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说到段光清从石山弄村民的手中解救出了被掳的官兵，又按朝廷所定的等级标准安葬了死亡的张协台与德知县等人。
在承办督造坟墓与此后的日子里，段光清接连收到了省署的公文，要求鄞县县署严厉地惩治盐枭。宁波府台的徐知府也多次派员将他叫去，商议对盐案处治的部署和方案。
段光清看到尽管省、府两级官署对盐案的惩治十分关注，多次催促尽快处置，但省署在来文中再未提起派重兵前来镇压之事，当地的宁波府署也未提及派驻军前往抓捕。
从这些迹象来看，上级官署与上峰长官似乎在用兵用出个盛垫桥这一重特大恶性事件后，也已在默认着自己所曾提出过的“用兵恐非上策”的做法在行事了。
这样一来事情又起了变化，上级官署与上峰长官似乎将这一惩治盐案的重担已移交给了自己，又似乎是这些上峰们正在冷眼瞧着自己、在看着自己在“不用兵”的这条路上能作如何地处置了。
段光清想到自己是不赞同用兵的，而且也不是放马后炮式的说说而已。
在盛垫桥这一重特大恶性事件事出之前，自己不但在前来鄞县任职的路上，在路经绍兴府时曾对该地的府台大人说过不宜用兵的想法。
到了鄞县之后，更是通过下乡村作勘查的形式，使用乡民愿意纳粮的理由，也向带兵前来的上宪们和宁波府的府台大人等，建议以不要用兵为好。
就是在出兵下乡去周韩村，后转到石山弄村抓人的这段前后时期里，自己也曾在用兵商讨中多次提出过“用兵恐非上策”的说法。
如今盛垫桥这一重特大恶性事件的发生，虽则已在证明着自己所说的“用兵恐非上策”说法的正确，但已给自己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
段光清想到自己之所以出现有“用兵恐非上策”的想法，这倒不并是自己有着先见之明，更不是反对用兵之道。
他觉得凭着自己从建德、慈溪、海盐、江山等地任知县职的经历来看，也是认为通过用兵对统治乡民、维护社会秩序、对不法分子的震慑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的。
但问题是这一用兵的指挥权需得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同时对用兵的计划与过程能实施有效的监督。
说到底自己也是想用兵，并支持用兵的，然而这一次用兵应是有利于官府对民众的统治，有利于地方的稳定等。
这些兵应是自己手中的兵，而不是自己无法掌控的兵。
自己正是看到由省署带来的官兵难以由自己掌控，而这些所来官兵的真正意图也不是来想帮自己镇住局面，维护稳定，却是想乘机来抢劫一番，发些横财，方才有了“用兵恐非上策”的这一想法来。
如今可好，上级官署与上峰长官们是不派兵来了，地方上的提军也不是自己可以作任意调动的，而惩治盐案的重任却交给了自己。
如何处置？能否处置？这些均是些大难题啊。
段光清已经清楚地看到若是自己真的能在不用兵的情况下捉拿盐枭，处置此案，那么上级官署与上峰长官们是会对自己有极大好感的，仕途说不定也能从此扶摇而上。
又若是自己想不出个好方法来，仍是难以解决盐案问题，那就可惨了，上级官署与上峰长官们即便不对自己指说一二，那么一些对自己有着想法的官员也必会落井下石，滥加指摘，至少会说怎么啦！嘴上说说能行嘛？不用兵真能解决问题吗等。
摆在面前的局势是严峻的，而且是想不作为也是难以不作应对的，这须得看自己的努力了，因为这可是关系到自己的官途前景啊。
段光清十分庆幸自己在石山弄村的归途中会突然想到一件事，即在自己看到李芝英在石山弄村内所拥有的地位和威信后，会动了个欲想采取堡垒从内部攻破的这一招。
他又十分庆幸自己凭着四年前曾与李芝英相见过的这层关系，与经过“庙台风波”的这一交往，萌发了想利用李芝英来分化石山弄乱民的这一大胆设想。
更庆幸的是自己在向省署与府台的禀报中，只言了张潮青与俞能贵两人之罪，将李芝英是这次事件中的主谋人物这一内情压了下来，为眼下争取李芝英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为用非武力的方式来平息事态有了实现的可能。
对于这个李芝英啊，段光清并不是不对他心生厌恶之情，也不是因早年在盐政勘查中得到过他的帮助而有所感激而欲想放他一马，实是因他看到了李芝英的实力和争取他对了结此案的重要性。
自从来到鄞县，在思虑“用兵恐非上策”的过程中，段光清早就凭着过去勘查盐政时的印象想与李芝英接触了。
盛垫桥事件发生之后，段光清从打败官兵之人是来自石山弄村的这一点上又想到过李芝英。
在换回被掳官兵与准备平息事态的日子里，段光清多次想将“宝”押到李芝英的身上，想通过李芝英来接触石山弄人，完成上峰所交给的任务。
经过石山弄村之行后，尤其是经过村内的那场“庙台风波”之后，段光清已经意识到自己所押的“宝”是押对了地方。
段光清虽则凭过去的认识对李芝英的才学留有深刻的印象，但在盛垫桥事件发生之后，对李芝英是否真的是此事件中的主谋，或是能否真的能对石山弄村民施以重大影响，原来也是不敢绝对确定的。
经过石山弄村内的那场“庙台风波”和此后的解救薛参将等被掳官兵事件后，段光清对李芝英是石山弄事件的主谋地位，及李芝英能受到石山弄闹事民众的信任和拥戴是深信不疑了。
段光清已经看到李芝英在这些造反的民众中因具有谋主的身份和角色，其价值与地位是无人能替代的。
若要想最终了结盐案，李芝英是自己可以利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筹码。尤其是要想在不用兵的这条道上，能取得案情的突破，平息盐案事件，用不用李芝英就成了关键。
他觉得自己需得紧紧地抓住李芝英这个人物不放了。
段光清看到要对付那已成惊弓之鸟状态的乡间草民，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要保持自己的官路畅通，那就得要采取非常之手段，正式启动那实施堡垒从内部攻破之策略了。
真的要实施这一策略，李芝英确是再也恰当不过的理想人选了，只有将李芝英从草民中分化出来，转而为官府利用，那才能使自己处于主动，也才能征服那些敢于造反的草民民众。
作为一个朝廷命官，又是主管鄞县地方的最高官员，段光清极为清楚，若是这一盐案事件未能抓捕到元凶，或是未能使官府得到较为体面的结局，那么自己的这任知县是不能在上峰面前抬起头来的，更不用去说日后的升官晋升了。
从眼下的社会动态来看，因官府没有继续采取兵情行动，官民之间又维持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之中。然官民双方均是清楚，这只不过是暂时的。
只要官兵再次动手，且不去说那前去的官兵能否有取胜的把握，单说那已知事犯重大，若一旦被官府所抓，就将意味着会被砍去脑袋的以石山弄村为首的乡民，必定会进行绝地反击，拼命抗争。
如此一来，不想反的也会被逼跟着反了起来，有可能真的会像长毛造反那样，引发出更大的事端。
东乡民风剽悍，也已经历了一场流血战事，一旦骚动起来，那就是非同小可的。
在这样的社会态势下，段光清想到即使是自己想用兵也是不能用兵的，更何况自己一直在说着“用兵恐非上策”的这类话，采用不用兵处置的方法当然是自己的唯一选择了。对李芝英的争取与实施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策略，也当然是自己所应采取的主要途径了。
段光清心知这一李芝英的聪明才智是高于自己的，在早年勘查盐政时已令自己刮目相看；这次盛垫桥事件中，石山弄村人虽则人数不多、武器简陋，却打败了数倍于自己的拥有精良武器的官兵，还掳去了领兵的副统帅。这一“战绩”的出现，又不能不说是李芝英的高明所在。
即使是案发之后，这一李芝英在实施的以官兵换村民的交易中，又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不仅使官府颜面扫地，还将自己调动得团团转。
在去石山弄村的返归路上，自己虽则想帮他，给他指明了一条“但得倡乱之人到案，亦可敷衍了事”的路，然那李芝英虽则心有所动，但始终未表一态，使自己难以看清他内心中的真实想法。
尽管如此，段光清还是觉得这一李芝英是有着可被利用的软肋在。
他凭着四年前与四年后这两次的接触感觉来认识，总是觉得这一拥有监生头衔的李芝英，在内心中是想与官府接近的，也是不大可能会真的反叛朝廷而走上彻底造反之路的。
李芝英内心上不想彻底造反的这一点，正是李芝英的软肋所在处，同时也是自己能争取他为官府服务的着眼点。
段光清想到自从盛垫桥事件事发之后，自己已是多次涉临过险地，先是去了羊侯庙这一凶险现场，再又去了石山弄这一类似于匪巢的村寨；在解救官兵人质中，自己也前往了那荒郊河野处。
多次的涉险行为并不是故意冒险，而是正看到了李芝英有着不想彻底造反的这一点。否则的话，自己怎的会敢拿自己的生命去作赌注呢。
段光清想到，从盛垫桥事件的规模和性质来看，不将这次事件定性为乱民的暴乱造反事件也是不确切的，但这一暴乱造反事件又应该说是一次相对的独立事件，更是一起偶发事件。
因为这是由官兵们前去围剿山村而引起的，并不是李芝英等人领着石山弄人立寨树旗、进行造反而主动进攻的，所以是算不上彻底造反的行为，之后的事态发展进程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段光清觉得，正是李芝英有着这种不想彻底造反的想法存在，这就为官府与自己争取他为官府服务有了可能。
即使这一李芝英不想为官府服务，不能为官府所用，那么只要自己处理得当，也只要官府不动兵士，不去石山弄村等地抓人，至少也是能通过李芝英使石山弄村乱民不再闹出新的事端来。
在这一指导思想的指引下，段光清加紧了策反李芝英的动作，多次派心腹人员与李芝英作了秘密联系，对李芝英许以了免罪待遇，并要求李芝英替官府出力，为自己谋事。
此时的李芝英也是看到了事态的凶险，看到了自己所深陷进去的困境。
他参与盛垫桥伏击事件的谋划，原本是想希望阻击官兵一下，让官兵吃点苦头，最大的奢望是想将下乡来的官兵阻拦回去，不让这些官兵进到石山弄村来烧杀抢掠。
不想事情的进展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李芝英实难想到，在盛垫桥处，不仅从水中抓捞到了官兵副统帅等27人，竟然还会一下子造成了包括领兵统帅在内的如此之多官员与兵勇的死亡。
直到此时，李芝英感到了后悔，感到了后怕。
他想到自己信奉儒学，尊重儒家的正统理念，并具有了监生身份，在血液中是没有造反两字的，只是对现行的地方官员勾结不法盐商、欺压地方民众感到愤恨而支持乡民的。
他深谙朝廷法纪、深知自己闯下了杀身灭族的弥天大祸，已走上了人生的低谷与绝境。
他更是看到盛垫桥之战，不仅没有为石山弄民众解脱苦难，而且还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
他知道自己在参与这一拦阻兵勇的谋略商讨中，也曾掺杂进了“私心杂念”，想通过此举行动，以期能引起官府对自己的重视，为日后自己能像“绿壳”海盗那样被官府效力而作些表露。
他原是认为这一私心杂念是没有违背儒家正统理念的。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就是要激励人生，成就人生，去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吗？
凭着自己的才学，自己是不甘心在这一教书匠的岗位上长期待下去，自己想进入到官府的幕僚层、以利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学水平是没有错的。
可如今想来，他已知了自己的幼稚和可笑。
不去说自己的想法是否真的是符合儒家的正统理念，单说那海盗是何等的人物。
要知海盗是使朝廷和地方震惊的人物，也是清军水师奈何不得的人物。而自己呢，只不过是一介书生，无大的社会影响，更无能向朝廷可以立功的实力。
他觉得原先自己的想法也较现实，并不是想引起朝廷的注意，而是想引起当地地方官员的注意；自己原有的目标，也并没有想进入到官员的行列，而是想到官府去任点幕僚什么的，以使自己的才学能得以更大的发挥。
可是在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之后，官府必会将自己列为头号重犯，自己的这一希望完全破灭了，还连累到了石山弄整个村子的安危。
虽说是自己若是没有参与盛垫桥事件的谋划，那石山弄村人对官兵的拦截战也是会打一下的，但这对自己是无关的了。
李芝英的心有点碎了，然事情还是要办的。
盛垫桥事件事发当日，李芝英吩咐乡民在抓捞到落水官兵后，又嘱咐自告奋勇留在现场的村民邵庭彩打探官府动静，了解事后动态。
在接到村民邵庭彩的回报之后，李芝英又经与俞能贵、张潮青等人作了商讨，并连夜派人前往县署，将在羊侯庙中商定的交换村民与官兵的地点，从羊侯庙处改往了石山弄村中，并提出了要知县大人亲自前来的这一策略。
商讨中，俞能贵、张潮青等人认为现今的石山弄村地啊，在官府官员们的眼中看来，不啻像匪巢贼穴一般，这一知县大人是不敢前来冒险的，而李芝英则认为是有这可能的。
他想到前来羊侯庙现场的是现任知县段光清，而这一段知县曾与自己在四年前有过接触。
他觉得自己在那次的相见时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为这位前来勘查的段知县出谋划策，估计这位段知县对自己是留有深刻印象的。
他预估到盛垫桥事件事发之后，这一段知县也必是会猜测到自己在从中所起的作用，这次若要求前来石山弄村也会联想到这是自己在提出的原因。
李芝英已是看到，盛垫桥事件在官府看来实是一次类似于农民的“造反暴动”事件，在官府想要严厉镇压之前，必是会将解救被掳官兵之事先放在首位的。但若要解救被掳官兵，那就得要与石山弄村人先予以正面接触和沟通了。
而这一段光清因是负有地方重大责任的知县，也必是会逃不了担任联系调解人的重任的，从这一段知县于事发当日亲到现场了解情况的迹象看，官府想解救被掳官兵的迫切心情已是十分明了，除非这一段知县不想在任上继续干了，否则的话，是不会不考虑来石山弄村的。
李芝英还想到自己与这位段知县在四年前的见面时，双方间均留有较好的印象，他相信这位段知县是会想通过与自己的见面来谋求被掳官兵的解救的，自己也正可以通过此举，既减少被官府所抓的危险，又可以了解些官府的态度，至少可以为被抓村民的释放增加些希望。
当俞能贵、张潮青等人果真看到段光清亲自来到石山弄村时，不禁为军师李芝英的料事如神的本领所敬佩，也为这13个村民的被放回而感到高兴与鼓舞。
村中庙台上，李芝英与俞能贵等人一起带着薛参将上台之后，李芝英就一直在观察着段光清的动静。
李芝英看到这位段大人在初到庙台之上时，脸上是显惊恐之色的，然当自己与他瞧见一眼之后，似乎在一刹那间才恢复了镇静。
李芝英又看到俞能贵欲为难这位段大人，而自己又以行动和目色制止，并与之相帮着说上话之后，这位段大人瞟向自己的目光是和煦的。在离开庙宇之时又拉近乎似地执起了自己的手，还说了一句对自己似已十分信任的话语，“尔亲送我下山”。
陪同下山的途中，李芝英对段光清所说的每句话、甚至每个字，均只字不漏地进行了细细地品味与思虑，“百姓杀死官兵如许之多，岂能遂不问罪”、“但得倡乱之人到案，亦可敷衍了事”等话语，更是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中。
段光清所说的“事已如此，尔亦当早自为谋”的临别之言，更是使李芝英有所思有所想。
李芝英看到，盛垫桥事件闹得够大了，难以收拾了，自己还能谋点什么呢？毕竟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在出现如此重大事件之后，官府怎样追究？追究点什么？自己能不清楚吗？
如果说自己可以开脱，那“但得倡乱之人到案，亦可敷衍了事”这话又能作何解释呢？如果说自己不是官府眼中的“倡乱之人”，那何人是啊！
官场上徇私枉法多的是，可是自己既无权势可依仗，又无家财可铺路，人家图的是什么。
这一段知县若要说是看在自己四年前曾帮他出谋划策的面上，想有意地开罪自己的话，那还不如说这一段知县已经看到了自己在石山弄村民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欲图自己为官府效劳嘛。
对此，李芝英的心中是明白的，他知道段光清知县想要自己付出的是什么。
李芝英想到眼下段知县正在利用与自己相识过的感情，意在及早地救回被抓的官兵，再就是想通过自己来出卖俞能贵与张潮青等平民兄弟。
对于这一些，他能不清楚吗。尤其是后者，自己能忍心让这几个平民兄弟走上断头台吗。
对官府残酷镇压平民的了解与朝廷法纪的熟知，使李芝英对段光清的言语与行为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在接下来的官府拿钱换官兵的过程中，李芝英与俞能贵、张潮青等人仍然没有放松警惕，又采取了先取钱、后放人，再次改变放人地点的策略，实现了安全拿到官府银元的目的。
事后，李芝英面对着段光清所不断抛来的虚假的橄榄枝，面对着只对自己一人所开的免罪待遇仍不为心动。
他十分清楚自己与石山弄村人已绑在一起了，不用说段光清毕竟是个地方知县，对自己有没有豁免权还难说，就是有的话，那也只是暂时的。
可以说自己即使能躲过了十五，也是过不了三十的。若是俞能贵与张潮青等平民兄弟前脚先走，自己也得将跟在后边了。
李芝英觉得只有到了官府对参与这一盛垫桥事件的所有人能进行豁免的时候，那这一段知县给予自己的免罪待遇才能是有效的。
不过有时李芝英也有看不透官府行为的时候，盛垫桥事件事发过后这么久了，省署等官府也未见再派大兵前来镇压，府、县两级衙门更未派地方兵勇前来骚扰，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动疑和奇怪。
他看到眼下国内乱象一片，长毛造反一事传得纷纷扬扬，猜想朝廷与省署等官府衙门的精力可能被牵制了，对相对于长毛造反之事来说只能算是小事一桩的盛垫桥事件，顾不及前来处置了。
李芝英的潜意识中是很难相信自己与俞能贵和张潮青等人能够逃过这一劫的。然他还是从朝廷与地方官府没有再动大兵前来的迹象中寄予了一丝希望，认为自己与俞能贵和张潮青等人，因有着官兵抢劫在先，民间积怨甚深的这个因素在，官府也是有可能会网开一面而不作深究的。
李芝英回想到自己在送那段知县下山的途中，当自己言到“百姓抗官出于无奈”时，那段知县也曾是说到“此语也足见至诚（矣）。”
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又看到官府不断满足了乡民的要求，先是放回了被关押的村民，后又拿来了养伤银钱等，尽管自己与乡民们一再防着官府，多次变换原有的商定内容，然从客观来说，官府倒是没有一次违约过的，至少是这一段光清知县没有违约过。
有了这些极其复杂思想的出现，李芝英对于段光清的多次派员前来联系并未拒绝，而是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方式处之。
他觉得尽管希望渺小，还是想让时日慢慢地过去，让盛垫桥事件渐渐地淡化，期望着有朝一日，能等来官府对参与盛垫桥事件的所有人的大赦。
正当省、府与县各级官署按兵不动，李芝英也在力劝平民好友张潮青与俞能贵等人，以不要再激怒官府，不要让官府再抓到造反把柄，想方设法地稳住了石山弄村乡民民心的时候，石山弄村又来了一位新人。
这位新人的到来，使石山弄村再起波涛，民间乡民之心再一次被搅动了起来。
这位新人是位孝廉，来自近旁之地的镇海。
这位孝廉到了石山弄村之后，四处游说，到处鼓动。他个性激进，谈吐也佳。
此人认为，盛垫桥之战的发生，已是向朝廷和官府作了公开造反宣战，理应乘胜前进，先取宁波，再进绍兴，以踞杭城；至少是不能坐等着官府前来抓捕自己，应派人前去与太平天国军联络，以寻求外来帮援，防止官兵的反攻清算……
从史实看，太平军自1851年起义以来，1852年4月5日方才自永安突围；5月19日才离开广西进入湖南；8月攻长沙；1853年1月攻克武昌，此后进展较快，于1853年3月攻占南京建都。
然尽管如此，太平军虽则在全国各地闹得轰轰烈烈，可是到达浙江的时间已是1858年了，而且由天京事变后带兵出走的石达开带兵进攻浙江的。
而盛垫桥事件事发于1852年5月14日，离石达开带兵进攻浙江的1858年足足还有六年多时间，也就是说此时的太平军刚于永安突围，尚在广西与湖南交界间，离浙江何止成千上万里。
如果在那时提出派人前去与太平军作联络，若不是不懂地理常识的话，那此人肯定是个夸夸其谈的狂妄小人了。
但是那位镇海孝廉的言说在从未出过远门靠贩盐为生的俞能贵等人听来，确是能鼓起激情，认为可行的。
更兼太平军造反的消息已闹得举国沸腾，四下震骇，无人不知，无处不晓，这对于时刻处在防备官兵前来残酷报复的村人来说，不啻是一条良好的对策，是能激起民心认同的。
这位镇海孝廉以前来相帮石山弄村民众谋事的身份自居，确也取得了俞能贵、张潮青等人的信任，也被拜为军师，在石山弄村内有了一定的地位和活动市场。
镇海孝廉在俞能贵、张潮青等人的支持下，虽然组织不到足够的起事力量，拉不起举旗造反的队伍，难以按照“先取宁波”的计策行事，但还是组织了村人，日夜在村边巡逻放哨，防备官兵前来偷袭。
与此同时，那镇海孝廉又在俞能贵、张潮青等人的支持下，极端秘密地派出了有些胆量的邵庭彩，暗中带上村人阮山狗，两人一起外出远门，前去找寻太平军……
镇海孝廉的到来，使李芝英的处境陷入了十分的尴尬，虽则俞能贵、张潮青等人仍是口称他为军师，然李芝英反对派人前去与太平军联络之事引起了他们的不爽与反感。
李芝英与那镇海孝廉也曾展开过公开辩论，认为与长毛军联络之事将使石山弄村被打上彻底造反的印签，更易引来官府的残酷报复行动。
而那镇海孝廉却是认为，盛垫桥事件的发生，早已被官府打上了造反的烙印，官府的报复行动只是还未发生，却是随时的。
李芝英认为盛垫桥事件是因官府欺压民众在先，引起民众反抗而起的，是一起相对独立的民事事件，说不定官府还有原谅减罪的可能，而与长毛军联络之事，则是犯了杀无赦之大罪了，所走的就是死路一条。
镇海孝廉则反驳为，盛垫桥事件中已杀了这么多的官兵，还抓了领兵的副统帅等人，事后还逼着官府拿被押的村民来换被掳的官兵还不够，又要官府拿钱来赎买，官府丢尽了颜面，这口气怎肯认得了。石山弄村化为平地则是迟早的事，只有前去投靠太平军，才能有出路……
两人各说各的理，说实话李芝英对镇海孝廉的所说也并不认为没有道理，只是觉得与长毛军联络就意味着将彻底走上造反之路，而这条路走得太绝了，太悬了，一旦走上就将无法回头了。
不去说村里有多少人拉家带口，想法各异，真的能有多少个人会跟着起事？就是全村人想法同一、没有异同，在还没有被完全逼上绝路的情况下，那也得慎之又慎，三思而行。
毕竟是涉及整个村子的大事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着数百上千条生命！哪能如此轻率地作出决定呢？
不说自己压根儿不赞同造反，在骨子中也没有造反二字，就是有的话，那也得看一看长毛军能不能成得了气候，是否到了宁波的附近。
如此的听到风就是雨，见到袈裟以为佛，长毛军现在何处都尚不得知，就如此地想动行前去联络，岂不是在拿着全村人的性命在开玩笑。
李芝英与镇海孝廉的公开辩论虽也赢得了不少村民的支持，但也难阻张潮青与俞能贵等人想急于解脱困境，转而对镇海孝廉的拥戴，对李芝英渐渐地疏远了。
李芝英在获悉了石山弄村已暗中派出了邵庭彩与阮山狗两人前去找寻长毛军的消息之后，感到了无边的震怒，更是感到了失望。
他虽然也知东乡人，故土难离，对“造反”二字与接触长毛军也有着极大的怕意，多数人是不会认同那镇海孝廉的谋略的，也没有多少人会跟着起事行动的。
但他看到那镇海孝廉的狂热举动，还是心灰意冷起来，也不再主动去找俞能贵和张潮青等人商议了，更不敢将与段光清所派来的特使进行交涉的情况与内容作任何的表露了，深恐因此而给镇海孝廉等人找到对自己不利的借口，污说自己已投靠了官府等等。
为谋求自己与整个石山弄村人的解脱，李芝英还是坚持着自己的想法，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与段光清知县的这一途径，来找寻能使官府不再追究村人之罪的道路。
尽管他已知十二分艰难，然仍是想做些努力。
这一日，鄞县知县段光清正在县署内想着如何行动，方能平息民潮，处置好盐案与粮案这两案，从而抓捕到这两案为首人物时，有人寄来了一份书函。
段光清拆封一看，见书函内未具姓名。
然他根据自己所派的密使与李芝英之间曾有过的约定，从所记的暗号上已心有所知，这是李芝英在给自己的秘密来函了。
段光清不由得拆而看了起来。
他见书函上写道：
征若不开，祸犹未弭。鄞邑粮钱，向无定价，今公莅邑，必能持平。立法既公，民情自协，有不输将恐后者，必非人情。又鄞县一缺，公用不少，今定每两二千六百，无分红白，民间既不偏枯，官用亦足开销。即日开征，各户还粮，人心自定。
人心既定，各安生业，即向从周祥千入城滋事者，必不肯复为其党羽，而周祥千之势孤矣。祥千之势既孤，而东乡张、俞之负隅者，犹能久踞为患哉。
李芝英采写此密信的主要意图想借粮案来说事，将官府的目光从盐案上引向粮案处，以便从中借鉴了解官府对盐案处置的态度，并对段光清要他为官府办事的一再要求作点应付。
他觉得自己虽然反对镇海孝廉提出的与长毛军作联络的举动，但也心知与官府保持的平静状态只是暂时的，官府对盐案的如何处置这一关迟早总得要过的。
他从换位角度来考虑，深知眼下摆在知县大人面前的最重大之事，就是如何处置盐案与粮案了。
从这两案来看，他又觉得这一知县大人必是会将眼神紧紧地盯住在刚发生不久的盐案上，而不会放在粮案处，毕竟是盐案造成过以百计数官兵人员的伤亡。
李芝英又想到自从省署派兵前来鄞县征剿之后，经过这大批兵勇连续不断的生活等开支消耗和军用支出，又加上因闹粮案而未开征新粮税，鄞县的官署财政即使没有负债，也必是动用罄尽。
若是自己将段知县的目光从盐案上引向粮案处，不仅可使他解决官府眼前已断官银，将揭不开县署日常开支这口大锅的困境，而且可使自己从官府如何对待粮案的处置上，探摸些对盐案处置的意图来。
他相信自己所抛出的“征若不开，祸犹未弭”与“官用亦足开销”的说法是能打动这位段知县的，开征钱粮之事也会因官署的财政匮乏、已难维持日常开支而动行的。
他也相信要么官署不开征钱粮，又要么不在开征中采用自己提出的“无分红白”建议。若是采用的话，那就是在承认自己的另一好友周祥千监生所提出的平粮价之事是正确的，官府对他的指控也就很难存在了。
他又想到若是官府对粮案事可以不作追究了，那么对盐案事的开脱也才能有希望。
不过在述说中，李芝英为使段光清相信自己是在为官府谋事，故意地采取了与周祥千、张潮青和俞能贵等人保持了一段距离的说法，在信函的结尾处采用了有所贬视的写法。
段光清接到来函初看之下，觉得内中没有什么新意，还有些恼怒。
鄞县东南两地，所闹的事端虽则先是起于盐案，然闹成重特大事件导致省府调兵前来镇压的始因则是为粮案。他想到在闹粮案事中，周祥千所闹的不就是要平粮价吗，若是真的按书函中所说，不分红白两封，平价后即日开征，那不就是在证明着周祥千所闹的粮案有理吗？
又若果如这样，那日后官府又能有何理由再去抓周祥千归案呢？
再者，放回了原被关押中的石山弄村的闹事人群，又用钱去换回被掳走的官兵，已经使官府的颜面丢失殆尽了。
若是再按闹事人群所提出的要求来行事，同意按平价开征粮税，那岂不是在承认闹事者有理，官府理亏，日后刁民可以仿而效之群起闹事吗？
那日后官府的权威在哪里？
鄞县的社会又怎能安定？
自己又将如何来统领坐稳鄞县的这一头把交椅呢？
段光清对李芝英的来函是不怎么看好的，甚至还觉得内中所说的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
他心生恼怒，随手将那封函件正面向上丢在身前的桌面上。
他手捧茶罐，欲想作喝茶消气之举。
然而就在此时，在不经意间，他又往那函件上瞟上了几眼，那函件中所写的最后两段话还是引起了他的兴趣来。
“人心既定，各安生业，即向从周祥千入城滋事者，必不肯复为其党羽，而周祥千之势孤矣。”
“祥千之势既孤，而东乡张、俞之负隅者，犹能久踞为患哉。”
在李芝英采写发出原件时，原以为自己的所写中能使段光清感兴趣的首先是钱粮的开征，因为这能解决鄞县官署财政匮乏的问题，不想段光清却将目光放在了这后两句上。
因为在此时段光清的脑海中还是沉浸在对盐案之事的如何处置上，财政匮乏的问题还没有引起他足够的思考。
想是因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各有所思、又各有所取吧。
段光清将此两段话反复地瞄上了几遍，又手捧茶罐静心地思考了不少时间，渐渐地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新计策来。并越看越思越是觉得自己心中所想的高明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