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些人把我当成了心灵导师，但这仅仅是他们的看法，在我自己看来，我既不是心灵导师，更不是教徒，我从不给自己一个概念化的定位。我进行文学创作的初衷，仅仅是为了给农民造像，写写农民的生活，告诉这个时代，或者以后更多的人，曾经有一群这样的人，以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活着。当年《大漠祭》的成功，正是在于它写了那一代的西部老百姓如何活着。
我们都不知道四代以前的祖先做过什么，如何生活，如何劳作，如何谈恋爱。仅仅四辈，那一茬人就泡沫般地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儿痕迹，就像苍蝇飞过虚空一样，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后，如果我的重孙子辈想知道他的爷爷们怎么活着的话，就会捧起《大漠祭》：瞧，你的爷爷们就是这样活着的。一百、一千年后的人，若想知道百年千年前的西部人咋活，也可以看《大漠祭》。当然，也可以看《猎原》，看《白虎关》。正如我们知道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人如何活着，是因为出现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所以，在我看来，一个作家的价值，是忠实地记录一个历史阶段的老百姓如何活着，而不是写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去取悦读者，去赚更多的稿费。当然，赚更多的稿费也很好，作家也是要吃饭的，但问题是，读者的喜好类似于一种时尚，而时尚仅仅是一种幻觉般的情绪。这一拨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了这样的一种情绪，但下一拨人可能就会不一样，你能迎合一种情绪的时候，就无法迎合另外的一种情绪。因此，仅仅迎合世界的作品，缺乏长久的生命力，很容易就会被时光无情地淘汰掉，什么也留不下。
有一些作家满足于写枕头拳头，或是卖弄技巧，或是汲汲于获奖。我不愿这样。我的儿子陈亦新曾说：“爸爸，你不要希望获奖。获奖，不过是几个专家的意见，你要活在老百姓的心里。”他说得有道理。
我刚开始决定写《大漠祭》，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在那个时代，我的父母，包括很多像他们一样的老百姓，都生活得非常苦，他们是弱势群体。但是那个时候的文学界却不怎么关注他们，反映他们真实生活的作品不多——有的作品也写了，可写的大多是作家的一种自以为是的臆想，是一种对生活的图解，而不是生活本身。所以当时，我就埋怨那些作家们，为什么不好好写写农民呢？后来我想，与其让他们写，不如我自己写。小时候，父母怎么苦都要供我上学，他们没多大要求，只希望我别忘本。我是唱着《读书郎》长大的，那歌词，早已印入了我的灵魂：“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光，只为做人要争气呀，不受人欺负呀，不做牛和羊。”那时我就决定，要用文学创作来践约我儿时的梦想。
但是，当年我才二十五岁，仅仅是一个文学青年，决定要写这样一部作品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写。1988年初，我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叫《长烟落日处》，在省里获了奖，之后我就着手写《大漠祭》，用的就是《长烟落日处》的那种浓缩笔法。完成之后，不满意，就废掉又写了一遍；仍然不满意，就再废掉，再写一遍。我也说不清到底写了多少遍，后来搬家的时候我才发现，光当时留下的草稿，就有一个三四年级的小学生那么高。当时写了无数次之后，我才终于发现用《长烟落日处》的笔法，很难写出优秀的长篇小说。所以，我毅然抛弃了自己写得很顺手，而且也受到了认可的那种笔法，重新开始练笔。那练笔的五年时间，是个单调乏味的过程，十分艰苦。我连梦里也在写，它似乎成了我的梦魇。有时的深夜，我孤独极了，就一个人出去，在街上流浪。那时，知道我梦想的朋友，好多都不相信我能成功，或觉得我疯了，或觉得我是个自大狂，有的也是因为跟我在一起时，我总要谈文学，他们对文学不感兴趣，就没情致再跟我谈了。我没有可以喧谈的朋友，也没有可以请教的老师，幻觉中，我常拿一把刀在自己的心上插。那段日子，确实很苦。
我那时的闭关修炼，主要就是想解除这种痛苦。
直到有一天，我才豁然开朗，放下了文学。这时，我发现整个世界都在向我微笑。这时的“豁然开朗”，实际上就是一种顿悟。不顿悟，你只能在黑暗中摸索。从开始执笔到豁然顿悟，你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千万不可分心。要不然，你就永远没有顿悟的可能。顿悟后，我早上三点起床，修行写作到十二点，下午修行或处理一些事务。在刚开始探索时，不能有杂念。这就像一个小和尚在修行时，必须拒绝所有的欲望，等他苦修得道后，一切诱惑就不存在了，见了漂亮女子，他也不动心了。像禅宗二祖，得道后，就去妓院、屠门，为的是检验自己的心是不是真的能如如不动，后来，一切外现都已经无法干扰他的心了。如果熬不过顿悟前的那个阶段，你就永远都是一个小作家，成功不了。即使成功，你也是个小作家，难有很高的境界，不可能成为大作家。中国有许多这样的小作家，很有名，他们有一班哥儿们，你一炒，我一炒，就把他们炒成名家了，但他们写的东西仍然是小东西。真正的文学不能有一点点投机，因为你什么都可以骗，但你骗不了自己的灵魂。
三十岁那年，在我生日的那天，我剃光了头发和胡须，离开了家，躲到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开始了与世隔绝的四年。每天，我边修行，边写作。我的修行是一天四座，一座两到三个小时。坐禅的间隙，进行写作，从而完成了作品的主要部分。此后几年，我边修行，边对作品进行修改和重写，前前后后，大约用了二十年时间，作品原名《老顺一家》，后来为了方便作者购买，就改成了三部相对独立的长篇，也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大漠祭》、《猎原》、《白虎关》。
当然，在闭关之前，练笔的那段时间里，我早已跑遍了武威，深入生活。我对武威的了解程度，几乎等同于自己的家了。好多人看到《大漠祭》的时候都会流泪，他们都觉得非常真实。他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故事都是真的吗？我告诉他们，这些故事比真的更真实。
创作《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的二十年里，我经历了西部许许多多的生活、场景，经历了非常多的人和事，以及诸多别人不一定能经历到的东西。在这样一种生活和文化的滋养下，我才能创作出一个世界，一个艺术的世界，这个艺术的世界甚至比现实的世界更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