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的野心由来已久，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便一步一步地为复辟帝制铺平道路：政治上，彻底摧毁了资产阶级革命党经过流血奋斗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思想文化上，掀起尊孔复古逆流；外交上，与日本经过“二十一条”交涉，签订了“中日和约”和换文，换取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复辟帝制的支持。于是，袁以为障碍已除，天下莫予毒，为了尽速实现建立袁家王朝的美梦，从1915年开始，大大加快了帝制自为的步伐。“二十一条”交涉刚刚结束，袁氏党羽编造的“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非改弦更张，不足以救亡”之类的流言便不胫而走，哄传一时，很快传播到海内外。8月3日，袁政府机关报《亚细亚日报》发表了袁氏美籍宪法顾问古德诺（FrankJohnsonGoodnow）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不久，东京报纸（8月11日）和伦敦《泰晤士报》（9月9日）都予以转载。古德诺曾于1914年2月发表过《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极力主张改行总统制，建立“稳固强硬之政府”，他还因对炮制袁记新约法“颇有赞助”，获得过袁世凯政府奖给的二等嘉禾章。当年夏天，他回美国，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华民国的议会》、《在中国的改革》等文章，竭力为袁世凯的独裁辩护。当袁世凯欲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他便于1915年7月赶回北京，帮助袁世凯鼓吹。袁氏总统府立即要求他“给袁世凯准备一个文件，论述民主和君主政体哪一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古德诺按照他一贯的观点，很快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诬称中国为“民智低下之国”，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直接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与此同时，袁氏党羽又积极拼凑班底，打算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他们选中了杨度。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一度与革命派关系密切，后又大倡君主立宪论，与梁启超引为同调。曾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并任宪政编查馆提调。辛亥革命后，依附袁世凯，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关系密切。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他一直以君主立宪制为其政治理想，主张在推翻清廷后，另造君统，因此把拥袁称帝视为己任。1915年8月初，参预袁氏帝制机密的内史监内史夏寿田向杨转达了袁世凯想让他出面组织推进帝制的团体的意图，杨欣然受命。夏寿田又陪同他到总统府谒见袁世凯，当面对袁表示要组织一个机关，鼓吹君主立宪，袁假意说：“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杨正色道：“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最后，袁说：“你可与少侯（孙毓筠字）等谈谈。”杨退出后，立即联络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6人联名发起成立鼓吹君主立宪的团体“筹安会”。孙、李、胡、刘4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刘师培参加同盟会后很快变节，并为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充当密探。1913年又充当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高等参议，次年由阎举荐给袁世凯，入京担任总统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职。他是以国学渊博的资格被借重的，但因其志行隳丧，为知识界所不齿。其他3人原是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二次革命”后公开变节，倒在袁世凯一边。袁氏党羽选定这些人发起筹安会，目的在于标榜复辟帝制并非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国各界的共同主张，连过去的革命党人都参与提倡。至于严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名流学者，清末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不反对袁世凯做总统，先后被聘担任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杨度用了许多手段把他拉进来，列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目的是借重他的声望和影响，来为筹安会装点门面。
筹安会的中坚人物是杨度和孙毓筠，其他几个均为配角，尤其是严复，仅挂名而已，并不肯为袁称帝动笔鼓吹。8月14日，杨、孙、李、胡、刘、严6人联名发表由杨度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宣言标明“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宗旨，责难辛亥革命激于感情义愤而仓猝成立共和国体，此种国体殊与中国国情相悖；又引用古德诺论点，证明“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认为“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最后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23日，又刊登启事，宣告筹安会正式成立，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李、胡、刘、严为理事，时讽此6人为“洪宪六君子”和“筹安会六君子”。筹安会事务所设在石驸马大街。同日，以筹安会名义通电各省，重申14日之发起宣言，声称该会之宗旨系“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显然是以学术团体相标榜。除宣言外，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人连续抛出鼓吹帝制的文章，如《君宪救国论》、《君政复古论》、《国情论》、《唐虞揖让与民国制度之不同》等，掀起所谓“讨论国体”的轩然大波。其中以杨度的《君宪救国论》（署名“虎公”）最有代表性。该文杜撰了两个论据，力图证明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是说中国人民程度太低、中国“非专制不能治”；在共和制下决不能实现立宪，唯君主制方能立宪，故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君主。结论是“今欲救亡，先去共和”，“欲求立宪，先求君主”。其二是重复古德诺的论调，认为共和制竞选总统，必造成国家大乱，因此，“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这种奇谈怪论最为帝制派所欢迎。帝制派一个持之最力的论点就是妄图把行之几千年的世袭君主制说成是永恒的中国国情，而任何改变帝制的民主要求，都被攻击为不合中国国情。此文是杨度在1915年4月问定稿的，当即由夏寿田转呈给袁世凯。袁阅后赞赏不已，钦定为帝制派的理论纲领，曾交徐世昌和梁士诒等传阅，并提笔疾书“旷代逸才”横幅，赏赐杨度。
筹安会的出现，引起人们的不安和愤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海外华侨中，许多人著文或写信声讨筹安会，对其谬论进行抨击。其中以9月3日发表在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上的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批判帝制派种种谬论最为鲜明有力，在当时争相传诵，成为以后发动护国战争的号角。
筹安会的成立，标志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公开进行。此前，社会上关于袁世凯的称帝野心虽颇多传言，但他一概坚决否认。而筹安会成立后，再也掩盖不住了。当有人问到政府对筹安会的态度时，袁表示：筹安会“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之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实则不但不干涉，而且尽心保护。筹安会事务所和杨度等六人私宅均有警察荷枪守卫，而对那些反对筹安会的群众团体则百般刁难，不予立案。筹安会成立伊始，立即剥去“学理讨论”的外衣，派专员四处活动，策动各省组织分会，并通电各省，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由于筹安会背后有袁世凯支持，再加上北洋系帝制派头目段芝贵等密电策动，于是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纷纷阿附筹安会论调，并派代表进京，加入“讨论”。没过几天，筹安会就通电全国：经投票议决，各省机关及团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袁氏党羽为使其主子早日登上皇帝宝座，如紧锣密鼓般神速推进帝制活动的步伐。9月，另一批帝制派头目梁士诒、张镇芳、周自齐、朱启钤以及被袁氏收买的一批无耻政客，积极策动各省在京文武官员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改变国体。紧接着，社会上各种形形色色的请愿团纷纷出笼，请愿书千篇一律，诸如“非速改君主之制，不足以救苍生，保中国”之类，均系筹安会代拟。很快，梁士诒、张镇芳、杨度、孙毓筠等人，秉承袁世凯意旨，收买各请愿团于9月19日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掀起更加猖獗的改变国体“请愿”活动。此时，以鼓吹为主旨的筹安会已完成了颠覆共和、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历史使命，其显赫地位也就被实际执行帝制的帝制派所取代。于是，筹安会以研究君主制度实现后的宪法做幌子，改名“宪政协进会”，从此不受重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