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
现在所有人都在谈论重建。我们的敌人在规划以其秘密警察来维持欧洲的新秩序，为此提出了各种方案，而我们这边在谈论重建伦敦，重建英格兰，甚至重建整个西方文明，并且对如何达成目标作出了设想。这一切真是不错，可是当我听到这类谈论，看到建筑师削尖铅笔，承包商搞出预算，政治家划分出势力范围，每个人都开始为此各尽其力时，不由想起了一句名言：“除非上帝想要使房建成，否则建房人只能是白费力气。”这句话有海一般的意境，然而却隐含着铁一样的科学真理。它告诉我们，除非我们拥有健全的心态和正确的心理，否则不可能建成或者重建任何能够长久存在的事物。这句话所包含的道理不仅适用于基督徒，而且适用于所有建设者，无论他持有怎样的世界观。我们的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托恩必博士在他的《文明盛衰史》中将此话作为卷首语，其中自有深意。毋庸置疑，一个文明唯一可靠的基础就是健全的精神状态。建筑师、承包商、国际经纪人、营销委员会和广播公司仅凭他们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新世界，那真是痴人说梦。他们必须被一种适当的精神所激励，而他们所为之工作的人们也要拥有这种适当的精神。比如说，有朝一日人们会拒绝住在丑陋的房子里，而在此之前我们不会拥有一个美丽的伦敦。现在的人们并不在意丑陋；他们要求舒适，但不关心城市的美化，因为他们的确还不具备审美能力。我自己就住在一幢奇丑无比的单元楼里，可我并不因为它的丑陋而觉得烦恼。不等到大家都为此而感到烦恼的那一天，所有想要重建一个美丽伦敦的规划注定都要失败。
不过到底什么是适当的精神呢？我们可以达成下面几点共识：问题的根源在于心理状态；只有上帝参与，建设才能保持长久；先要拥有一种健全的精神，然后外交、经济学和贸易会谈才能起作用。不过，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是健全的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产生了分歧。假如问，重建文明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素质，大多数人会说，我们需要的是“爱”。照这种说法，人们要彼此相爱，国家亦应如此，只有这样才能制止正在对我们产生毁灭性威胁的一系列灾难。
对持以上观点的人们我表示敬意，却不敢苟同。在个人事务中，爱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事物；但是在公共事务中，爱却于事无补。它曾屡次尝试过：先有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其后的法国大革命又从世俗的角度重申了人类的亲情。然而，爱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徒劳。想让国与国之间相爱，想让商业财团或者营销商们相爱，想让一个葡萄牙人爱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秘鲁人，这种想法不仅荒谬、虚妄，而且有害。它使我们陷入迷蒙而危险的多愁善感之中。“我们所需要的是爱！”我们这么唱着，唱过了就算完事，任由世界照老样子延续下去。事实在于一个人只可能爱他自己所认识和了解的那些有限的人和事。在公共事务中，在文明的重建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不像爱那样戏剧化、感情化的东西，那就是宽容。宽容是一种很乏味的美德。它让人厌烦，它比不上爱，向来没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它是被动的，它只是要求你去容忍别人，去忍受别的事物。从未有人想到要为宽容写赞歌，或者为它塑像。然而，宽容正是战后我们所需要的品质，正是我们所寻求的健全的精神状态。只有依靠它的力量，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才有可能聚在一起为重建出力。
世界上现在挤满了人，拥挤到了前所未有的、可怕的程度，这些人不断地互相磕磕碰碰。在这些人当中，多数是你不认识的，有些是你不喜欢的，比如说不喜欢他们的肤色，不喜欢他们鼻子的形状，不喜欢他们擤鼻子的样子，不喜欢他们总不擤鼻子，不喜欢他们讲话的方式，不喜欢他们的气味、他们的服饰、他们对爵士乐的迷恋或者他们对爵士乐的反感等等。那么你该怎么办呢？你有两种处理方法可以选择。一种是纳粹式的：对于你不喜欢的某些人，你把他们杀掉、流放，或者隔离，然后你就昂首阔步地向世人宣称只有你才是人类的精华。我喜欢的是另一种方法，它远不如上一种那样激动人心，可是它符合民主国家的立国原则。如果你不喜欢某些人，你要尽可能地容忍他们。别试图去爱他们，那只会徒劳无获。你要努力对他们采取宽容的态度。只有以这种宽容为基础，我们才有可能建设一个文明的未来。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能够作为战后世界发展的基础。
我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这个世界现在正需要静态的美德，傲慢、暴躁、愤怒和复仇欲都解决不了问题。我已经对一切动态的、攻击性的理想失去了信心，因为它们一旦实施起来，几乎总要使成千上万的人受到残害或者监禁。对于“我要清理这个国家”或者“我要把这个城市清洗干净”这一类的话，我的反应是恐惧和厌恶。这种做法在从前也许不那么可怕，因为那时世界还比较空；现在则不同了。在当今世界，国与国相互交织在一起，一个城市与周围地区也有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我还要指出一点：迅速重建不太可能。无论建筑家们怎样精心设计，我依然不相信我们拥有适于重建的心理状态。按照人类走过的历史来判断，重建的前景也许不错，但那是从长远来看。文明总不免经历一些奇异的倒退，而我觉得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倒退阶段。我们须承认这个事实，并以此为出发点来采取行动。我相信，在建立和平之后，宽容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举个实例来说：我一直在想，假如和约签订之后，我遇到了曾与之战斗的德国人，我该作出何种反应。我不该试图去爱他们，我在心里找不到这种情感，我至少还记得他们打碎我那窄小丑陋的公寓楼里的一扇窗的情景。但是，我会努力去容忍他们，因为那符合常理，因为战后我们还要与德国人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铲除他们，正像他们未能成功地铲除犹太人一样。我们将容忍他们，这并非出于什么高尚的理由，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有必要这样做。
我并不把宽容视为一种伟大的、永久的、神圣的原则，虽然我可以引用基督的名言“在我主的房中有许多间屋”来支持这一观点。宽容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个过挤过热的星球。当爱消退时，宽容依然存留，而爱消退起来是很快的；我们只要走出家门，离开亲友，与一群陌生人一起排队买土豆，爱马上就消退了。在队列中需要宽容，否则你就会想：“这队为什么这么慢？”在地铁中也需要宽容，否则你就会想：“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胖？”在打电话时也需要宽容，否则你就会想：“这人为什么这么聋”？或者“这人为什么这么口齿不清”，在街头、在办公室、在工厂里都需要宽容，而最需要宽容的莫过于阶级之间、种族之间和国家之间了。宽容本身是单调的，但它要依靠想象力来获得，因为你必须为别人设身处地地着想，这算得上是一种有益的精神训练。
为容忍别人而不断努力看上去好像是柔弱甚至没有骨气的行为，因而它有时会引起性格豪爽之人的反感。伟大人物提倡宽容的例子，我并不能举出很多。圣保罗不讲宽容，但丁也不讲。不过，毕竟还是能想起一些名字的。在两千多年前的印度，笃信佛教的国王阿索卡让人镌刻碑文，不是要记载他本人的丰功伟业，而是告诫世人要存宽恕之心，要相互理解，要维护和平。在四百年前，荷兰学者伊拉斯莫超然于狂热的新教和旧教徒的争斗之外，并因此受到了两派的夹击。同属16世纪的法国作家蒙田在他那宁静的乡村房子里写出了诙谐、精妙、机智的文字，直到今天，文明的人们还能从中获得乐趣和信心。在英国则有哲学家约翰·洛克，自由党成员、开明的神甫西德尼·史密斯，还有劳维斯·狄更生，他的《现代论集》是论宽容的经典之作。在德国——没错，是在德国——出现了歌德。所有这些人都支持我在前文中尽力要表达的信条。它尽管是静态的，但对于拯救这个拥挤不堪的世界却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我还有两句话。首先，狂热表现在别人身上就很明显，表现在自己身上就难以觉察了。比如说，我们很容易看到纳粹在搞种族歧视，他们从得势以来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早就臭名远扬了。可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无可指责的吗？与纳粹相比，我们的罪责要轻得多。然而，不列颠帝国里果真不存在种族歧视吗？不存在肤色问题吗？假如对你来说，宽容不仅仅是一个虔诚的字眼，那么我请求你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我的另一句话是要反驳某些人可能会提出的异议。宽容不等于软弱，容忍别人不等于向他们让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可是文明的重建必然是个复杂的过程。我只是坚信一点：除非上帝想要使房建成，否则建房人只能是白费力气。也许，当房子建成之后，它会迎来爱的光临。到了那一天，这个在私人生活中最伟大的力量也将主宰公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