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战争结束以后，除了缔造和确保和平与稳定之外，建立现代民主结构也是国际社会的目标之一，它是科索沃“民主自治”（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的前提和支柱。这一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负责的工程应当说是极其困难的。其主要原因是科索沃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缺乏民主“政治文化”的基本前提。
二战以后，科索沃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受到两大趋势的矛盾影响，一为以高文盲率和高出生率为特征的传统社会结构，二为铁托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政权下迟到的现代化进程。此外，塞尔维亚族少数民族和阿尔巴尼亚族主体居民之间的强烈对立也深深地影响了科索沃的发展。科索沃自治省实质自治和1974年南斯拉夫宪法通过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开始获得政治解放的时期非常之短。20世纪80年代初，塞尔维亚族的压制再次加强；1989年科索沃的自治权实际被取消。作为回应，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开始抵制塞尔维亚族的机构，建立了一个“影子国家”。在居住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内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大力支持下，自1989、1990年起开始建立这个地下及平行国家成为了与塞尔维亚族统治的国家机构相对立的结构。
这个由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建立的“影子国家”有自己的管理结构，针对旅居国外的阿尔巴尼亚族科索沃人的管理机构，独立的教育机构、媒体和出版社以及独立的医疗卫生体系的成分。这些平行结构是以根植于科索沃社会传统的行为模式为特征的，其突出特点是家庭和广义家庭（氏族）的重要意义。在阿尔巴尼亚族社会，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和小乡镇才刚刚开始形成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过去，生活的中心是家庭，由男性家长做出各种决策。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科索沃解放军的军事抵抗明显增多，加上1999年春天战争的后果，这种在很大程度上由传统族长制决定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政治观和社会观被进攻性的种族民族主义观念结构进一步强化和叠加。他们对将暴力作为政治工具来使用这一点的态度依然是矛盾的，但科索沃解放军的暴力抵抗（在战争结束以后也演变为针对科索沃少数民族的“自有暴力”）对促成国际社会以军事手段反对米洛舍维奇政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科索沃的政治文化是由“大民族主义小说”讨论决定的：“科索沃的政治家就是政治舞台上的演员，在这个舞台上，一幕表现阿尔巴尼亚族国家的尊严、荣誉和合法性的宏伟故事正在上演。”
因此，国际社会是在极其困难的框架与前提条件下进行在科索沃建立现代民主结构这一颇有抱负的工程的。科索沃人希望从西方民主的引入中获得的首先是承担政治责任，尽快赢得国家独立。“1989年科索沃人要求民主的时候，他们实际指的是‘自由’”。
国际社会在科索沃建立民主结构的战略在很多重要方面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现实情况。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期望，完成第一步，即创造议会制民主的机构前提，进行选举，建立议会、政府和管理机关好像就能自动进入第二个、更高级的阶段，即塑造更成熟、更尽责的民主形式和政治阶层以及科索沃居民的民主行为。此外还有——尖刻一点说——国际社会幼稚的、伦理上自我欣赏的信念：在现代民主的形成过程当中，国际组织可以通过其在科索沃的强大存在树立一个积极的榜样。很多证据表明，国际社会的许多代表对他们要引向民主和现代化的这个社会的现实情况还很不敏感，当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组织的招募机制和他们享有特权、处于社会上层的工作与生活境况。因此，他们对“相对发达的公民社会（欧洲）和氏族社会”的严重对峙准备不足；在氏族社会当中，“家庭结构……对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对忠诚的产生，对信守合约和价值判断都有着更大的意义。”
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第11条规定，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应当负责组织和监督临时机构的建立，以形成自主的、民主的自治和选举程序。在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的领导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合作下，建立选举登记（由于战争的破坏和1999年夏天的驱逐，科索沃有一半的居民事实上没有官方档案和身份证）和民政管理基础之后，2000年10月，科索沃在地方层面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管理机关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建立了一个中央选举委员会，负责各政党及其候选人的审批工作，为各政治力量确立了一部行为法典，并创造了进行选举的其他重要前提条件。在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建立一个中央上诉法院，专门审理违反民主选举程序的行为（针对候选人和少数民族的暴力事件，贿赂，等等）。
2000年10月28日科索沃范围内的首次地方选举是要选乡镇机关的代表，任期两年；当时参加选举的比例很高（79.0%）。选举是依照比例选举法原则进行的，有24个政党和公民倡议并在选举中展开了角逐。易卜拉欣·鲁戈瓦领导的科索沃民主联盟（LDK Lidiha Demokratike e Kosove/Demokratische Liga Kosovo）是1989年由鲁戈瓦创立的，在选举中以58%的得票率遥遥领先。其次是由前科索沃解放军政治领导人哈希姆·萨奇领导的科索沃民主党（PDK Partia Demokratike e Kosoves/Demokratische Partei Kosovo），得票率为27.7%。再次是前科索沃解放军高级指挥官拉穆什·哈拉迪纳伊领导的争取科索沃未来联盟（AAK Aleanca per Ardhmerine e Kosovos/Allianz für die Zukunft des Kosovo），得票率为7.7%。科索沃民主党和争取科索沃未来联盟首先在科索沃解放军过去的活动地区得分。由曾创立联合民主运动（LBD United Democratic Movement）并作为该党主席参加科索沃过渡时期委员会的柯斯加（Rexhep Qosja）组建的选举联盟（KP Koalicioni per Pavaresi）仅获得了0.4%的选票，因而不能得到议席。其他党派共获得7%的选票（其中包括斯拉夫族穆斯林自己的政党，赢得了近2000张选票）。
选举的规划、具体实施和监督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负责。尽管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努力改变塞尔维亚族科索沃人的抵制态度，但此次选举还是没有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参加。在那些塞尔维亚族居民比例较高的乡镇，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只有在选举之后任命地方政治委员会的塞尔维亚族政治代表。在竞选过程中和选举当天还是发生了一系列较为严重的突发事件。
2001年11月17日，科索沃进行了临时议会大会的首次大选。为了保证选举能够有秩序地进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共派出了13000名国际选举观察员（选票是在英国印刷的）。此次选举的参选率已经明显低于2000年10月的地方选举，为64.3%。但这里我们也要考虑到议会选举中有选举权者的人数（125万）要明显多于地方选举（90万）。
此次选举当中最强大的政党还是科索沃民主联盟，获得了45.65%的选票和47个议会席位。这次位居第二的也还是科索沃民主党，获得了25.7%的选票和26个议会席位。争取科索沃未来联盟获得了7.83%的选票和8个议席。在金吉奇总理领导的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强大政治压力下，科索沃—塞尔维亚族人参加了此次选举，在2000年的地方选举中，选民还可以对政党列表中的候选人进行排序（开放式列表）。这导致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所规定的女性公职代表须达到30%这一点远远没有达到。整个科索沃仅选出76名女性乡镇代表，占全科索沃乡镇代表的8%（在普里什蒂纳为15%）。议会选举于是改变了选举模式，采用封闭式政党列表。结果议会中女性成员比例明显上升（33%）。科索沃民主联盟的47名议员中有15名为女性，科索沃民主党有8名女议员（总计有23名议员），塞尔维亚族“回返”联盟有7名（总计有26名议员）。2002年10月第二次地方选举也运用了这种确保女性在议会中份额的做法。但是，女性实际很少能够进入政治界颇有影响力的位置，这一事实并没有多大改观（参见第5章的具体阐述）。
科索沃的第三次选举也是在乡镇层面进行的（2002年10月26日）。第二次地方选举选出的乡镇代表任期为四年。参选率不断降低的趋势没有改变，此次仅有53.9%的有选举权者参加了选举。由于候选人列表采用了封闭式列表规则，此次选出的乡镇代表当中，女性代表占到了28%。
科索沃的第四次选举，即议会大会的第二次大选于2004年10月进行。此次主要政党科索沃民主联盟、科索沃民主党和争取科索沃未来联盟的权力分配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参加选举的比例在第一次议会选举时还有60%，此次降到了53.6%。塞尔维亚族科索沃人没有参加2004年10月24日的大选。有关此次选举的情况将在第9章中详细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