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说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那就是，它们不仅仅是故事，除了故事、人物、生活之外，里面还有一种东西，就是那种灵魂的东西。有一天，一位朋友读到我的小说《莹儿的轮回》时，感到非常震惊，他说我把人物的灵魂写活了。这篇小说本是《白虎关》中的内容，那时因朋友约稿无法拒绝，所以就先选出这一段发了。这位朋友说得很对，写作时，我确实更侧重于灵魂的东西。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我到甘肃的张掖开会的时候，跟几位作家去洗头，在发廊里遇到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才初中毕业，显得非常单纯。她每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活儿，不但拿不到一分钱，而且还要给老板交好多所谓的学费。我非常同情这个小女孩，就劝她别干这营生，去好好上学。我还向她承诺，如果她经济上有困难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但她说父母不让自己继续读书。我仍然劝她，叫她再去跟父母谈谈，若是他们同意的话，就给我打电话。当时我留给她一张名片，还请她和她的同伴吃了饭，送了她几本书。后来，我一直等着她的电话，可是她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回到武威，我心中一直很难受，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却不能上学，好在那发廊很正规，没有一些说不清的勾当。但我真想帮帮她。所以，后来我去张掖的时候，就又去发廊找她，这才知道，原来她已经不在那儿干了，回了一趟家之后，就到了一家洗浴中心工作。我按照她同伴给我的地址，去那洗浴中心找她，她正好从里屋出来，看见我，就问我啥时候来的，我说下午，她说自己很忙，就又进去了。既然这样，我想还是算了，于是准备回去，谁知道她的老板追出来拉我，说这儿尽是小女孩，一个才一百五十元，全 套 服 务。我拒绝后，出来了。这件事，对我心灵的触动相当大。
这是一个小说题材，要是别人来写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故事，但要是我写，仍然会侧重写她的灵魂，而不是简简单单地叙事。我会从她的心灵着手，从她向往崇高、向往上学，写到她走上了今天的这样一条路。她的心中有过什么样的想法？有过什么样的挣扎？她会不会痛苦？她的父亲对她说过些啥？她如何从一个非常纯洁的女孩变成个卖 淫 女？在这过程中，她有哪些心理变化？要是你把这些东西写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打动很多人。不过，我更关注的，当然不仅仅是这个女孩身上发生的事情，而是发生这种现象的某种必然性，就是说，除了生活所迫之外，这个女孩子和她的家人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背后还有一种文化土壤，让她的心灵发生了一种变化。相对于事情本身，我更关注这些东西。因为我非常明白，当一个地方有着某种文化土壤的时候，类似的故事就会不断发生——即便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我认为，这种整体的反思比叙述一个女孩的悲惨人生更加重要。
当然，这个小女孩身上所发生的悲剧本身也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她一直在我心中活着，当我不把她写出来的时候，她就会一直折磨着我。她的家乡离那洗浴中心很近，这意味着好多人都会知道她现在从事着什么样的职业，她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当然，世上还有许多女孩也做出了她那样的选择，但她们大多远赴他乡，而这个孩子却没有经验，留在了家门口。这样，她未来的命运就会受到此时选择的影响：谁还会娶她？她会幸福吗？她的男人可能会扇她耳光，会一直把她折磨到死，每次吵架，就会骂她“婊子”，可能还会有人骂她的孩子是“婊子养的”。这样的一种选择，可能会影响她一生的命运。
这样的事情带来的触动会一直滋养着我，我的作品就会一天天长大，直到有一天，它会在我的心里整个地活过来，我就会像女人生孩子一样，把它给“生”出来。生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可能会不舒服。《大漠祭》也罢，《猎原》也罢，《白虎关》也罢，《西夏咒》也罢，我的所有作品都是这样出生的孩子。所以，我的心里没有一点点的技巧，也没有一点点的功利，有的仅仅是一些活生生的人、一些活生生的灵魂、一些活生生的生命。他们活在另外一个生命时空，只有通过我的笔，他们才能找到一个出口，与这个世界交流。所以，我的人物都是活的。
当然，我的创作也会经历一个构思的过程，但是我的构思，是先找感觉，一旦进入创作，我就不再读书，而且会拒绝一切其他的东西。因为，如果这时候我还要读书，或者不能舍弃一些概念的话，就会出现杂音，受到干扰。我也不管文风，不知道自己下一刻写什么。当文字自己流出时，我的脑中甚至没有文字。当我太在乎文字时，灵魂就无法流淌了。这是我与许多作家不一样的地方。
有些作家的作品中只有角色而没有人物，他们笔下所谓的人物仅仅是为了表述故事而存在的，不是一种很鲜活的存在，但是俄罗斯作家则不同，他们写人物就是重在写作家与人物的对话，二者的关系很复杂，甚至形成了激烈的冲突。我读过许多国外的作品，各个流派都有所涉及，对我启迪最大的就是俄罗斯文学。他们形成了传统，有肥沃的文学土壤，产生过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世界级大作家，也有过别林斯基这样的大批评家，使俄罗斯文学摆脱了雨果及法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成就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这是中国文学所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