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抗日战争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侵略的序幕，而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的苦难、社会的动荡又在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个人的命运被置于国家的命运之下，大半个中国的儿女都背井离乡，辗转迁徙，个人的不幸与国家的苦难构成了他们创作的土壤，大量的抗战文学作品在此时产生，包括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路翎，原名徐嗣兴，1923年生于苏州，日本发动“八一三”事变前夕，国民党政府西迁首都，8月上旬，路翎一家沿长江，汉水，漂泊到鄂中，1937年冬入川，路翎就读于国立四川中学。1939年底，居住在重庆，1940年5月，在《七月》第五集第三期上以路翎为笔名发表了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便以这个笔名行世，也因为这个短篇小说而与胡风相识，成为“七月”流派重要的小说家。也是在这一年，路翎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该小说以外祖母哥哥家闹财产纠纷的故事为素材，塑造了一个地主家庭中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小说于1941年完成，全篇20万字。不幸，太平洋战争爆发，稿件遗失在香港的战乱之中。1942年，路翎在胡风的鼓励下，开始重写这部长篇，定名为《财主底儿女们》。第一部于1943年11月写完，1945年11月由南天出版社在重庆出版，第二部于1944年5月完成，1948年2月由希望社在上海出版。
路翎之所以能够写下这部小说，并且使小说具有复调性，这不仅源自路翎的知识结构，也源于时代思想的复杂性，更来自于作品中的人物思想本身的复杂性。在路翎就读国立四川中学期间，他读了“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罪与罚》，高尔基的《在人间》、《草原故事》等外国名著”。张环、魏麟、张志远、杨义编：《路翎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58页。实际上，他抗日战争期间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远不止这些，据他自己所说，“所有外国著名的文学作品我差不多全读了”。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6年，第255页。而他从事写作，也主要是借鉴了苏联文学的营养。“我从事写作，观察周围的社会和人生，苏联文学给了我借鉴，鼓舞的。中国社会所处的动荡时代，是苏联文学的易于点燃的蒿草，苏联文学的观点，感情内容，也帮助我形成了我的美学观念”。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6年，第254页。在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他主要是得益于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审判。对灵魂的关注建立起连接路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桥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结构上的艺术也对路翎产生了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产生于资本主义兴起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几乎成了一场灾难，它遇到了未曾触动过的众多的社会阶层，众多的世界。这些阶层和世界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渐进过程中，没有像西方那样减弱自己独特的封闭性。这样一种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生活，其矛盾的本质是无法囊括在某一自信而冷静的审视者的独白型意识之中的。社会生活的矛盾本质在这里应该表现得特别突出；与此同时，相互邂逅而失去思想平衡的多种世界，也应该特别充分特别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面貌。这样便创造了客观的前提，使复调小说在极大程度上获得了多元化和多声部性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25页。社会动荡所造成的思想多元性，意识的未完成性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思想基础，而路翎写作《财主底儿女们》的20世纪40年代正是抗战最关键的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苦难。灾难面前，产生了思想的“混乱”，多种思想多元并存，这种多元化便为路翎的创作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四章论《财主底儿女们》的复调性《财主底儿女们》从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争始，直到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止，战争成为人物活动的舞台，也成为人物性格变化的土壤。正如胡风所说：“在这部不但是战争以来，而且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规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里面，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辐射中心点的现代中国历史底动态。然而，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底纪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搏斗的经验”。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的确，路翎所要描述的正是中国这片土地上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历史事变下，他们的身份与思想都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从而使得他们的意识思想状态有了独特的复杂性。他们是财主的儿女，身上有封建文化的积淀；他们被迫处于动荡的时代，经受着时代思想的变迁，种种意识形成的声音在他们脑海中不停地对话，在他们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人，他们相互斗争，相互辩论，使得这些人物变成了“思想的人”，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页。作品中充斥着他们的声音和意识。实际上，他们不仅有独立的思想和意识，而且这种思想和意识是具有自身价值的独立个体，而不是寄托作者思想的客体，他们虽然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但是作者只是在如实地描述这种思想本身，从而，使得这些“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页。构成了作品的复调性，在作品中主要体现为对话性。
《财主底儿女们》是对知识分子灵魂的审判，是精神的交响曲，各种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争奇斗艳，不同人的不同精神在交锋，形成对话。虽然作者使用了全知视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者笔下的人物都是在作者的统一意识下展开，他们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页。每个人物在小说内部都是一个自由的主体，他们相对于作者而言是独立的，而他们的这种独立主要是体现在小说的结构上，它不是一种独白型的结构，而是一种复调性的结构，也就是说，作者笔下的人物有他自己的意识，这些人物不是功能型人物，作者塑造这些人物的目的不是为了展开情节或塑造人物性格，虽然整个故事的确由情节组成，情节中突出了人物。作者更注重的是思想，要表达的也是思想。他笔下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主体，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又不是作者意识的传声筒，他们是自由的，独立的，他们的不同意识在作品中表现为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各抒己见，互相之间并不发生融合，作品中没有两个人的思想是一样的，甚至同一个人的思想都具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未完成性，这些人身上还存在着另一个人，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意识，这些意识都不会终结，不会完成，他们在开放性地发展着。这“多个地位平等的意识以及他们各自的世界”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页。便构成了小说的复调。
复调性的结构中充满了对话。“复调小说整个渗透着对话性。小说结构的所有成分之间都存在着对话关系，也就是说如同对位旋律一样相互对立着。要知道，对话关系这一现象，比起结构上反映出来的对话中人物对语之间的关系，含义要广得多；这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现象，浸透了整个人类的语言。浸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总之是浸透了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5―56页。这样，小说各部分之间，即使是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却蕴含了结构上的一种“大型对话”。在这个“大型对话”中，首先是人类不同思想间的对话，其次是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当这种对话向内部深入，便会形成“微型对话”，“微型对话渗进小说的每种语言中，把它变成双声语，渗进人物的每一手势中，每一面部表情的变化中，使人物变得出语激动，若断若续”。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6页。在“微型对话”中，有形式上的，主要指语言上的双声语，也有内容上的，主要是指人物与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它不同于戏剧中的人物对白，或者说不仅仅是问答，对话的关系不仅存在于人物与他者之间，还存在于人物与自我之间。
二
路翎之所以写作《财主底儿女们》是为了追求“光明、斗争的交响和青春的世界底强烈的欢乐”、“所检讨，并且批判、肯定的，是我们中国底知识分子们底某几种物质的、精神的世界”。路翎：《财主底儿女们？路翎题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2页。在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世界里，时代的变迁，文化的变异都影响着他们的精神，而这精神的世界，便构成了光明，斗争的交响，其中每个知识分子的个别精神便是这组交响中的一个音符，他们是“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而这“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便组成了“真正的复调”。而整部小说也便成为了“各种精神力量最集中的战场，因而也就是最富于变化的，复杂万端的机体”。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页。
作者笔下的人物，总是在不停地对话，整部小说就是由对话组成的，“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0页。这里的对话是一个范围很广的词语，“不仅仅是完整（相对来说）的话语之间，才可能产生对话关系；对话语中任何一部分有意义的片断，甚至任何一个单词，都可以对之采取对话的态度，只要不把它当成是语言里没有主体的单词，而是把它看成表现别人思想立场的符号，看成是代表别人话语的标志；换言之，只要我们能在其中听出他人的声音来”。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3页。也就是说，不论是存在于话语之内还是个别单词之中，只要这些话语或者单词表现了他者的思想意识，连同人物的声音有两个声音存在，就可以形成对话，或者对话的冲突。判断两个声音是否构成对话的标准就是对话中的语言是否具有“双重的指向――既针对言语的内容而发（这一点同一般的语言是一致的），又针对另一个语言（即他人的话语）而发”。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5页。具有双重指向的两种观点，两种意识形成的不同声音被作品中的人物用语言表达出来，“无论是一个人嘴上的话移到另一个人嘴上，而潜台词变了，还是一张嘴融合了两个人的话”。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三联书店，1994年，第28页。只要它具有双重指向，那它就是“双声语”，只要语句中能够听到两个声音的争辩，那就是“双声语”，“‘双重指向’与‘两种意识’是双声语的两个最基本特点：双客体与双主体性――在同一语句中暗含两个判断、指向――双客体；暗含着说者与他人话语（第二个说者）――双主体。它们之间的关系由于或赞同、或反驳、或补充，而成为对话性的”。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三联书店，1994年，第28页。
《财主底儿女们》中充满了这种“双声语”，主要通过三类方式表现出来，即仿格体，讽拟体，暗辨体。仿格体作为一种“虚拟性语言，任何时候都是双声语”，“使别人指物述事的意旨（即表现事物的艺术意图）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亦即服务于自己新的意图。仿格者把他人语言如实地当做他人语言加以利用，于是给他人语言罩上薄薄一层客体的色彩。固然，这别人的语言不会真变成客体语言。因为对于仿格者来说，重要的恰恰是让他人语言以其表现手法的总和，来代表某种独特的视点。仿格者是利用他人的观点做文章”。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也就是说，仿格体中的语言是模仿者将别人的语言变成自己的语言，从而将不同的声音融合在一起。虽然被模仿者不在场，但是他的语言是在场的，这个他者的语言被当做客体被仿格者表达出来，仿格者利用被仿者的语言来实现自身的意图，这种意图可以是有效的宣扬也可以是有意的贬损，总之，通过这种行为，被表达出来的语言成为了一种虚拟性的双声语。
在《财主底儿女们》中，当蒋纯祖站在死去的汪卓伦面前时，他模仿汪卓伦的风格说了下面一段话，“我是作了牺牲，作了奉献，为了我们民族底将来，我是把自己交出来了，像大家一样！你们遗忘我也好，记得我也好；能够原谅，或者不能原谅，对于我都是一样的！而你们不能苟且地生活，不能妥协，不能背叛，直到最后。这是我们死者要说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76页。汪卓伦作为一名军人，他时刻在寻求一种救国之道，他曾经跟蒋少祖讨论过，他是孤独的，因为他在找一条路，而当他最终在战场上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并且成功地走完的时候，他的话语中势必是完成了使命的自豪和高兴，但是同时他又意识到自己的牺牲或许毫无价值，但是他所希冀的并不是被别人记住，他只求问心无愧。但是他也希望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像他一样走出去，不再苟且地活着。这段话里双重的价值指向，一是认为这种牺牲是值得的，所以已经奉献了自己的；一是认为这种牺牲不值得，准备苟且活着的。但是，死人是不会说话的，说话的是死者的那经历了战争的尸体，那些话是蒋纯祖借汪卓伦的尸体说的。当时的蒋纯祖也在战场上，要为人民准备牺牲自己，他的这段话既是模仿了汪卓伦也是表达了他自己的意图，或者说是“一张嘴里融合了两个人的话”，是双主体与双客体的融合。
讽拟体中，作者也借他人语言说话，但是“作者要赋予这个他人语言一种意向，并且同那人原来的意向完全相反。隐匿在他人语言中的第二个声音，在里面同原来的主人相抵牾，发生了冲突，并且迫使他人语言服务于完全相反的目的。语言成了两种声音争斗的舞台。”在讽拟体里，“不同的声音不仅各自独立，相互间保持着距离；它们更是互相敌视，互相对立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6―257页。在小说中，针对王颖等人对蒋纯祖的批判，他站起来轻蔑地说，“你们这些会客室里面的革命家，你们这些笼子里面的海燕！――我在这里，说明：假如你们容许我，一个小布尔乔亚，在这里说几句话的话，请你们遵重发言次序！”、“我诚然是从黑暗的社会里面来，不象你们是从革命底天堂里面来！我诚然是小布尔乔亚，不象你们是普罗列塔利亚！我诚然是个人主义者，不象你们那样卖弄你们底小团体――你们这些革命家底会客室，你们这些海燕底囚笼！我诚然是充满了幻想，但是同志们，对于人类自己，对于庄严的艺术工作，对于你们所说的那个暴风雨，你们敢不敢有幻想？只有最卑劣的幻想害怕让别人知道，更害怕让自己知道，你们害怕打碎你们底囚笼！”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933页。在他的这段话里，有王颖的声音，有蒋纯祖的声音，两种声音相互独立而且相互斗争，两种声音在敌对中形成对话，王颖要求他遵守发言次序，认为他在生活，工作中表现出了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小布尔乔亚，蒋纯祖在这里引用了他的这些话，并给与反驳和讽刺，对于王颖说他是个人主义，他反驳说他们的所谓革命家的团体实际上是囚笼，对于王颖说他充满了幻想，他驳斥他们说他们革命家所吹捧的那场暴风雨根本不存在，他们甚至不敢幻想，在这里，王颖的话显然是被当做革命思想的代表被蒋纯祖拿来的，但是这种思想被他放置到自己思想的对立面上，从而与之辩论，来表达出自己的意图。
在仿格体跟讽拟体中，“作者都是利用他人语言本身来表现自己的意图。”但是在暗辩体中，“他人语言却留在作者语言之外，但作者语言考虑到了他人语言，并且是针对他人语言而发的。这里不引述他人的语言并给予新的解释，可他人语言尽管处于作者语言之外，仍对作者语言产生影响，这样或那样起着左右作者语言的作用。这种语言见于隐蔽的辩论（下称暗辩体）中，更多见于对语中”。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9页。《财主底儿女们》中，王桂英与已婚的蒋少祖发生了感情纠葛，并怀上了他的孩子，蒋淑媛劝她暂时避一避，名声要紧，她跳起来愤怒地说“我不要名誉！你们才要名誉，你们是名门望户，大家闺秀！”、“谢谢你们底好意。我不要帮助，我自己要活！你们是有名的人家，我哥哥是有名的人，你们才要道德，我看见你们底道德”、“你们多美满啊！你们多得意啊！”她这些话便是针对蒋淑媛的所谓道德、名誉而展开的辩论，面对蒋家的女性，蒋家的大家闺秀，面对她们的优美多情与重视名节，王桂英发表了她的这一段议论，她的每句话都是针对蒋淑媛之流的名誉观而发。她真正想说的是“好一个卑鄙龌龊的王定和！”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08页。
话语层面的“双声语”是“微型对话”在形式上的表现，在内容上还存在另一种“微型对话”，那就是“内部对话”，即“主人公内心的思想矛盾构成的内心独白”。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页。《财主底儿女们》中有个疯子形象――蒋蔚祖，他不能接受妻子跟别的男人有染，蒋蔚祖疯了，疯了之后他依然希望得到妻子的关心，这时有一段独白，“我要睡在地上。我要睡在门口，啊，我又疯了，不，我没有疯，我永远不动，不听她，让她哭，喊我，我不动，她认为我死了，是的，我死了！那么她就伤心，自己把什么都说出来了！她要说她对不起两岁的儿子，她对阿顺说对不起我！就说另外的男人！”、“她现在在何处？是否和别人睡觉。但是我已经说过，我不管，我要死了！不，最好明天叫阿顺来，可怜的儿子啊！这是禽兽的世界！禽兽的父母！禽兽的夫妻！那么，我应该死了！但是她是不是还爱我呢？不，我顶好象庄子那样做做看！不过，假若我真死了！那么爹爹怎样啊？”他说，“不，这是禽兽的世界，我已经是禽兽！所有的诗书礼义，所有的人伦毁坏无余了！但是，假若我真的死了？那么我便看不见这个房间，好漂亮的房间呀！里面住着禽兽呀！我也就看不见她了！那时她便和别的男人睡觉去！我终究不能死呀！”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30页。在这段独白中，充斥着两个主体的声音，他们是蒋蔚祖内心中的两个自我，他们激烈地争辩，一个认为应该死去，因为这是禽兽的世界，而他们是禽兽的父母，还有，如果自己死了，妻子就会伤心，就会忏悔。另一个自我则认为不能死去，如果死了那么妻子就会毫无障碍地跟别人睡觉，父亲也会伤心，因为他自己也清楚他是父亲唯一的安慰。小说中用的是“他说”而不是他想，也就是说蒋纯祖是在跟另一个人说话，这另一个人就是他心底的另一个自我，这两个自我在不停地对话，争执，而这两个自我的对话源于主人公内心的思想矛盾。
三
巴赫金在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认为“小说内部和外部的各部分各成分之间的一切关系，对他来说都带有对话性质；整个小说他是当做一个‘大型对话’来结构的。在这个‘大型结构’中，听到结构上反映出来的主人公对话，它们给‘大型对话’增添了鲜明浓重的色调”。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6页。所以，“大型对话”是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它是存在于小说各部分之间的一种潜在的对话。它首先从结构上反映出来，正是这些不同主人公的声音“用不同的调子唱同一个题目”，从而揭示了“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类感情的多层次性的‘多声’现象”，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8页。另外，主人公的这种对话不仅存在于结构中，还存在于“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关系”中，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三联书店，1994年，第32―33页。如果说主人公的对话是小说通过小说内部的结构反映出来的，那么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关系则是小说外部的对话了。
《财主底儿女们》在结构上，我们看到，第一章主要写王桂英脱离了旧的生活到上海，与因为叛逆跑到上海的蒋家二儿子蒋少祖见面，整个这一章也是限定在上海这个空间之内。第二章写苏州的生活，其中尤其提到蒋家的两件东西：古董与后花园，在苏州生活着老爷子蒋捷三和他的姨太太，大儿子蒋蔚祖和他的妻子金素痕。第三章则是以南京为背景，这里生活着蒋家的女儿们和蒋家的三儿子蒋纯祖。第一章是充满了激情的，第二章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多愁善感，第三章则充满了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色彩。这三章用不同的调子唱出了同一个题目，那就是作为财主的蒋家以及蒋家的儿女们。
这三章作为小说的开始又分别与小说的后面一些章节联系起来，比如第一章中，王桂英逃到上海，因为“我现在不再计较什么，我是为我自己生活的，就是说，我心里只有我自己。”、“我不愿为别人”，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6页。这是她走向独立，走向自我的告白，而后面的一些章节，如第五章她生下了蒋少祖的孩子，鄙视了蒋淑媛的所谓道德。这两章是一种“对位”的关系，通过这两章之间的对话，我们看到王桂英正一步步地走向成熟，走向独立。
再如第一章写到蒋少祖的意气风发，但是在紧接下来的第二章中，却说蒋家是女性的蒋家，他们天生的多情，多愁善感。一直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蒋少祖自然也有一种忧郁的气质，“有时流露出那种女性的温顺，有时则古怪难测如权势的世家公子”，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页。他虽然16岁就与父亲决裂，跑到上海读书，大学毕业之后与朋友一起办报纸，宣传自己的信仰，后来又到日本留学。他曾经攻击中国文化崇拜欧洲文化，但他骨子里却还有封建大家庭所特有的那种优美，正是这种优美导致了他最后走上了复古的道路。小说一二章用不同的声音唱出了他性格中的两面性，而第二章的描写无疑深化了他思想中封建性的一面，正是这种封建性因素使得他在战争中的道路探寻走向了复古，下册的第七章详细地描写了他的复古思想。从小说的结构上看，这两章是与下册的第七章形成了对话。
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走出了小家庭而走向了社会，用自我的激情去探寻中国的道路。在探寻的道路上，汪卓伦与蒋少祖，蒋少祖与蒋纯祖都是一种对位关系。汪卓伦与蒋少祖在上册的第九章中有一次谈话，蒋少祖忧愁地说自己所做的“不过想找一条路罢了”，汪卓伦也说“我们都在找一条路”。二人都是孤独的，都在寻求一条道路，但是，汪卓伦选择了一条讽刺到无意志再到投入与敌人的战斗中，而蒋少祖是选择了一条与世融合到与世无争的路。当汪卓伦在为中华民族奋斗而牺牲自我的时候，是蒋纯祖在他的身边。这三个人中汪卓伦与蒋纯祖发出的是同一种声音，这是一种激昂的，战斗的声音，而蒋少祖发出的则是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是低沉的，复古的声音。他们的思想代表了当时社会中不同的思想，正是人物声音构成了小说的多声现象，体现出来的便是由这些不同声音构成的结构上的“大型对话”。
复调小说的主人公，“不是一个客体形象，而是一种价值十足的议论，是纯粹的声音；我们不是看见这个主人公，而是听见他；在语言之外我们所看到和了解的一切，都无足轻重，或者作为主人公讲话的材料而被他的语言所囊括，或者留在他的语言之外而成为一种引发诱导的因素”。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0页。主人公的声音是独立的，自由的，具有主体性，未完成性，虽然他是作者创造构思出来的，但是相对于作者意识而言，他是独立的他人意识，他与作者平等地参与到作品的“大型对话”中。“主人公对自己、对世界的议论，同一般的作者议论，具有同样的分量和价值。主人公的话不是作为刻画性格的手段之一，而附属于客体性的主人公形象，可却也不是作者声音的传声筒。在作品的结构中，主人公议论具有特殊的独立性；它似乎与作者议论平起平坐，并以特别的方式同作者议论结合起来，同其他主人公同样具有十足价值的声音结合起来”。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页。作者不再评价主人公，而是由主人公自己来完成，主人公可以自己说明自己，自己议论自己，自己评论自己。即使存在作者的议论，那也不是针对主人公的议论，而是针对主人公自我议论的议论，或者说是一种评价的评价。这样，作者跟主人公便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虽然主人公是作者构思出来的，主人公的议论也是作者创造的，但是，主人公的主体性，与作者地位的平等使得“主人公的议论就像另外一个他人说出的”，“主人公的议论并不会从作者构思中消逝，而仅仅是从独白型作者的视野中消失”。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6页。作者跟主人公发生一种互动的对话，而不是占主导地位，去讲述主人公。
《财主底儿女们》中金素痕是为了蒋家的财产才嫁给蒋蔚祖这点并不是作者叙述出来的，而是其中的人物自己议论出来的，包括蒋蔚祖，作者有时候会站出来说话，但是大都是对人物议论的再议论，或者说作者的话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印证人物的评论，作者将主人公对金素痕的评价放在与自己的议论平等的地位上。这里，主人公的话不仅仅是被讲述出来，而是让他们自由地发挥出来，主人公自己就可以完成对其他人物，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比如，蒋捷三对蒋蔚祖说“你底老婆多漂亮！你就粘住她一生，她比你高明！”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7页。作者在之后的一个章节中评论道：“老人对待金素痕的苦心是大家都明白的，老人最爱蒋蔚祖，而蒋蔚祖是绝对地被操纵在美貌的妻子手里”。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52页。蒋淑华对金素痕的评价是“她俗恶不堪！她全家堕落！而她自以为了不起，这是最坏的，我不能想到我会和这样的人同在一个世界上！”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78页。“你多么得意啊，但是是多么可怜！为什么不知道自己底渺小，为什么虚伪得这般高兴！可怜的东西！”此时的作者在另一处，用另一个声音来评论蒋淑华对金素痕的情感，“她在心里感到对她底傲慢的仇敌金素痕的怜悯”。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63页。而蒋蔚祖本人对妻子的评价是“大家都说我讨了好看的、天仙一样的老婆，大家都说我有了儿子，然而，我确实没有！”、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31页。“一个女人算得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恩爱是父子！”“我简直是禽兽，她在骗我！”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13页。他虽然疯了，但是他的话却透出了他对这个世事的洞明，对自我处境的了解。在他的父亲死后，他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并且看透了金素痕的心，他说“假若你死了，别人跑来哭，把东西抢光――假托孝顺之名，孔孟之道！”、“你们夫妻间有爱情吗？你们兄弟间有信义吗？你们父子间有慈爱吗？”、“奸淫就是爱情呀！抢劫就是孝顺呀！”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53页。作者对于疯了的蒋蔚祖则是这样评价“背着手站在暗影里，投出了冷酷的注视。一个思想，一种狂热在他底脸上出现了”。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64页。
作者在写作这部小说时有一种意识，那就是自己塑造的这些主人公应该是与自己的意识平等的，作者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识，但是这种意识旁边则是作为主体的主人公的意识，主人公的意识作为一种他人意识与自己的意识平等地存在。而且，“他人意识同作者意识一样，是没有终结，也不可能完成的。作者意识所反映和再现的，不是客体的世界，而恰好是这些他人意识以及他们的世界，而且再现它们是要写出它们真正的不可完成的状态”。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0页。
四
路翎写作《财主底儿女们》的时代，是一个“亟待毁灭，也亟待新生、创造的时代”，路翎：《财主底儿女们？路翎题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页。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由于不同的家庭，知识背景，从而造成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各种各样的思想在社会中滋生，蔓延，此消彼长。因此，惟有用一种复调性的结构才能将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融合在一个文本中，并且相互独立，彼此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存在于作者笔下人物的双声语中，还存在于人物的内心独白中，更存在于作品的结构中，整个小说就是一部“大型对话”，它浸透了整个人类的语言和思想，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关系。作者将不同人物的思想意识构思出来，却又让他们自由地展现这些不同意识，并且积极地加入到这些人物的对话中，与他们平等地对话。在这些对话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纷繁复杂的状况，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真实，思想真实。路翎这部史诗般作品的意义正在于它“把人生世界里的真实提高成艺术世界里的真实”。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6页。也正是复调结构的应用，使得《财主底儿女们》成为了一首“青春底诗，在这首诗里面，激荡着时代底欢乐和痛苦，人民底潜力和追求，青年作家自己的痛苦和高歌！”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7页。
在作者看来，“一切东西，一切生命和艺术，都是达到未来的桥梁。人民底生命是一个斗争底过程”。路翎：《财主底儿女们？路翎题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页。
的确，真实不是恒久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年轻生命对于真实的追求，作者用青春的热情谱写出当时社会的真实，写出那个动荡时代人类思想的真实，而且这种思想并不是一种完成了的思想，它还在继续发展、变化、斗争。不仅作者笔下的人物在充满激情的思索，探寻，作者本人也在不间断的探寻，因为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充满了斗争的过程，也正是在斗争中，思想得到了多元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