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说到张潮青已被抓起，段光清想到还有件重要事项需得自己前去石山弄村走上一趟。
那么这一重要事项是什么呢？这就是该如何去处置李芝英了。对于这一李芝英啊，段光清感到了相当的头痛和无奈。
盛垫桥事件是一次影响特别重大的乱民造反暴动事件，为惩处盐枭，离间石山弄村乱民，实施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策略，自己在李芝英的身上可以说是投入了无数的精力，也用尽了能够使用的一切手段。
然而这一李芝英似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怪物一般，难以遂自己心愿，又难以被自己所控。
也可以说自己所用的那套手法啊，又似乎被李芝英所看透了似的，始终难以将李芝英引上钩来。
段光清心中十分清楚，虽然李芝英也曾于暗中向自己提出过平粮价、设盐界的谋略，为自己将圆满惩处盐枭、处置盐案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虽然是李芝英在石山弄村内，力挡了镇海孝廉鼓动乡民再次造反的行为，防止了地方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为自己的官位稳定出了大力。
然段光清知晓李芝英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真心地在相帮着自己，相帮着官府。而是在不断地探摸着官府的意图，在千方百计地想使石山弄村人免遭杀身之祸。
有时甚至是相逼得自己差点乱了方寸，无了退路。
他看到在李芝英的努力下，东乡的平民们争取到了平粮价、设盐界等这些已疾呼多年且难以实现的权益，又避免了石山弄村人若仿长毛造反之事后会出现的村毁人亡、生灵涂炭的惨境。
从客观而言，李芝英的这些行为虽是在为民着想，但也是符合官府利益的，至少是对于防止鄞县地方的局势动荡和进一步恶化、平息粮案与盐案是有利的，尤其是对自己官位的稳定与利于日后官途的晋升是起着重大作用的。
否则的话，自己也不会无原则地去迎合李芝英所提出的平粮价与定盐界等这些想法与要求，并付诸实施了。
段光清心中清楚，自己争取李芝英的努力也并不是在真心地想帮着他度过厄难，而是想通过他来达到分化骚动民众的力量，为最终惩治粮案与盐案服务的。
许以免罪待遇是如此，说过将引为知己，聘为幕僚，共治鄞县更是如此。
段光清认为尽管是自己将争取李芝英作为内应的这一策略，也在举行士子考试之后向府台作了禀报，并获得了府台大人徐知府的许可，成为了官方的行动安排，但充其量也只是官府所用的一项权宜之计。
应该说自从出了盛垫桥事件之后，李芝英的命运已基本确定了，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虽然自己对他许以了免罪的说法，也已成了经宁波府台认可的官方行动，然官府最终还是要追究李芝英之罪的。
因为在盛垫桥事件的这一重罪案中，张潮青与俞能贵俩说到底只是猛打猛冲式的蛮横人物，充其量也只是两个打先锋的头领人物。
而这重案中的核心人物，或说是事件的谋划之人，却不是张潮青与俞能贵俩，而是被乡民称之为军师的李芝英。
盛垫桥事件残害官兵如此之多，影响震动直至朝廷，若是对这一事件的主谋人物的李芝英可以不作追究的话，那不仅是于理不通，于法不容，更是对自己的官宦前景也是极具风险的。
段光清还想到自己是在争取着李芝英，而李芝英也何尝不在算计着自己。
可以说这是一种双方间的博弈行为，也是一种各取所需的谋略作为，从实现的效果而言，双方间已难以分清究竟是谁在利用谁的了。
从自己与官方看，似乎是在争取着李芝英转为官府效劳，而从李芝英看，则是在利用着与自己相熟的这点关系，在探摸着官府意图的同时，又在不断地为地方上的百姓争取着利益。
从目前看这一博弈虽还未分出胜负，分出结果，然段光清已经觉得自己是处于下风地位的。他对此并不感到气馁，反而认为理应如此。
因为他觉得自己所采取的策略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在起步阶段，尤其在起步后的初始阶段，肯定是需作退让的。
眼下周祥千已经被押，张潮青又被抓到，段光清认为自己的以退为进策略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退到极限之后应该是强劲地反攻了，在经历了一退再退的多次退步之后，又应该是大踏步地强势向前了。
从现在始，他已是确信自己与李芝英的博弈也应该说是从下风地位逆转为上风处境的时候了，也就是说是到了应该向李芝英发动主动进攻的时候了。
段光清扪心自问，觉得自己对李芝英还是有感情的，这一感情主要来自于四年前的那次盐政勘查之任，事后的自己也曾无数次地想过，若是没有这一李芝英的途中提醒，说不定自己的官途已经遇上了大的麻烦。
正因为如此，自己来到鄞县之后，也曾是多次想到了李芝英，在盛垫桥这一重案事出之后，也才会出现了想争取他作为官府内应的这一想法来。
段光清又想到在当年的那次盐政勘查之任时，自己在看到李芝英拥有着非凡才华的同时，还有着一种迫切向官府靠拢的心。
正是有着这种认识在，尽管当李芝英成为盛垫桥事件的主谋人物后，自己还是判断这一李芝英是不会彻底走上反叛朝廷之路的。
段光清相信自己的这一判断没有错，也已赢来了粮案的突破和盐案的顺利进程，更是凭着这一没有出错的判断，才使自己能有足够的胆量前往羊侯庙现场了解情况，也才能有相当的信心进入到石山弄村这一险地，去商谈解救薛参将等被掳官兵。
可是段光清还是觉得自己对李芝英的认识与判断，在后来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原以为李芝英向官府靠拢的心是迫切的，只要利用他的官瘾未灭之心，是能将他骗上手，引上钩的。
自己与官府的主要意图是想通过他先将俞能贵与张潮青捉拿到手，搅散那石山弄村的乱民之心，以不采取用兵的方式来惩治盐枭，平息事态。
然而这一李芝英似看透了自己的心思，不仅没有提供过可捉拿俞能贵与张潮青的任何信息情报，反而又提出了平粮价、设界桩等一个个难题。
好在自己采取了主动应战的方式，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才没有产生大的问题。
有时段光清也曾天真地想到，这一盛垫桥造反暴动事件闹得如此之凶，影响如此之大，如果说参与协从者可以放弃追究的话，那么对几个为头者的追究则是无法避免的，想是这一极端聪明的李芝英是不会不懂这个理的。
又如果说李芝英想免除自己之重罪的话，在得到了自己的“但得倡乱之人到案，亦可敷衍了事”的提示与给予免罪待遇说法后，那最起码的就得向自己靠近，协助官府帮助捉拿俞能贵与张潮青等人吧。
可是李芝英却并未似自己所想，也未依常理所为，在协助捉拿俞能贵与张潮青等人的问题上，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实质性的配合，就是在解散石山弄村中的民防组织方面也未见有任何的行动。
段光清由此而想到，这一李芝英的官瘾虽是存在的，但这一官瘾未灭似乎也有着一定底限的，这就是不会以出卖俞能贵与张潮青等人来作为代价的。
也极有可能是这一李芝英已有察觉，自己在玩的本是一个欲擒故纵之计，一待俞能贵与张潮青等人被捉拿之后，他的未路也快到了。
若是依此说来，李芝英不与自己配合，不为捉拿俞能贵与张潮青俩出力，也就理所当然了。
段光清对此虽感佩服，自叹弗如，但也显得极为恼怒和无奈，因这表示着他的争取与分化谋略未能获得大的成功。
段光清想到随着张潮青的被抓，自己的仕途前景十分看好，一旦再抓到俞能贵，平息了粮案与盐案这两起影响十分重大的要案、大案之后，自己肯定能受到上廷的器重，在官途上也将会被很快地得到擢升重用。
可以说在官宦的生涯上，自己是有着无限的发展前途。
值此面临官宦生涯将得到很快擢升的节骨眼上，如何对待与处置李芝英的问题已经显得十分重要了。
段光清心知自己对李芝英所说的免罪待遇只是权宜之计，日后聘为幕僚，共治鄞县的许诺也仅仅是说说而已。这并不是自己的虚伪做作，而是策略的所需和时局的所迫。
他也估计到这一李芝英的心中也可能是明白的，否则不会不向自己作进一步的靠拢了，也不会不在捉拿俞能贵与张潮青的问题上不作任何的配合行动了。
但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对李芝英作免罪的承诺也得到了宁波府台大人的认可，能不能真的可以对李芝英网开一面呢？
段光清对此也曾作过认真的思考。
他想到从自己接手处置这一盐案重大事件以来，为平息事态，分化民众，稳定社会，自己与李芝英之间一直来处于秘密接触的状态，无论是在官方或是于民间，知之者甚少，可以说甚至连自己的顶头上司宁波府台的毕知府大人原先也不知内情。
虽说从客观而言，这一秘密接触的方式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使东乡民众的骚动事件趋于了平和，不仅造成了周祥千的自首，还抓拘到了张潮青，使震惊朝野大地的粮案与盐案这两大重案出现了即将可终结的良好态势。
然段光清还是看到，如此的状况也已产生了一个重大的隐患。这就是在众多官员的认识中，对处置盐案只发悬赏告示抓拘张潮青与俞能贵俩，而对事件的主谋与元凶人物李芝英却网开一面，存有较多的质疑与想法。
近段时日以来，段光清在不断收到自己仕途前景看好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同时，也隐约地听到了一些不利于自己的说法出现。
他已听到有人在背后说自己包庇罪犯，放走元凶；还有人借在押村民去换被掳官兵一事来说事，说是自己拿钱贿赂罪犯，丧失了原则与立场，丢尽了官府与朝廷的颜面。
他还听到有人将自己说得的更为恶劣，说是那被杀的两百余官兵的尸骨未寒，自己不仅不抓拘罪犯到案，反而迎合罪犯的意图，为罪犯说话，替罪犯做事，埋设了私盐界桩，乱了朝廷的盐税章法等等。
更为恼火的是，段光清还听到有几个干事不行，打小报告万能的官吏，在妒忌自己前途看好的情况下，不但在私下传播对自己不利的虚假信息，还已在暗中活动，越职向省、府等官府衙门作了诬陷禀报。
段光清深知在官场上大凡情势复杂、局势失控等危难之时，官员们是能避事则避事，能推事则推事，大都采取明哲保身策略，而不愿去承接麻烦事的，也不会去从中议说一二，深恐会因此而使自己惹出事来。
然一旦情势好转、局势稳定之后，这些不愿干事的官员又会从暗处跳了出来，能抢功的则抢功，不能抢功的也会对干事官员说这议那，指手画脚，似乎不这样干，难以表明他们看事的透彻，想事的高明。
他想到在鄞县发生了粮案与盐案这两大重案事后，当时是没有官员会看好鄞县局势的。
而眼下粮案事已可了结，盐案事处置也将成尾声，在鄞县前景看好的情势下，又有官员在对鄞县感兴趣了。
而这感兴趣的最好方法就是议说自己办事的过错，指摘处事的失误，能说大问题的就说大问题，能拉下马的更是费尽心机，乐此不疲。
这些人所怀有的目的也就只有一个，将自己拉下马，代而处之，以坐上鄞县的这把已呈太平状态的交椅！
在这一复杂、微妙的局势下，段光清感到了极其的头痛与烦恼。
他虽是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问心无愧的，而且在被人议论和向上反映中的诸多内容，也均是在自己的顶头上司，即与府台大人徐知府的共同决策和同意下进行的。
他也知毕知府于近日告之，一些对自己的不实之词，府台也早已在为自己说话，代为上呈反驳。
段光清觉得自己为府县两级官府衙门竭尽全力地做事，且已将成功地解决粮案与盐案这两大重案。若这两大重案一旦了结，这不单单是县署的政绩，同样也会使府台衙门增添无限的荣耀。
可以说毕知府也会因此两案的成功了结同沾光辉，前景看好，估计毕知府为自身的前途着想，为自己说话也是有点可信的。
但段光清还是想到，在处置李芝英的这一问题上，自己与李芝英的早期接触，也曾是对毕知府有过隐瞒的，毕知府会不会因此而对自己产生反感呢？
更重要的是，毕知府与尚在绍兴的主管全省刑事、治安的浙江按察使孙毓桂大人和浙江盐运使庆连大人俩，即臬、运两宪原来均是主张用兵的，也可以说对造成两百多官兵死亡的盛垫桥事件均是需负重大而直接责任之人。
而自己则是反对用兵的，不仅毕知府知道，臬、运两宪知道，连远在绍兴府的府台大人也因自己在前来鄞县任职途中时的所说而知道此事。
眼下，臬、运两宪正逗留在绍兴，想必是绍兴府的府台大人在与臬、运两宪的接触时也有可能会议到此事。
若是臬、运两宪知晓之后，必以为自己是在到处乱说而反感，又加上自己在未用兵的情况下，使粮案与盐案这两大重案的办理将有重大的突破，这就有可能会对毕知府与臬、运两宪等形成对照，带来威胁。
毕知府也就有可能会与臬、运两宪一起而对自己暗使绊索，在粮案与盐案处置完毕的同时，利用自己在处事中因权宜之计所需的有违朝政、有损官府形象与权威的策略，来降罪自己，将自己摘下官帽拉下马。
而这最好的方法则莫过于利用李芝英来说事了。
段光清想到在这越来越呈复杂化的阵势下，自己需得头脑清醒，对自己有可能会形成致命伤的事进行细细的梳理和分析了。
他看到从官场上在暗中传播的对自己不利的事中，或说是对自己的这些诬陷之词中，均是围绕着李芝英而借题发挥所展开的。
若是对李芝英再继续网开一面的话，那更加会加重对自己不利舆论的传播，使自己陷入无穷的困境之中。
再说从得到上廷的器重与擢升重用而言，机会很重要，一旦错过了这一机会与时间，就甭想有第二次的可能。
因而在即将得到擢升重用的关键时期，就得严防对自己不利的各种因素出现了。
看来，该痛下杀手的时候是不能犹豫的，如若当断不断，就会反受其害，更何况这一李芝英不与官府很好配合的行为，确也是使自己感到无比的恼火，对李芝英的处置宜早作安排，妥善处置了。
然如何来处置李芝英呢？段光清确也是思了许久。
段光清心知自己对李芝英所做的工作与免罪承诺，以及李芝英暗中所起的作用，尽管知者甚少，但从自己向毕知府作了禀报并得到毕知府的许可之后，这事就成了公开的秘密，早已被官府中人所知晓。
若是现在再重提旧事，重算旧账，按盐案主犯罪名来将李芝英拘捕定罪的话，那也是可供人指摘的，至少会影响到自己与官府的诚信问题，哪有给了免罪之后再予治罪的。
段光清经过一番思索之后，终于想出了一个能妥善处置且更为隐蔽的好方法来。
他认为这一最好的方法及所采取的途径，则莫过于自己前去石山弄村里走上一趟，去与那李芝英作一次公开的见面了。
段光清想到自己在处置盐案这一重罪事中，所采取的与李芝英秘密接触的方式，虽给自己留有了一个可供人攻讦的隐患，但这一状况的存在，也同样地给李芝英带来了一个会被乡人误解和贬损的麻烦。
他估算到在俞能贵未被最终抓获之前，自己去石山弄村内与李芝英作一公开见面，将李芝英与官方早有接触的信息作一抖露，进行曝光处理，这对李芝英来说，无疑是十分残酷且致命的。
因为这一举动的出现，在石山弄村人尚不知李芝英与官方接触的本意、内容及所起作用的情况下，在知悉了李芝英与官府早有暗中往来的消息之后，必将会催生出认为李芝英是官方内奸的这一舆论来。
在石山弄村内，已经走离的镇海孝廉是鼓动乡民造反的，而李芝英则是想通过官府搞妥协的，在这一点上，段光清早已了解得十分清楚。
若是将李芝英与官府有往来的消息一公开，那岂不是会要了李芝英的好看。促使乡人认为李芝英与镇海孝廉的意见分歧是有意图的，是朝向官府充当内奸行为的。
这样一来，对一贯自视清高的、对个人声誉、品质、名节等视为比生命还重的李芝英而言，必将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致命的打击。
自此之后，这一李芝英又必将会名誉扫地，羞辱难挡，在民间抬不起头来。即使不被当地乡人所愤恨，所唾弃，那么也必是会陷入生存绝境之中。
段光清心知李芝英在乡间是以儒家学者自居，并以教书为业的，其本人和社会公众对从师之人的师德与品行均视为重中之重的。
若是李芝英充当官方内奸的这一信息一误传，这不仅将使李芝英日后难以面对街坊村人的指摘，难以立足于家乡之地；而且会坏了正人君子的形象，且要招收到学生，以教书为饭碗苦度生计也是十分难的了。
思虑此策中，段光清倒也动过恻隐之心，对李芝英施以这番毒辣之手，用软刀子杀人，似也曾一度出现过于心不忍之感觉。然为了自己的仕途前景，他还是觉得不用去顾虑得那么多了。
段光清已是看到在盐案已近平息的状态下，这一李芝英对盐案的了结已无多大的作用了。
若留之，不仅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反而会给自己制造出更大的麻烦来。
在事关自己的仕途前景面前，段光清对李芝英还是选择了抛弃。
他想将此事作尽快地公开，既用来应对官场人员对自己为何不将李芝英来作为罪犯元凶对待之事的质疑，又想用此方式来搞臭李芝英，用软刀子杀人的手法来催逼李芝英的精神快速崩溃，以达到自己仕途前景的安全与消除李芝英这一隐患的多重目的。
这也就是他决定前去石山弄村的真实想法与目的。
主意打定之后，段光清于当日傍晚前就着人去宁波府禀报毕承昭知府，告之张潮青已被拘捕的消息，并告诉了自己将去石山弄村走一趟的打算。
不过在禀报上司毕知府的内容中，城府深渊的段光清是不会将这一前去的真实意图挂在嘴上、公布于众的。
他不想让别人知晓自己内心中的秘密，更不想让人知晓自己的手法歹毒，而是以前去察看民众抓拘俞能贵为由的。
知府毕承昭听了禀报，还以为段光清真的是想再次身涉险地，前去指挥抓捕俞能贵，对段光清的此去石山弄村一事有些担心，于当晚派营兵前来询问道：“是否须多派兵勇一同前往？”
段光清沉思了一下后说道：“若能贵抗拒，兵亦难胜，若能贵已逃，兵亦难追，若未逃而不敢抗拒，乡人拘之有余矣，余此去石山弄不过是为乡民装样子耳，故而带不带兵前去，或是兵勇带多带少均是无所谓的。”
听取营兵回报之后，毕知府还是放心不下，通过宁绍台道行署，吩咐当地的营兵长官，待段光清动行之时，即时带着大批营兵出宁波城，在临近石山弄村附近处陈兵而候，预作接应，以防不测。
次日一早，段光清带着几个精干的随从与捕快人员动身前去石山弄村了。
到了石山弄村之后，段光清获知“俞能贵已于清晨闻风而逃”，早已不见了踪影。
段光清此次前来，原也不是针对俞能贵而来，更不指望能抓拘到俞能贵其人。
听到俞能贵已逃的消息之后，他就淡淡一笑，随之大声嚷嚷着吩咐前来侍候的阳堂乡大保正前行带路，往李芝英家所在方向而行了。
段光清的这一举动啊，大大出乎石山弄村人的意料之外。说是去抓李芝英吧，用不着这般的大呼小叫，理应悄声而行；说不是去抓人吧，那又为何指名道姓直奔李家而去。
村人们原以为这一县太爷在抓捕不到俞能贵的情况下，要去为难于李芝英这一军师了。
还在段光清等人从村道上一路走来的时候，出于对李芝英安全的担心，一些街巷邻人们闻讯后也纷纷随跟在段光清等人的前后，随同赶往李芝英住处附近，以探询消息，观察动静。
个别腿脚快的，对李芝英有感情的，还赶紧偷跑着忙去李家通风报信。
段光清沿途而来，全然不顾路人众多，关注心重的情况，与同行的阳堂乡大保正人等，大谈与李芝英当年的相熟经过与近期内两次相见的情况，并有意地散布出了一些李芝英已在暗中为官府在服务的虚假信息。
到了李家大门口后，段光清更是扯开了嗓门，害怕路人听不见似的，故作亲密地大声嚷叫道：“李兄台，本县爷抓俞能贵不着，路过此地，前来你家看望来了。”
段光清此话一出，立时引得在周边偷窥人群的一阵议说声起，对县太爷此来不是抓拘李芝英，而是来看望李芝英感到甚为不解。
几个对李芝英关系不好又在路上偷听过段光清说话的村人趁机卖乖起来，说道：“这有什么稀奇的，人家早就在暗中与官府勾搭上了。”
此时李家大门仍是紧闭着，与段光清同来的阳堂乡大保正见知县大人站在门外说话不大雅观，正想抬步前去打门。
段光清当即进行了拦阻，他正想在门外多站上一会儿，利用此间让那些已经围拢过来的、集聚在近旁周边的村人们多听听自己在散布的虚假消息。
段光清在拦阻阳堂乡大保正前去打门的同时，口中也没有停息着，而是仍然装着一副亲密的样子，向着门内喊说道：“李兄台啊！抓到了张潮青，这里面有着你的一份功劳呵！”
“官府早就答应过给你免罪的，快开门，不要怕，咱们不是来抓你的。”
“李兄台，俞能贵虽是逃了，但是逃不到哪里去的，有着官府撑腰在，你是不用去怕他的……”
耳听到段光清在大声叫喊着的一句句喊门声，愈聚愈多的村民们被搞糊涂了，他们难以相信这一原在自己心目中极为敬仰的李军师，竟会是与官府早有秘密来往的内奸人物。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是不仅耳朵听到了，还亲眼见到了官府只抓张潮青与俞能贵，而不动李芝英的这一状况。
村民们被震呆了，吓坏了，李芝英是官府的内奸这一消息已是不胫而走，在人群中迅速传播开来。
一些原追随镇海孝廉而对李芝英有想法之人更是推波助澜，造谣惑众起来。
几个不懂事的小孩也趁机凑起了热闹，拣起地上的石子等杂物，向着李芝英的屋瓦上，窗户边，投掷作乐了。
好在李芝英人品俱佳，为人厚道，且久居乡邻，知根知底，尽管段光清在如此做作，多数村人们还是难以相信的。
一些李芝英的学子及家长更是以为段光清是在胡说八道，几个颇有心思的村人也对段光清久站在门外叫门而不急于进门起了疑心。
他们挤到段光清身边对着段光清说道：“大人啊，李先生不是在家嘛，你进去说也可省点精神少费力气呢？”
几个提前到李家通报信息已知室内情况的乡人，也是在一旁助说道：“大人不是来看望李先生嘛，那何不快点进屋去与李先生作一相见呢？”段光清听后也已省悟到了自己久站在门外叫喊着李芝英，有着弄巧成拙的不妥，再说要想散布的消息也散布得足够多了。
他听了村人的劝说之后，就停止了叫喊，动手拍打起屋门来。不想门是虚掩着，段光清的手一拍到门，未费多大的力气，那屋门就“吱呀”的一声自开了。
段光清以为李芝英被自己在门外如此一喊之后，已羞辱难挡，躲在屋内，不敢出来面对街坊邻人了，就又假戏真做，边是“李兄台”、“李兄台”地叫个不停，边与随从一起抬步涌进了屋门。
门外街坊人中也有多人跟了进来。
段光清进门之后，探目四瞧，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倏地在心中出现。
站在门口喊门时，李芝英久未出来开门的这一反常现象本应引起段光清的注意，但因他当时的兴趣是放在散布虚假的信息上，心中也是希望着这一开门的时间能来得晚一点。
就是当段光清抬手拍开虚掩室门迈进室内的瞬间，还在想着将在门外喊叫的那些话再加些葱姜佐料，当着众人之面向李芝英瞎说上一气，使李芝英在众人面前有口难辩，继续加重对李芝英的心理摧残压力。
段光清深知这一李芝英的才学高于自己，与之几次接触均处于下风地位，这一次觉得有着这一良好的时机总算可以打次翻身仗了，他极想看一看李芝英的窘态，心中已是乐滋滋的。
想是心地欢乐精神爽，他一点也没有觉得这一李芝英的家中会有意外情况的存在。
段光清知晓李芝英无有家眷，独身一人生活，想当然地认为李芝英此刻就在家中。
再者在乡间农家，不锁门而将门虚掩着也是极为正常之事，出身于农村的段光清对此并不认为意外，也就叫着李兄台的昵称不避嫌地缓步迈进。
他见李芝英的家是一楼建筑，内家并不大，进门之后是一个内客厅，厅边有着分为卧室、书房、厨房与厕所的四间小内室。
他本以为再怎么着这一李芝英在听到自己的大声叫唤后，总该得与自己作相见了吧。屋内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即使是躲避在卧室内，或是在书房中，那也得该出来见面吧。
可是段光清进屋之后却是发现，这一李芝英并没有出来相迎自己，甚至连半个人影子也没有能瞧见。
难道说室内没人？又难道说是李芝英也似镇海孝廉那样，已经离家出走？这一念头刚显现，段光清就连忙向周边四间小房内探望。
此时，那四间小房内已被随跟进屋之人逐个进行了探望，门均开着，段光清一目了然之下，也是难见有李芝英的人影在。
段光清仍不死心，又急忙挪步临近那四间小房门前，迅速地向内张望了一下，还是发现没有人在。
李芝英是暂时外出未在家中呢？还是听到自己一路前来的大动响而出外躲避自己的呢？
段光清不由地走上几步，对各小房内细细地观察起来。
他发现各室内虽是物具陈旧，设置简陋，然极为清洁，完全没有一点杂乱的迹象。
卧房内床单平正，被铺方叠；厨房内碗筷刀具仍在，土灶后面尚有些许柴火摆放；尤其是那间书房内，书籍摆放得整齐有序，纤尘不染。
段光清由此认定，这一李芝英必是在听到自己的到来之后，在村人的通风报信之下，暂时外出作躲避自己之策了。
段光清觉得自己此番前来，意在向乡民散布些李芝英已是官府之人的虚假信息，以促使地方乡人对李芝英起疑，将李芝英定为官府的奸系人物，从而促使李芝英精神崩溃，难以再立足于乡间。
从这一层面来看，自己能不能与李芝英见上面则是次要的了，重要的是将李芝英是官府内奸人物的这一虚假信息已经散布出去了。
从某种角度而言，李芝英的在与不在已是无关重要的了。
他满心欢喜，想就此打道回府了。
在离开之前，段光清还是有点不甘心地进了那间小书房，他想看一看这个比自己聪明得多的监生平时究竟在读些什么书。
段光清进了书房之后，发现书桌上正摆放着一封未被封口的信函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段光清打开了信封口，抽出了内件，看了起来。
不料不看犹可，一瞥之下，段光清的脸色又渐渐地发白了。
他见那信件上写道：
免罪画饼色香浓，幕僚袈裟挂浮云。
不识个中玄虚在，枉读半肚书学问。
粮价已平百姓爱，盐桩界定利大众。
换来东乡少蹂躏，愿作浮萍飘西东。
莫道天无烦恼在，风来浪成白头翁。
人生苦短命运异，仕宦贱民入土同。
段光清的心中在揪紧，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那信件所写的内容上。
他见除第二段的内容是述说平粮价、埋界桩等利于民众与暗示李芝英已经出走之事外，第一与第三段中更是有着极丰富的内涵。
第一段中的“免罪画饼”与“幕僚袈裟”这几个字，使他领悟到了李芝英早已看透了自己在玩的手法。
那“若是不识个中玄，枉读半肚书学问”这一句，正恰是在嘲讽着自己今日此来的动机与行为，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
第三段中的几句话，初看是李芝英对人生的所悟，又何尝不是在告诫着众生，至高无上的老天爷啊，也并非是高枕无忧的，风吹之下的大浪，也会将青波愁酿成为白头，更何况是悠悠的草民人生呵，若想没有烦恼那是自欺欺人的！
“人生苦短命运异，仕宦贱民入土同”的这两句，似乎是李芝英已看破了红尘，对自己所曾在苦苦追求过的官途已经不屑一顾了。
虽有着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那种感觉，但就人生的真谛来说，那又何尝不是一个真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无论在生前是何等的高贵，人生是何等的辉煌，到头来还不都是荒坟一丘，化为尘埃。
段光清已明白自己与李芝英之间所发生的博弈回合中，这最后的一局自己又输了，而且输得又是那么惨，那么心服口服。他因此而感到脸红，感到羞愧，感到不安，更是感到心痛。
为掩饰自己的窘态，段光清赶紧将那件信件塞入信封内，连信带封捎藏在袖口中。
他知晓这是李芝英写给自己的。如今李芝英人走了，自己得留个纪念啊。
段光清此时的心中除了对李芝英的学识妒忌外，又多了一份敬佩之情。
他退出书房，大声吩咐众人说道：“李先生不在家，别动室内任何物件，赶快出去吧。”
说完话后带头走出屋来。
待众人走出室门之后，段光清又吩咐手下人员，关上了那原本虚掩着的室门，他不想再破坏那份室内的宁静，他想让李芝英这份平静出走的印象长留在自己的心中。
李芝英真的出走了吗？想是真的。
至少在那封信件的内容中可认为是真的。
至于这封信件是真是假，诗句内容是否真的存在，那只能敬请读者去自思自定了。
但可以这么认为，在仕途中拼搏掉伍后成为教书匠的李芝英，因遇原鄞县知县德竹楼不愿接见的轻薄和受盐商汪百万的欺凌，与当地的石山弄村民走在了一起。
心中官瘾难灭仍在思虑着想仿效“绿壳”海盗那样能引起官府的招抚重视，参与了谋划盛垫桥畔的那一次拦截官兵的行动。
深谙朝廷律法冷酷无情的他，虽然不愿走得更远，竭力反对了镇海孝廉与俞能贵、张潮青等人的欲立寨举旗，找太平军联络的狂热行动，但还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换回了十三个被抓的村民，争取到了疗伤银两，取得了“平粮价”与“设界桩”等难题的解决，为绝大多数的乡民争取到了利益。
客观上也为石山弄村的村民，甚至于东乡地区的乡民，避免了因镇海孝廉的狂妄鼓动而出现动乱，再次遭受到官兵战火的蹂躏。
面对着鄞县知县段光清抛过来的“免罪”绣球，李芝英是不敢接的，因为这一接啊，就得出卖俞能贵和张潮青等人了。
镇海孝廉见势不妙拔脚溜了，张潮青被家乡的横泾村人抓进官狱中去了，俞能贵也已危在旦夕了。有着极为聪明脑袋瓜子的李芝英怎的不会想到自己也是盛垫桥事件中的主谋人物，而难以逃脱将被官府抓捕的命运呢？
“树挪死，人挪活”，这个道理李芝英更是不会不懂的，与其等着让人来抓，还不是三十六计走为上，他的出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李芝英的最后归宿究竟在哪里？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谜团了。
因为无论是在段光清所记的“镜湖自撰年谱”这一笔记中，还是在地方志能找到的相关资料记载中，均难见到有丝毫的踪影。
或许是李芝英真的是按照诗文中的说法，远走高飞，离开了家乡，似浮萍一般，四处漂泊，在外谋生，再没回来。
也或许是李芝英躲藏进了附近一带的庙宇寺院，落发为僧，遁入了空门，无心也无力再管这世间的纷杂事了……
凡此种种，均有可能。
然而，上述的几种假设已不重要了。
因为重要的是，李芝英自此之后，再也未见史料上有半点的行踪披露，消失无影了……
再说到段光清在石山弄村内转了一圏，在李芝英家门口施了些手段，完成了原定的“杰作”意图之后，虽因李芝英已是窥探到了他的心思而提早出走感到郁闷，但还是有所高兴地返回了县署。
他觉得经过这一次的运作，石山弄村内的乡民尽管对自己的所说并没有完全的相信，但因李芝英的出走之后无了对证人在，必将会处于半心半疑的状态之中，村内的民心将更为猜疑，互为提防，互不信任之心从此而起，要想再集聚民力、防守官兵从此可以休矣。
他还想到如此一来，支持俞能贵的民心已被搅乱，原有的石山弄村内民间防守官兵的组织也将不复存在，俞能贵被彻底地孤立了，盐枭重案的处置也将接近尾声了。
对于俞能贵来说，虽然还未落网，但这一次行动的实施，已给他一次沉重的打击。军师已暗中投靠了官府，自己早已被出卖了，那还有何人可去信任，可作依仗。
另外李芝英的这一出走，使自己已无了官涯擢升途中的重大隐患。
李芝英不是不惩处，而是原在利用他，还未到时候。现在到时候了，但却畏罪潜逃了，这一说法是足可应付人的。
从现在起，自己再也不用去担心有人借李芝英之事来议说自己，攻击自己的了。
来到了县署之后，段光清打算休息一会，理一下自己有点纷乱的心绪，以恢复一整天来奔波的劳累。
这时又进来了一个衙役禀报说道：有团练乡民早先一步，押送着“能贵家眷及俞姓一人名武宗者前来县署到案”，准备领赏。听说押来的人不是俞能贵，而是家眷等人，段光清感到极为不快。
为应付起见，他只得放弃了休息，前往公堂之上，吩咐带人犯到堂了。
不一会儿工夫，能贵家眷及俞武宗者两人被团练乡民带了进来，同跪在段光清的案桌前的堂下处。
段光清对着跪拜在堂下的团练人员，板着面孔明知故问地说道：“此武宗为何人也？”
那团练人员答曰：“俞能贵前拒官兵，此武宗曾代雇枪手；今又送信于俞能贵，使其闻风而逃，未被抓获，故将武宗此人押送前来到案。”
段光清听说之后，仍是冷绷着脸色，训斥说道“昔日从乱，岂止武宗，何能一一拘之？倘此案情节甚重，送至省中，恐不得活也。再者能贵犯法，于家眷何干？尔等所干之事过分了。”
说话中，他见台下之人被自己说得极其尴尬，为缓和情绪以利最终能抓到俞能贵本人，又转口说道：“既然你们把俞能贵的家眷都押来了，案情重大，自己也不敢擅自做主释放了，那就先暂押在县牢中吧。”
说了此话之后，他又吩咐衙差，将俞能贵家眷等人带往县牢中看押。
待衙差将人犯带走之后，段光清见押送前来的团练人员仍不想离去，似在翘首以待着什么。
他的心中顿时明白了，就又说道：“尔等在想领取获赏金之事吗？本县令在告示中只言两人。其中张潮青一人拘获后的赏金已被领走，尚有另外的八百元大洋留存待领，但须获住俞能贵本人后方可再领。”
这些团练人员见说后只好悻悻然散去。
此段时期里，宁绍台道行署衙门终于有了位新“道员”，这位新上任的道台大人姓文。
这位新任本道文大人虽系旗人，但他在了解了鄞县的盐案惩治过程之后，对段光清极为赞赏。
有官员因忌妒段光清的政绩，利用悬赏拿人之事向文道员打小报告说道：“鄞县办差，昔日是多么的节省啊……”言下之意是在说段光清乱花官府的官钱不心痛了。
文道员闻听之下，立时以目视言者，并打断他的话说道：“今日是何鄞县？尚苛求其办差乎？”
唬得那言者官员再也不敢多说半句话了。
那文道员不仅斥责了那官员在背后打段光清小报告的行为，还在一次与段光清相见之时，又故意地当着其他的官员之面大声说道：“欲拿能贵，更宜重加赏号”。
段光清闻听之下，并了解内情之后，对官府中有人在告自己刁状之事更加不放在心上了。
此后的日子里，段光清在推进保甲制，加强团练组织建设，督促县署吏员、衙差和乡村保丁人员，在加紧搜捕俞能贵的同时，仍坚持着以八百元大洋赏金为钓饵，在等候着盐案结案时日的到来。
这段日子里，事关俞能贵行踪的信息在不断地传来。
这一日，有团练人员来告，俞能贵逃至奉化海边山上的一座庵内。
因鄞地与奉化分设两县，鄞县乡民难以往拘。得此确切信息之后，段光清遂往告当地提军统领薛中府所知。
自从盛垫桥之战被掳解救回来之后，薛中府仍回归宁波提军府行署供职。他对石山弄村内所受的耻辱常怀恨在心，一听说有了俞能贵行踪的信息，就立即差把总领着十余兵丁持械往拿。
数日后，所差把总等兵丁在奉化县衙兵勇的配合下，在拆开岭的破庵里抓到了俞能贵。
此后，宁波府立即将抓到手的俞能贵与在押的张潮青等人以木栊囚之，送至省中。
同时另派吏员快速向远在绍兴的按察使孙毓桂处递送了公文禀报，通报了送押人犯的相关情况及日期。
在绍兴的按察使孙毓桂收到宁波府的公文后，也把早先在押的周祥千装进了木栊，分头解往了杭城。
省署一待收齐了张潮青、俞能贵和周祥千这三位义士之后，除将同押送的俞能贵妻子等人另行监禁外，遂定了一个时日，将这三人验明正身后绑赴刑场。
行刑后，省署将张潮青、俞能贵和周祥千这三人的头颅，解送回了宁波府，并指示作悬示处理，以警告威胁、恫吓泛泛民众。
宁波城的东城门口上，张潮青、俞能贵和周祥千这三位义士的头颅，被高高地悬挂着。
这三位义士还未瞑目的双目久久地凝望着那三江口处奔腾激荡的波涛，凝望着那宁东的大地，他们的英魂也随之久久地飘荡在宁东一带的上空中。
这三位义士死后的当年8月里，一日夜间，位于宁波的宁绍台道行署内人心恐慌，众人纷传，说是鄞县南乡人要为周祥千复仇，打了进来。
因新任本道文大人有事前去杭城，不在道署内，而首府曾对被押的周祥千问过口供，定了死罪，致使官署内的官吏人等惶恐万分，未恐逃之不及，有越墙而走者，出现了翻跌受伤的情况。
事后经查，实是虚惊一场。然仅此一例，足见地方官员对周祥千之死也是认为有冤屈的。
三位义士的被害，再次唤醒了东乡百姓的斗志；三位义士久久难散的灵魂，不时地在激起着劳苦民众对义士们的崇敬和怀念。
三位义士的头颅在城门上悬挂了几日以后，鄞南、鄞东的乡民们愤慨了，再也不想如此沉默下去了。
他们想到这三位义士是为了解决农民“红白两封”，重新划定“盐界”和恢复盐业政令的引领人。如若没有这三位义士的领头和抗争，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效的。
可以说这三位义士是以生命为代价，方才换来了官府恢复盐政，统一农户赋税粮价的新政策。
如今这三位义士为了大众的利益被官府砍了头，且头颅还被悬挂上了城门，怎不令活着的乡人们感到心痛和不安。
鄞南、鄞东的乡民们不想沉默了，他们联系全县的百姓民众，发起了向官府的请愿活动，迫使官府同意取下了这三位义士悬挂在城门上的头颅，并进行了择地安葬的仪式。
此后，南乡的农民集资在周韩村建了一座“报德祠”来祭奉周祥千；东乡的乡民也集资在横泾东河桥西堍建了一幢“张家堂前”，在张潮青的祭日时进行悼念祭祀。
石山弄的民众虽然没有建祭祀的地方，但每逢七月份“放焰口”日时，总会设立一桌供果与食品，来祭祀这三位为民捐身的义士亡灵。
至于本文中的官员鄞县知县段光清，宁波知府毕承昭，因镇压民众有功，均如愿地升了官。
宁波知府毕承昭于咸丰三年旧历的8月里，升任为安徽按察使司，因受巡抚吩咐，仍留驻镇海防堵。
而段光清呢，在平息了粮案与盐案这两大要案之后，更是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赏识。仅在咸丰三年的一年中，就连升了两级，历任宁波知府与宁绍台道道员之职。
段光清在仕途的不断擢升中，对封建统治阶级更为卖力了。他一旦掌握了军权之后，当然也不会再去议及什么“用兵恐非上策”的那一套了，而是不断地动用兵勇，动用武力，对敢于反抗封建统治的民众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举起了手中的屠刀，进行残酷的镇压了。
咸丰三年，即1853年的8月，段光清被朝廷任命为宁波知府之职不久后，就派兵镇压了鄞县姜山、茅山一带，以上海小刀会副首领张金山与鄞人陈春富为首的、以响应上海小刀会起义而组织的双刀会。
在这一次的镇压中，在宁波大校场一地，仅一次就砍下了被抓捕人员十九颗血淋淋的人头。
次年即咸丰四年3月，刚于上年年底前11月间被升任为宁绍台道道员之职的段光清，又派兵在奉化莼湖再次围捕了双刀会的残余人员，新首领镇海人洪世贤兵败被捕后遭杀害。凭借着这些镇压民众起义的血腥经历，段光清又于咸丰六年，即1856年间擢任为浙江盐运使。
咸丰九年，即1859年间再擢为浙江按察使，当年3月还进入京城，受到了咸丰帝连续五次提牌召见的殊荣。
在段光清刚被擢任为浙江盐运使后的咸丰八年，即1858年12月里，他又率兵镇压了鄞东东钱湖边以陶公山渔民史致芬为首的，以要求废除“过账钱”换现钱中的“贴水”等苛政剥削，而进行的反抗官府的民众起义等。
咸丰十年，即1860年，太平军攻克杭州，浙江巡抚罗澹村自杀，段光清以“潜逃”罪名受朝廷革职处分，结束了他的官宦生涯。
此后，他就替清政府奔走，向绅商募捐，以筹军饷。
同治五年，即1866年六十九岁时，方退职回到安徽宿松原籍。
可以说段光清的仕途是凭借着处置宁波东南的粮案与盐案这两大重案起家的，就客观而言，这两案的发生与处置确也有不少之处可供今人深思的。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一古训至今仍然有效；重视民情，关爱民生，确是何等的重要。
不过在宁波东南的粮案与盐案这两大重案事件中，案中主角的平民人物虽是结局凄惨，然仍是可歌可泣的。
尽管那周祥千、张潮青与俞能贵三人最后被官府送上了断头台，又尽管人们对李芝英这一人物有争议。然而，他们那种为了平民百姓的利益，为了正义的伸张，敢于向封建王朝的反动势力奋力抗争的精神，以及那种不向社会恶势力低头屈服的气质，仍将长留在宁波东乡人民的心中。
正所谓是：
连天先草化春泥，繁盛往事成珍稀。
悠悠岁月弹指过，铮铮浩气后人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