的参政员都是由大总统任命的，随时可以更换。所以，大总统随时都可以解散立法院。该约法还把《临时约法》中的限制总统权力的内容全部删除，从而使袁独揽大权的阴谋得逞。
第三，大总统独揽宪法制定权。该约法规定成立参政院，参政由大总统任命。参政院的职能是“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权力是对立法院议决的法律有否定权和宪法起草权。该约法第九章第五十九条规定：“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参政院所推举之委员组织之，其人数以十名为限。”宪法草案出台后，先经参政院审定，再由大总统提交国民会议来决定。而国民会议是“由大总统召集并解散之”。因此，袁把宪法制定权也收揽在自己手中。
第四，民国议会名存实亡。该约法第四章规定成立立法院，立法院为民国议会。立法院议员由各省人民选举产生，总人数为275人，职权是议决法律、预算、答复大总统的咨询，收受人民请愿事件。当发现大总统有谋叛行为时，立法院可以在总议员4/5以上人数出席，出席议员3/4以上人数通过的情况下，对大总统提出弹劾，由大理院受理诉讼，但大理院是否受理，却要由大总统决定。所以，立法院的弹劾权是有名无实。立法院的议员名义上是民选的，但袁世凯所说的“人民”是有着严格限制的。1914年10月27日，袁世凯公布的《立法院组织法》和《立法院议员选举法》，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却有具体的资格限制。如在京师有选举权的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1）有勋劳于国家者；（2）任高等官吏满一年1～。2I-者；（3）硕学通儒；（4）有工商业资本一万元以上者；（5）有一万元以上不动产者；（6）八旗王公世爵世职；（7）本国或外国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8）高等专门学校充教员二年以上者；（9）华侨在国外有商工业资本三万元以上者。这些条件，对于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具备。因此，所谓“民选”，实际是徒具空文。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严格限制选民的所谓“民选机构”，袁世凯也恐其碍事，始终没有把它建立起来，而是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为了适应袁世凯独裁统治的需要，《中华民国约法》在压抑民权方面是特别卖力的。袁世凯撕毁自己曾宣誓遵守的《临时约法》的行为，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许多人著文进行抨击，说《中华民国约法》是“假总统政治之名，而行独裁政治之实”，此“乃承激革新之后，而生出一大反动”。在袁世凯的高压统治下，敢于发表此等见解，也表明国人的不满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