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民谣：关东山，三宗宝，
人参、貂皮、乌拉草。
长白山峰高林密，积寒凝翠，盛产人参，极为名贵。由于人参是多年生草本宿根植物，头足俱备，酷似人形，有很高药用价值，可以延年益寿，人们自古就赋予它以各种神奇的色彩，称之为“神草”、“地精”，满语名为“百草之王”（奥尔厚达）。带有对山灵精怪和自然崇拜的心理，说它“秉东方发生之气，得地脉淳精之灵，生成神草，为药之属上上品”。《吉林外纪》卷七。把它视为“关东三宝”第一宝。加之，长白山又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发祥圣地，自然被视为锺灵毓秀，人杰地灵的宝地，故采参（俗云挖棒槌）亦云“挖宝”。清统治者怕挖了“龙脉”，康熙初年即采取封禁政策，禁止外人进山；而关内流民（多山东河北人），迫于生计，常“死逼无奈闯关东”。“放山”入山挖参曰“放山”。历史久远，至清代而极盛。在特定的历史年代、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生活条件下，产生了特殊的山规、习俗和放山人一整套的信仰、禁忌。
在长白山遮天蔽日、虎狼出没的原始森林中，挖参有如大海捞针。人参难觅，危险丛生，人们首先需要保护神的护佑。最初由于畏惧，崇拜老虎，奉老虎为山神爷，立山神庙，入山及获参，都虔诚祭祀。清代以后，由于人事日进，这种山中保护神的角色便落到第一个由山东来开山的，并牺牲在山里的老把头身上，传说老把头姓孙名良。死时留下一首绝命诗：
家住莱阳本姓孙，隔山跨海来挖参。
三天吃了个蛄。你说伤心不伤心。
家中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
老把头死后成神，常出来显圣，化为白胡子老头，引渡迷山的人，指点他们获得宝参，脱难下山。旧志记载：阴历三月十六日是老把头生日。每至此日，长白山下各村镇采参人、伐木人、猎人都置办酒席，焚香设奠，以祈平安。入山挖参的人，选好地点也首先在“子”（极简易的窝棚）东南不远处，用“三块瓦，盖小庙”，供奉山神爷老把头。原无神像，至清末始有纸，上印五缕长老人，怀抱一把开山斧，坐享烟火。
在挖参过程中，广大参农日积月累“闯”出了严密的劳动组织和完整的生产结构。适应自然季节按时入山。
采参可分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阴历四五月间，此时百草初生，树叶封门。参苗萌发，叫“放芽草”；第二个阶段是六七月间，丛草浓绿，参叶藏在杂草中，最难辨认，叫“放黑草”，民间称“青榔头市”；第三个阶段是八九月间，秋天参籽成熟，鲜红光洁，形似鸡腰，冠诸团生细杆之上，很像榔头，故民间亦称“红榔头市”，为采参黄金季节。九月以后，参籽落净，又曰“放刷帚头”、“放黄罗伞”，或曰“放韭菜花”。毕事下山曰“辍棍”（即放下放山时手拿的索拨棍）。放山人由于生产中的细致观察，用几个字就形象地概括了人参生长各个季节的不同样象。从清代最早地方志《鸡林旧闻志》的记载和民间口头的传授都是一样的，有自己独特的生产文化传说。
在人员组织上，入山时可分“拉帮”放山和“单棍撮”（个人）两种。集体拉帮入山者，约三五人或五七人一组。入山时备好小米、咸菜、简易炊具及生产工具——镐头、刀子、斧子、鹿骨针、红绳、油布之类。由把头率领入山，首先在看好的山场，选择风向、阳光较好，土质松软，水源充足适宜于人参生长的地方，压“子”住下，并在子东北方近处，立“老爷府”（盖小庙），入山前先拜老把头神，插草为香，请求保佑。
生产小组中主要成员有“把头”、“边棍”和“端锅的”。把头是领导，边棍是压队的，端锅的是小组中专管做饭的。入山时每人手持一根索拨棍（俗称索罗棍、棍比锄杆略粗稍长），每入山选棍时，要一眼看中者以为吉利，生产时每个成员之间拉开距离，中间约隔一棍之长，棍棍相接，横排前进。除把头由有威望有生产经验的人担当外，两个“边棍”把边，中间叫“挑杆的”。夹在桃杆与边棍之间的，一般都是初入山的“雏把”，多由新入伙的“小半拉子”（未成年的长工）充当。“端锅的”则留在“子”里做饭。
放山人入山采参时不仅组织严密，使采挖无疏漏之处，更有各种巫术信仰，企图用人的意念控制自然。由于人参奇异难觅和某种民俗心理作用，形成放山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许多山规戒律：不许多说一句话，不许多做一件事，说话务求吉利。放山在压草寻参前进时，起初大约是为了精力集中，便于发现人参，后来就形成了固定的“山规”。山规之一是发现人参时立即大声呼叫：“棒槌！”“棒槌”为人参形象的隐名和俗称。据说如此一喊棒槌就会被“定住”不再逃跑；此时把头就要问：“什么货？”发现者则回答：“五批叶”一年生的人参只长3片小叶，叫“三花”；二年生的长5片小叶（一个复叶），叫“巴掌子”，三年生的长两个复叶，叫“二甲子”，四年生的，在“二甲子”两个复叶上再长一叶、像灯台，叫“灯台子”；以后逐年增加，生十几年或几十年者有“五批叶”或“六批叶”，六批叶后不再长叶。或“六批叶。”然后同伙人笑曰：“快当！快当！”如此，前面发现者的报告叫“喊山”，后边应和者的问语、贺词叫“接山”。这一喊一接，目的是要把人参吓住，同时自然有报告、祝贺之意。见面说“快当”，是放山人的礼节。表现他们心理和祝愿，取其吉利的意思。山中人习以为常，甚至连说工具时，也要加上“快当”二字，如“快当刀子”、“快当斧子”。放山人互相问好，见面时也说：“把头快当！”“喊山”是非常严肃的事，决不可乱喊，如把某一种草误当“棒槌”喊了，则认为不吉利，叫“喊炸山了”。同时也不准看到什么都说。
放山人有个规矩，只许说“拿”，不许说“放”。吃饭叫“拿饭”，回子睡觉叫“拿房子”，休息叫“拿火”（抽烟），做饭叫“端锅”，挖参叫“抬参”。什么都说“拿”，表现强烈的拿大山参的欲望，而“端”、“抬”这样的动词又显然含有敬意，“抬参”对人参神化了，当然要有敬意，以防跑掉。“端”也是“取”、“捧”的意思，都和拿、取、得，具有同样的作用。用民俗学的术语说，它属于魔术范畴中的类似律或模仿律。先民认为凡类似和可以互相象征的事物，都可以互相感应。拿了长虫（放山人叫它“钱串子”），就可以拿到大“棒槌”。休息也不说休息，去其息止的本意，而用“拿火”来象征进取、兴旺、发达。这也和“喊山”、“接山”一样，是想用语言的魔力控制自然。此外，由于接触而产生魔力，控制自然，也表现在挖参习俗上。民间有以草帽覆盖人参，使之无法逃遁的传说。早在清代，大文学家王士祯就记载：“辽东采参时，见参苗不语，急以纬帘（凉帽名）覆其上，然后集人发掘，则得参甚多，否则苗倏不见，发之无所得。”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十四）“采人参”条。用纬帘覆盖而产生魔力使人参就擒，当然这又是接触律的民俗心理在起作用。
从民俗学角度说，除了这种语言、接触能产生积极的魔术效果之外，消极制止灾祸，实行某种禁忌，也被认为同样可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前面谈到的喊一声“棒槌”，人参的秘密名字为人呼出，因而被控制，不能施展其超自然的威力，就是人以己之长（发挥语言的魔力）攻人参之短（讳名的禁忌），于是可以稳操胜券。“讳名”原是最古老的禁忌之一，中外皆然。“这种信仰的发生，乃由于原始社会的原始人，对于物与主，名与物，象征与实在的分辨不清。这乃是最普遍的野蛮思想之一。”郑振铎《释讳篇》。见《汤祷篇》66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这种思想一直蔓延到中世纪和近代。这类“名讳”的禁忌正表现在放山人“喊山”（呼人参之名）的习俗之中。同样，在长白山里放山人如在林中失去自己的伙伴也不许叫他的名字。据说你这里一喊，被“麻达鬼”接应上了，就会引起你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当然这也许因山中回声共鸣的现象造成某种错觉有关），所以当人们离群落后的时候，采取敲空树干的方法作为联络信号。这可能有点实物传声的好处，但所谓“麻达鬼”接应一解，就纯属民俗学范围了。
在古人观念中语言的“魔力”（如呼名）可以制服对方，掌握生死大权；同样不惊动对方（实际把自然物人格化了）而用一种魔术如“纬帘”、“红绳”一盖一缚就可以使人参就擒，无可逃遁。在古人观念中，此一物和彼一物的接触，两物相连，即可发生超人的力量。挖参时要把两根树枝插在参棵的两旁一尺远的地方，然后把参棵子用红线绑在树枝上，再把红线的两端拴上铜大钱。据说这样可以起镇压作用。这一系一镇就可以发生魔法力量。无论在现实生产或口头传说中都把这种传奇当作真事，充满肃穆之情。甚至说，只要喊一声“棒槌”，人参就真的吓得一抖，有的连籽都抖掉了。甚至说这吓掉的人参籽，产妇吃了有催生的作用。这些简短的喝声和生产中的各种禁忌、魔术，乃至动植物的灵幻、成精，当然都是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万物有灵观念的遗留，它很可以使我们从这些古老的传说中看到我们祖先企图征服自然的民俗心理和奇异的手段，是怎样经过漫长的岁月一直积沉到今天的。关于这些，高尔基有过这样一段名言：
古代劳动者渴望减轻自己的劳动，增加他的生产率，防御四脚和两脚的敌人，以及用语言底力量，“魔术”和“咒语”底手段以控制自发的害人的自然现象。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它表明着人们是怎样深刻地相信自己语言底力量。
可见喊山、系绳、盖帽以及各种生产中的俗信，正是古人相信自己语言力量和使用魔法的天真表现。当然这是一种宗教情绪的反映。但是一种民俗得以长期保留，也许并非完全产生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念，而是来自生产和生活的。据有经验的放山人讲；挖参时用红绳把参秧绑在树枝上，有防止参秧倒伏的作用。
放山人一向很迷信梦兆，不仅把头的“观景”会发生奇验，在朝鲜参农中也盛传梦见丹顶鹤飞来会掘得大参，汉族则相信按梦中奇异的景象去找，也会开眼。
“喊山”时所谓魔术作用，也自然来自发现人参时，发自内心的喜悦的惊呼，它是来自生产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