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国际管理机构会不带任何——公开的或隐蔽的——政治观点去履行职责，对于社会而言这是一个施政管理的过程。”见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Caplan）：《一个新的托管统治·遭受战争蹂躏地区的国际化管理》。阿德菲论文341，国际战略研究所，2002年2月，第76页。与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UN TAET）——开始就非常明确东帝汶独立这一政治目标（1999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第1272号决议）不同，科索沃特派团在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上得到的命令非常矛盾而不确定：联合国第1244号决议中规定的保证科索沃实质性自治，以及监护和参与政治进程，直至解决科索沃的地位问题，有很大的解读空间。有报道称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为了理解“实质性自治”这个措辞的含义每天早晨都要把决议文本阅读两遍。
作为整个科索沃干预行动基础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具有的不确定性，可以归因于1999年春各派政治势力的对比情况。“第1244号决议是一座精妙无比的建筑，每个人都能从中有所获得。它没有排除关于科索沃或是塞尔维亚的任何一种选项，最重要的是，它赢得了时间。”蒂姆·犹大（Tim Judah）：《科索沃的僵局》，载于《纽约书评》，2004年6月10日，第36页。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对科索沃最终国际法地位做有意识的保留，是与俄罗斯和中国所作的一种“帝国妥协”（米夏埃尔·伊格纳提夫〔Michael Ignatieff〕）。俄罗斯作为塞尔维亚的传统盟友反对决议中出现任何明确的有关科索沃可能脱离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字眼。因此第1244号决议的前言部分就出现了很有问题的表达：“重申全体会员国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美国和欧盟国家则主要希望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这份“弹性方案”来争取时间。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驻科索沃维和部队在科索沃实施的干预措施应当一次启动并取得首轮成功。如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所希望的能在塞尔维亚实施民主化运动，并由此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那么关于科索沃国际法地位的新回合商谈就可以具有更为有利的前提条件。这一期待被证明是不现实的，米洛舍维奇2000年10月下台之后，贝尔格莱德在科索沃政策上仍然保持强硬姿态。
尽管各种专家团和政治人士，包括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首任团长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我已经说了好几年，应该形成一个关于科索沃问题的最终决议，但是联合国安理会中没有人听我的。”（阿尔巴尼亚语日报《柯亚·迪特尔（Koha Ditore）》（时代日报）的一篇采访，转引自《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媒体监控专员（UNMM）的主要报道》，2004年10月23日）都提出了忠告，但是出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利益考虑，科索沃地位问题的处理进程在纽约被中止了。因此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在1999年10月访问科索沃时明确表示，科索沃特派团并没有使科索沃人做好独立准备的任务。见托马斯·米尔曼（Thomas Mühlmann），第241页。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米歇尔·施泰纳（Michael Steiner）2002年4月制定的“先标准后地位”方案使得推迟地位问题谈判成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官方正式基础战略。尽管这一问题的推迟越来越成为建设和正常化进程中的重要阻碍因素，也使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科索沃民众中的形象受到了伤害，但到2004年夏为止，地位问题仍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上的进展。
阻力不仅仅来自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它们支持塞尔维亚政府关于科索沃今后必须留在塞尔维亚内的阐述，并封闭了地位谈判的大门。欧盟内部过去和现在也都对地位问题缺乏一个统一的立场，以及一个在此问题上有所举措的政治意愿。参见布勒里姆·沙拉（Blerim Shala）在2005年2月22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媒体监控专员（UNMM）的主要报道》中对欧盟外长理事会在2005年2月大会上所持态度的评论。因此有很多欧盟国家赞成在科索沃地位问题上采取谨慎的观望态度。欧盟缺少一个明确的共同的立场有很多原因：欧盟作为国际活动者其最大的长处在于经济实力和有目标地去运用经济上的资源和刺激。“人们仍主要在经济领域中感受到欧盟的力量”——伦敦欧洲安全能力研究小组关于欧盟在巴尔干扮演角色的一份分析材料中这样写道——“欧盟还须做一次富于想象力的跳跃，强迫自己扮演值得信赖的安全保卫行动者。”（德尼萨·克斯图维科瓦（Denisa Kostovicova），《巴尔干文件》。欧洲安全能力研究小组。全球管理研究中心。伦敦，2004年3月，第2页。）德尼萨·克斯图维科瓦举例说，在2001年的波斯尼亚干预行动中欧盟作为“单一行动者”第一次扮演了决定性的政治角色。欧盟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才刚刚起步。欧盟必须面对成员国的政策始终对立情况，而欧盟的行动始终处于相互牵扯的关系中：欧盟与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各成员国的各自利益，以及与目标区域——如这里提到的巴尔干——在历史上形成的联系。这些问题使得布鲁塞尔的决策进程极其艰难，在巴尔干政策上则导致“不总是协调一致的参加者们掺和在一起，各说各话、混乱不堪”见斯特凡·莱内（Stefan Lehne）：《西巴尔干地区的跨民族关系》，柏林报告，2003年9月12-13日。对科索沃独立持保留态度的另一个可以被引证的原因是部分欧盟国家担心科索沃独立将会对巴尔干地区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分离活动起到推波助澜的效应。不容忽视的是欧盟的入盟政策除了条件原则（哥本哈根标准）和地区性原则（“与本地区其他活动者的联系日益密切，融入地区网络之中”）以外，还建立在“维持现有国家状态和边界互为开放原则”上。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科索沃阿族行使自决权被欧盟视为影响区域一体化目标的危险因素。”见布雷德拉克·尤内科维奇（Predrag Jurekovic）：《个别行动方的目标、担忧和初始立场》，第94——95页。（文本中的划线部分）
美国在科索沃政策的基本战略取向上的模糊性和缺乏定论也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驻科索沃维和部队成功完成使命造成了困难。美国政府重视的首要是借助驻科索沃德维和部队改善安全状况从而确保该地区的稳定，通过扩大在该国西南的一个军事基地来保证自己在东南欧的战略利益。邦德斯蒂尔军事基地（Camp Bondsteel）——根据越南战争中的一个老兵名字命名——是美国在欧洲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这个巨大的军事基地——建造时曾挖掉了半座山——在2002年和2003年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准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试图通过在科索沃和西巴尔干其他国家扩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减少在西欧，尤其是德国的其他战略和后勤基地（建立）的运转”见《标准报》，2004年1月5、6日。在这篇文章里北约负责东南欧高级指挥官、美国海军五星上将格列高里·约翰逊（Gregory Johnson）强调东南欧对于美国来说具有很高的地缘政治地位：“每个对欧洲周边地区安全形势有所观察的人都会理解在我们的南边和东边还存在一些敏感地区。”。
撇开美国在科索沃地位问题上的倡导性角色不谈，美国在科索沃具有人事和组织方面的强大影响力（参见第8章）如第八章所述，美国在科索沃政治的所有领域都有“顾问”来代表其立场。关于美国代表在科索沃经济领域内的存在可以从一个细节上看出：科索沃最主要的网络供应商Ipko Net在2004年4月骄傲地宣布，它成功聘请到美国前国务卿玛德琳·K。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Albright）和她的奥尔布赖特集团担任“特别顾问”。（www。ipko。net）——乔治·W。布什2001年1月上任以来不断施加其影响力——并没有与一个关于科索沃和该地区发展的、出于中长期战略考虑的明确政治计划挂上钩。战后，美国战略和政治组织能力进入一个国家的重建进程，并在较长时期内坚持不懈地推进直至成功，美国的弱点也体现在他们前一段时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干预行动上。参见斯图尔特·E。艾岑斯塔特，约翰·E。波特/杰里米·M。魏因施泰因（Stuart E。Eizenstat/John E。Porter/Jeremy M。Weinstein），《弱国家的重建》，载于《外交事务》总84期年度第1期（2005年1/2月），第134——135页。其他参见罗伯特·W·图科尔、大卫·C·亨德里克松（Robert W。Tucker/David C。Hendrickson），《美国合法性的源泉》，载于《外交事务》总83期年度第6期（2004年11、12月），第27页。美国具体的科索沃政策类似于它在波斯尼亚的做法，同样具有美国外交政策典型的实用主义即兴表演和“模糊敷衍”（“模糊过渡政策”）的文化烙印。这意味着，美国代表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得极其灵活、急功近利，喜欢凭借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优势办事情，同时从其传统的国际政治思想“美国例外主义（卓异主义）”美国政治中的“美国例外主义（卓异主义）”态度指的是，美国的政治家也包括普通民众的态度混有宗教意识成分，这种宗教情结认为在美国民主与社会的发展达到了最高层次，美国有义务也有权力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推向全世界。（参见罗伯特·卡甘（Robert Kagan）：《强势和软弱。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和欧洲》，柏林，2003年。同样予以批判态度的文献还可参见库尔特·P。图蒂卡（Kurt P。Tudyka）：《霸权和共决。欧洲和美国之间关于世界秩序政策的方向之争》。巴登-巴登，2003年，第50——51页。）出发，他们又表现出高度的自我意识、以及对此不可或缺的政治乐观主义。格雷特·哈勒尔（Gret Haller），1996年至2000年担任波黑人权特派调查官，她这样描述美国政策的这种基本政治模式：“对于美国人来说短期的成功和结果远比长期的要重要得多，因为美国人相信，对于长期的结果以后还是能够予以某种方式的修正。如果有一天随着时间的流逝，长期的结果变成了短期的结果，那么局面就更容易看清，到时人们便可以通过灵活的运用方法，也就是通过及时的调整战略来解决那些问题，这就是美国人的哲学，显然它在美国的历史中不断被证明是有效的。”
小布什政府自2001年1月上台以来摆明了对联合国及其在危机地区和危机决策持一定程度的批评和敌视态度，由此引发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导致美国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所持态度显得极其矛盾。“很明显，美国政府完全把联合国看成是一个工具。如果联合国能够为美国期待的行动提供安全上的广泛支持，布什的白宫就不会反对经过联合国来工作。但是如果这种支持明显不是唾手可得的，那么它就会通告天下，美国对于多边主义的承诺就到此为止了。”见罗伯特·W。图科尔、大卫·C。亨德里克松（Robert W。Tucker/David C。Hendrickson）：《美国合法性的源泉》，第27页。根据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欧安组织的工作人员的报告，这种把联合国变成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工具的倾向有时也会在美国驻科索沃代表与联合国代表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中体现出来。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美国的战略和政治的动机与目标设定，尔后看欧盟的动机与目标设定、以及它的巴尔干原则战略。这里首先要考察的是，我们应当对（欧盟）“最厉害的武器——即将所在地区国家带入一体化进程”见斯特凡·莱内（Stefan Lehne）：《欧盟与美国：对西巴尔干地区跨种族关系有一个共同的幻想吗？》，柏林报告，2004年9月12、13日，第3页。具体运用在科索沃的适当性和目标性给予怎样的评价。鉴于科索沃尚未解决国际法的地位，欧盟在西巴尔干国家稳定和联合进程框架内创造了一套特殊的一体化机制，即所谓的“稳定和联合进程跟踪机制（STM）”。但是这一机制已不再是一个不具有强制责任、没有使用价值的一体化手段的论坛。只要科索沃地位问题没有解决，科索沃在加入欧盟的道路上就无法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很多事情取决于塞尔维亚在靠近欧盟的道路上跑得有多快，以及贝尔格莱德会有多大程度的意愿在科索沃政策上有所让步。
从社会整体情况看，科索沃加入欧盟还不是社会的主旋律。欧洲思想还仅仅是在知识分子的范围里进行讨论。在决定性问题上，即科索沃地位问题，欧盟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立场和战略。法国巴尔干问题专家雅克·胡普尼（Jacques Hupnik）在2005年1月发表的分析文件中提出了几项重要的论点，这些论点表明：欧盟在巴尔干问题上迟缓的、迄今没有任何实际成果的联合行动，以及成员国政策的构想和结构上的偏差。胡普尼对此这样阐述：“对巴尔干趋势的解释（欧盟给出的解释——作者注）基于某些可疑的假定和一堆盲点之上，这些盲点若不能得以确定，就会比想象中更快地把巴尔干带回到欧盟做出议事日程之前的状态。”见雅克·胡普尼（Jacques Rupnik）：《欧洲在巴尔干的挑战。一个欧洲人的视角》，载于欧洲安全论坛工作文件第18号，2005年1月，第4页。根据胡普尼的观点，两种评价都是不现实的，一是认为巴尔干已经过了搞极端民族主义计划的时期，一是认为塞尔维亚将会采取积极的欧盟与欧洲定位政策。这种发展并未受到来自欧盟方面运用明确条件原则施加有效压力以及利用“机会之窗”（首先是在科索沃地位问题上）的积极影响。决定欧盟战略弱点的首要因素是其在西巴尔干国家“走向欧洲”的概念和战略上缺乏确定性和灵活性关于东南欧国家“走向欧洲”战略的模糊性和矛盾性可参见米夏埃尔·达克斯讷（Michael Daxner）的阐述：《盘点东南欧：稳定公约和地区》，巴特波尔报告，2003年3月20——21日，第8——9页。雅克·胡普尼论证说：“在南欧行得通的传统扩张做法……和经常成功把中欧国家包括进来的经验，看来都不适用于西巴尔干的。这里是民主过渡（尚没有巩固加强）所包含的一堆碎片，同时还伴随着经济发展迟缓（中欧的这个经济发展缺口在日益扩大而非缩小）和战争遗留问题（有组织犯罪持续存在并蔓延至国家机构）。”
西巴尔干问题与欧盟迄今为止在南欧和中欧成功实施的一体化进程的最大区别在于：西巴尔干的部分国家缺乏正常运转和被国际承认的国家合法地位这一重要前提条件。“欧盟只能接纳正常运转的合法国家。巴尔干没有几个国家越过了这第一道跨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是一个正在寻找自己身份的‘未来的国家’，科索沃是一个寻求承认中的事实上的国家，黑山则是正在形成之中的状态国家，这一地区的共同特性是塞尔维亚国家的轮廓的不确定性。建立‘大塞尔维亚’的美梦已经告吹；现在优先考虑的是面对一个对于所有邻居来说有明确国家涵义的小塞尔维亚的战略制定进程。”同上。胡普尼认为，欧盟在巴尔干国家入盟的一体化战略中，强烈的战争创伤和社会转型的创伤将被视为实现欧盟一体化战略的障碍。在雅克·胡普尼看来，这意味着欧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认真考虑其目前的一体化进程和成员国之间的政策，更积极主动地支持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有效运转。对欧盟联合和会员国战略（“会员国建设”）在巴尔干的政治潜力给予的积极评估可参见杰拉尔德·克瑙斯、马库斯·考克斯（Gerald Knaus/Marcus Cox）：《东南欧的“赫尔辛基时刻”》，载于《民主杂志》，第16期，1月号（2005年1月）。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驻科索沃
其他国际组织的战略和组织弱点在我们接下来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欧盟在组织和人事方面以及在根本的战略问题上的失误进行分析之前，必须指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欧安组织、欧盟和驻科索沃维和部队从没有对自己的行动做过系统的反省和认真的评估。对自身组织行动的缺乏监督是与自我保护倾向的信息政策密切相关。这种政策导致的结果是对组织方面的问题和工作人员的错误行为不能作出反应或是反应滞后。当然这也是一个资源问题，因为监督和报告机制中需要具有专业资格的工作人员。联合国困难的财政和人事状况——责任在大国身上，尤其是美国，缺少向联合国提供足够财源的意愿——严重限制了其行动空间。纽约联合国总部的维持和平行动部作为科索沃特派团的主管部门实际上只有15名联合国专职人员（情况），他们作为“政治办公室工作人员”——在当时——要负责1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两项计划内的行动准备的组织工作。这意味着在2000年，以及目前在纽约主管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负责人只有一人（此外负责近5000名科索沃特派团警察事务的只有两位联合国官员以及三位负责物流、人员招募和财政筹资的工作人员）。转引自联合国《布拉希米报告》（对维和行动在所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全面审查，2000年8月21日），与此相反的是联合国为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投入了1000名工作人员（但是大量的人力投入却导致更多的腐败问题，更尴尬的是联合国秘书长的儿子也卷入腐败丑闻之中）。参见《世界报》，2005年2月5日。欧安组织也面对着类似的预算和人手方面的紧缺问题。
但是财政和人力资源不足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缺少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驻科索沃维和部队和欧盟行动进行系统评估的理由。这是一种重视外交仪式和传统秘密政治的特殊组织文化，在科索沃活动的国际和跨国组织很少向公众开放其秘密政治行动并接受各方的批评意见。它们作为“保护势力”的角色更加强了这种倾向。“作为保护势力存在的国际使团拥有改革进程的‘所有权’，这使得它们出于对强大的制度利益的考虑非常热衷于夸大工作成绩。”这一点特别明显地体现在信息政策上，这个政策习惯于使用一种“净化的外交行话”这个表达出自肯尼斯·凯恩、海蒂·波斯特这本书出自一位美国律师、一位美国秘书和一位新西兰医生之手，他们三人在联合国在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多个重要维和行动中积累了经验，这本书通过个人对联合国行动未经修饰的描述在联合国总部引发了一场名副其实的丑闻风波。由于联合国方面的强大压力，新西兰医生安德鲁·汤姆森不得不收回他公开辞去联合国职务的辞呈。如果对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高级代表的众多演讲和官方声明进行一番分析，人们便会找到一个通常会不断出现的表述模型。这类报告一开始会在核心位置提醒读者和听众注意科索沃困难而复杂的情况，然后列举管理机构取得的进展和成绩，接着是陈述尚未解决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最后则是添加了少许批评和注意的对未来发展的乐观展望。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米歇尔·施泰纳（Michael Steiner）2003年6月10日向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所做的演讲开头就是一番乐观主义的成功论调：“尽管存在持续的困难，但我们在短短四年里取得的成绩是史无前例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赋予我们的使命是为建立实质性自治和自治政府创造条件。”然后报告分别列举了科索沃特派团和其他国际组织取得的成绩。报告最后则大胆地对未来进行了描述：“我们正在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履行我们的使命。但是严重的挑战还将继续存在。”见米歇尔·施泰纳（Michael Steiner）：《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向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宣讲》，2003年6月10日。对库什内2001年1月在普里什蒂纳所作的离职演讲进行的批判分析合国秘书长向安理会做的报告也大致按照相同的模式构建。唯一打破这种——对科索沃局势的描绘过分乐观和不切实际——倾向的报告是受联合国秘书长委任的挪威外交官凯·艾德（Kai Eide）在2004年夏撰写的报告（参见第9章）。
让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其他在科索沃的国际活动团体感到困惑的是对它们的存在和行动的忽视（这里主要指忽视国际危机组织、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组织的作用），以及对重要情况的分析的忽视——例如：大赦国际关于科索沃卖淫系统的报告，人权观察组织关于驻科索沃维和部队和科索沃警察部队在2004年3月暴乱中扮演不当角色的报告，等等。这些报告要么没有回音，要么被所涉及的国际组织视为言过其实、过度夸张而不予理睬（参见第3章）这里可以列举一个近期的例子。国际危机组织2005年1月发表了一份关于科索沃局势的报告，作为回应驻科维和部队发言人说：“他们想创造出一个危机。”（见科索沃特派团新闻评论简介，2005年2月16日）。与此相应的是作为驻科索沃国际组织成员所发表的报告——除了极少数例外这里指的是已经援引过的米歇尔·达克斯讷（Michael Daxner）和莱斯莉·阿卜杜拉（Lesley Abdela）所作的报告。其他详细分析还可见安德烈亚斯·维特科夫斯基（Andreas Wittkowsky）的经验报告：《科索沃模式？》：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未来国际使命的架构，载于《东欧政治信息》，第94期，2001年——都显示出明确的“组织友好性（指维护组织形象——译者注）”迄今为止对科索沃特派团工作（调查时间段为1999年年中至2001年年中）唯一进行的一次系统的检查报告是由一位作者（托马斯·米尔曼〔Thomas Mühlmann〕）完成的，他担任奥地利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驻普里什蒂纳分支机构领导，他被视为一位热心参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工作、同时又保持独立立场的积极分子，我们认为并非偶然。
托马斯·米尔曼（Thomas Mühlmann）在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工作进行评估时一再强调，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很多方面出现的弱点和失败可以归因于外部因素，特别是大国和联合国高层犹豫不决、反复无常的政策。他通过2001年夏的深入调查，对这一阶段的工作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他在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面临种种矛盾”，“大家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要求过于苛刻，它已不能胜任工作量和工作意义的要求。”见托马斯·米尔曼（Thomas Mühlmann），第415页。米尔曼按照从1分（很好）到5分（不够）的评分尺度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各个核心任务（建立政治制度、建设民主机构管理、经济结构改造、人道主义帮助、安全形势以及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回返）的工作给予了打分。米尔曼作出一份具有相当批判性的整体评价：“根据这个模式得出的整体评价基本是一个‘可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离良好表现毕竟还有很远的距离——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这项行动花费了多少时间。”见托马斯·米尔曼（Thomas Mühlmann），第418页。米尔曼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建立民主机构管理、经济重建和难民回返方面的表现给予了特别消极的评价。在改善安全形势和建设政治体系方面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得分相对好一些。
显然像托马斯·米尔曼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表现所作的这种评估报告还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这样一种泛泛而作的量化评估会忽视不同子领域内成功与失败的差异，以及其他领域（比如地方管理领域）的情况。此外，米尔曼也没有把一些重要的问题领域，特别是像有组织犯罪问题考虑在内。虽然我们对米尔曼的统计式的评估报告不敢认同，但应该认识到米尔曼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评估是建立在非常细化和系统的调查基础上的。米尔曼的报告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头两年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描述，以及工作上的不足和（相对的）成绩给予的评估，与我们的针对1999年夏至今（2000年4月）这个时间段所作的调研结果不谋而合。这似乎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提示，说明托马斯·米尔曼在科索沃特派团第一阶段工作中已经发现的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问题以及结构性问题在之后的四年里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和处理。
我们把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包括欧安组织和欧盟在内）和驻科索沃维和部队所作的评估聚焦到三个领域上面：1）在科索沃的国际活动团体人士不合格，在社会和文化上脱离民众；2）拥有极大权力的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如何行使职权，以及他们是否发挥了积极的政治领导才能；3）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驻科索沃维和部队使命的致命缺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战略和组织问题。最后我们还将探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在战后（冲突后）一个社会在重建社会和推进民主化的进程中是否需要外部力量，借助外国干预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