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总爱订计划，长至年，短至月，把人生切碎了，放上一些人为的使命，仿佛不如此，便是浪费生命了。结果总是失落，那计划，不过是暂时安慰了自己，终究还得靠一些新理由开脱自己。于是，青年时的我，是在设计中度过的。
进了中年，反倒模糊了时间。记得时间于我，大抵是指甲的长短。每到修指甲时，才诧异时间又过去一段了，那年呀，月呀，日呀的，反倒模糊了。偶尔填表，反倒问：“几几年？”自然得觉不出“自然”了。
《大漠祭》就是这样写成的。那时是不管年月的。每日，从窄窄的小床上爬起，就写了，本不敢有太大奢望，仅仅是想写而已。终于有一天出版了，都说好。可一算，十二年过去了。想来是好长的一段日子，但感觉中只是晃了一下。仅仅是晃了一下，就把我从二十五岁，晃到了三十七岁。
生命竟是如此的短，仿佛那过程都忽略了，俯下身写下第一行，到写完后吁口气，只是瞬间。俯下一张年轻的脸，抬起却须髯飘飘了。人生无常，以至于斯。中间的苦略了，乐略了，艰辛略了，剩下的，只是沧桑。那沧桑，让人宁静，又叫人心酸。欣也？悲也？总是难说。只觉得时间的脚步仍在匆匆。那匆匆，甚至到了来不及品味、只有伤感的地步。
面对我眼前的西部，心中却总是迷惘。
老有读者问：《大漠祭》中出走的灵官，何时回来？出版社也约我写灵官归来后的西部，《文汇报》也这样报道了。但我心中，总是迷惘。有时想，真不敢叫他回来，回来做甚？一个回来的灵官，又能做甚？但心底还是希望他回来，因为书中说了：“他的出去，就是为了他的回来。”但回来的灵官，又能做甚？
倒是灵官出去后的日子好写。出去的出去了，带来了希望。这段孕育了希望的日子里该有多少故事发生？灵魂的期盼，阵痛的涌动，观念的胶着，生存的艰辛……又是别一幅西部的景象。在我的印象中，这便是新世纪中的西部了。
世纪换了，心灵总该有一些新东西的。我老说，这大开发，最该开发的，应是西部人的心灵。这土地，包容了太多的文化，异常丰富，却又沉重不堪。那心灵，想来也如此了。
黄土掩埋了无数个不甘贫困却又无可奈何的灵魂。灵官的出去，无疑迈出了很艰辛的一步；那么他的回来，能否背负千百年来西部人的希望？想想，心头浓了的，仍是迷惘。
时代的机遇在叩响西部人的命运之门了，但传统的文化怪圈却仍在笑着，用那把庸碌的刀子，一下下阉割灵魂。
一个健康的孩子，在狼窝里生活几年，复回人间，终生便难脱狼性了。要是你我，在庸碌里生活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生呢？想来，总是可怕。
倒不怕出去的灵官不愿回来，也不怕回来的灵官仍会出去，怕只怕回来的灵官，想振聋发聩，却终于打起哈欠，从此迷失了自己。
上海的编辑是极力赞同灵官出去的，他们说：“不出去，还不把他憋死？”那么，灵官回来后，那“憋”他的东西会不会消失？
你不妨联想一个话题：孔雀为什么东南飞？当西部人感叹人才外流时，是否还该进一步想：“不出去，又怎样？”有一个公开的尴尬是：许多人踩了千里马，却翘首远望，呼唤良马。韩愈于是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只是这千古之叹，却只对了一半。那另一半是，那伯乐，明知你是千里马，偏当个毛驴使唤，你能奈老子何？
回来的灵官成啥样子？仍驯兔鹰？仍偷嫂子？“憋”心消失，复归麻木？但我们期望的是：他终究还是觉醒的好，便免不了要“憋”了。“憋”极了，结果就有两个：一是再次出走，杳如黄鹤，直至老死，永不再来，乡人再感叹“孔雀东南飞了”；一是改变“憋”的环境，这一来，就有了鲁迅抛下手术刀，拿起警世笔的味儿了。但接下去就别问了：“那又将如何？”鲁迅死后半个多世纪了，灵官仍不是要出走？
但终究，灵官还是回来的好，毕竟有一个历史机遇了。在完成了心灵的重塑之后，最终开发自己的，仍是自己。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