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的许多画面渐渐从脑中淡去了，时间以其独有的力量冲刷着记忆。街上仍是车水马龙，岁月仍如过眼云烟。
仅仅一年时间，不少人的脑中又被别的新鲜事物填满了。
但那地震带给我的震撼、疼楚和感悟，却一直沉淀在灵魂深处，不停地发酵着，成为我生命中另一种意义的营养。跟司马光的那个警枕一样，汶川地震也成了我生命的“警枕”。无论遇到什么事，我总能想到那个天摇地动的瞬间。
记得一年前，汶川地震发生前的几分钟，妻子正因一件小事和我闹别扭。这时，桌上的花盆动了起来。地震！我大叫一声，揪了妻子和儿子躲进卫生间。楼在摇动。恐怖占据了大脑。我们一家人紧紧地搂在一起。这时，刚才的一切不快早没了，只有那莫名的恐怖和相依为命的温暖。
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千里外的汶川已天翻地覆了。
待得稍稍平静些，我告诉妻：这时你想想，你刚才闹的那些别扭多么滑稽。
在大楼摇晃的那时，我们是想不到存折的，也想不到职称，想不到名气，想不到身外的一切。那个时候，身边能有个跟你拥抱的人类，对你来说，就是最大的慰藉了。
我对妻子说，以后，每到不快乐的时候，你就想想死亡逼近的那个瞬间，你会立马看淡以前执著的许多东西。
在动感消失之后，我们还在卫生间待了半个小时。我不知道，随后还有什么样的大震，因为我住在顶层，也不敢往外跑。就在那半个小时中，我想了好多问题。
那时，我想，要是我能活下去，我会好好地善待亲人，善待周围的人，善待一切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会在什么时候，让灾难再次降临。相较于随时可能面临的死亡威胁，我们的活着是多么幸福呀！我们为什么要将那些身外的、跟生命无关的东西塞满自己的心，来烦恼自己、烦恼他人呢？
我还想，要是我能活下去，我会对曾给他不愉快记忆的那些朋友说声“对不起”。我想要是怀着歉疚之心死去的话，是很遗憾的。我终于理解了基督教文化中临终忏悔的意义。但问题是，即使你真的成了基督徒，上帝也未必会在你临终的时刻，给你忏悔的机会。死于唐山、死于汶川地震的那些人，即使他们真有歉疚之心，也不可能再有表达的机会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生命存在的时候，更宽容一些呢？
我还想，要是我能活下去，我会定期救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孤寡老人。以前我虽然也这样做，但存折上总是留有能叫我衣食无忧的数字。可在死亡逼近的时刻，那数字对我毫无意义了。我于是理解了西方的一个观念：在死后留有大量的财富，是一种耻辱。
我还想，要是我能活下去，我会做好多事，尽量做一些能够对他人和世界有益的事。因为那个时刻，我发现，要是我死去，我还是个相对平庸的人，对世界、对人类，我还没有贡献出更多的东西，还没有实现自己应该实现的人生价值。当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人的价值便是自己做过的事。人的肉体可以在一场地震后消失，但人的善行承载的利众精神，却会传递下去，照亮一个个未来的灵魂。
后来，在电视上，我终于看到了那些惨不忍睹的画面。那扭曲的钢筋和断裂的石板，碾碎了数以万计的梦想。他们曾经的壮志也罢，豪情也罢，都随着突起的尘烟消散在云端了。我不知道，那些丧身于废墟之下和黑暗之中的人们，在生命消失之前，是否也有跟我相似的想法……但命运是残酷的，即使他们真的想改变一下过去，也没有机会了。那么，我们这些有机会活下去的人，是否真的该深思一番了？
震后的几年来，我一直实践着那地震带给我的感悟，并将那种感悟运用到生命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每当我遇到逆境的时候，我总在想，相对于那些被地震掐断了生命之流的人们，至少我还活着。
但我认为，人真正的活着，应该体现在社会意义上，而不仅仅赋予其自然意义。我老对朋友说，一个人从生到死，是一片空白。那空白，是期待你用自己的行为来填充的。一个人的一生，就是“填空”的一生。换句话说，你的所有价值，便是你填充在你生命时空中的那些行为。当命运不曾将汶川地震那样的劫难降临到我们头上时，我们应该尽我们全部的心力，去填写自己的生命履历，以使自己在有限的生命中，建立更多的岁月毁不了的有益于人类的价值。
于是，我效法时钟上的刻度，准确地为自己安排了许多我非做不可的事，比如读书，比如修行，比如写作，比如救济那些孤寡的老人，或是帮助需要我帮助的人。
从一年前的那日起，我又恢复了前几年中断的为自己打考勤的习惯。虽然没有人要求一个专业作家坐班，但我还是准时在每天的凌晨五时起床，开始那秒针般紧张而从容的一天。
汶川地震后的一年间，我出版了三本书，长篇小说《白虎关》、学术著作《大手印实修心髓》，还有长篇人文对话《热血厚土》，总字数超过一百万。有人说，雪漠，你太勤奋了。我说，我不勤奋，我仅仅是没有忘记那地震带给我的对死亡的感悟而已。因为，我老在想，要是下一刻再地震的话，此刻我最该做的事是啥？于是，我每天做的，便是那最该做的事；我读的，也是我最该读的书。此外，我真的放下了许多跟生命价值无关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