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常善娟在距离刘湾镇三十公里外的别镇上班，她干的是商店营业员的工作，两个礼拜回家一次，匆匆回匆匆走，很少愿意住在家里，她宁愿住逼仄的集体宿舍，也不愿意和母亲、弟妹们在一起。她似乎是在躲避着什么，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氛，一种随时会遭遇浩劫的恐慌。每次回家，若遇上堂姐红娟也休假，善娟便缠着她讲医院里的事情。大凡精神病医院，总要比普通医院更有故事可说。宋丽珍一见两个小姑娘凑在一起就对着程美珊大声嚷嚷：善娟姆妈啊，你看看，这两个女小囡混在一道就是讲那些脑子有毛病的人，我看她们俩个总有一天脑子也要出毛病的。
程美珊便呵斥：善娟，和红娟阿姐好好白相，不要老讲那些不正常的人。
善娟不敢回嘴，红娟却会白一眼宋丽珍，嘴里轻声反驳：懂么不懂，我看你自家脑子有毛病了，我是护士，我天天和这些病人在一起，这么说我也总有一天要变精神病的了？
宋丽珍拍着大腿嚷得更响了：我看你脑子就是有毛病，不是给善娟讲神经病，就是往茶馆里跑，你以为我不晓得啊，你是去看那个苏北人，不要看他一口苏州弹词，实际上就是一个苏北人。
红娟多被她母亲气得拔腿想要夺门而出，程美珊就一手拉住往门外跑的红娟，一边对宋丽珍喊着：阿嫂，你不要瞎讲，红娟只不过是欢喜听书，她哪能会看上那个穷酸的说书人啊。善娟快拖住红娟阿姐到后房间里去。
这一边，善娟搀着哭哭啼啼的红娟上了叔叔婶婶的北楼。宋丽珍依然骂骂咧咧不肯甘罢休，程美珊劝她，她便借着机会又把抛下她们母女远走台湾的常明德诅骂一通。
事实上，红娟每次回家休假，的确都要到茶馆里去听书。当然，她总是拉上善娟一起去，说是去听书，其实是去看人。那个二十出头眉清目秀的年轻人穿着灰色长衫坐在台上声情并茂地讲着一些古今传奇或者才子佳人的故事，一抬头、一甩袖、一皱眉头、一拍几案的样子，实在是风流倜傥潇洒无比。红娟似乎迷上了这个据说是从苏北来的说书先生。茶馆里坐着喝茶听书的，多半是如常冀昌这般的老头子，那空间，总是充斥着浓烈烟气和不时响起的咳嗽声。老年男人的咳嗽声里总是充满了痰气，茶馆里，便一概地显得迟暮而无有生气。两个小姑娘挤在茶馆最后靠墙的凳子上听书，光洁的面额，清澈的目光，无不显得与这环境格格不入。但红娟还是听得煞是专注，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说书先生，一举一动都落入了她的眼，且是过目不忘。听得多了，说书先生道出前一句，她便晓得后一句是什么词儿了，也知道他后一个动作究竟是甩袖子还是拍案子。比红娟小几岁的善娟却总是在反复的瞌睡中坚持到散场，善娟不是无条件陪红娟听书的，她对红娟说：阿姐，我陪你去听书，不过你要给我讲神经病，我陪你听一次，你就要给我讲一次。
那段时间，只要红娟休假回来，善娟就可以听红娟讲一段发生在第一精神病医院里的故事，再陪红娟去听一回茶馆里的书场。
那个三伏天里，红娟又回了刘湾镇，自然又去茶馆听书，是上午的早场，清晨喝茶的人不少，书场也挤得满满的。红娟照例坐在茶馆靠门的最后一张凳子上，她仰着脑袋一脸钦慕地看着台上的说书先生，直到一回《杨门女将》说完，她也几乎深深地陷入了故事中。已是晌午时分，喝茶的老人们陆续回家吃饭去了，红娟却依然坐在凳子上，看说书先生收拾行头道具。只见着长衫的年轻人把惊堂木、折扇和一块白色的绸缎帕子一一装进一口小木箱，然后提起箱子正待离开。他一抬头，却见书场最后一排的凳子上，坐着一个留齐耳短发的姑娘，这姑娘正神情异样地看着他。他便会心一笑，冲着姑娘点了点头。这姑娘自然是常红娟，说书先生对她太熟悉了，几乎每个礼拜，她都会来好一、两次，每次来，都是从头听到结束，从不中途退场。众多的老人中混迹一个年轻姑娘，自然是十分醒目的，说书先生早就认识她，只是，相互之间没有说过话。
现在，书场里没有别人，只有说书先生和红娟，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屋角里，遥遥相对，静默无声。年轻男子究竟是闯过江湖见过世面的，他对红娟很是自然地笑了笑。红娟的脸便腾然红透，她低下头，羞涩得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办，却也并不逃走。说书先生拎着小木箱下了台，向着红娟走来，然后站定在她面前，说：中午不回家吃饭吗？
那口音，完全是软糯的苏州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便显格外的温柔亲切。明明是苏州人，不是苏州人是不会说这么地道的苏州话的。第一次与钦慕的人离得这么近，红娟的心也跳得狂乱无秩了。她低着头不说话，说书先生便笑起来：你大概寻我有啥事体吧？
红娟摇了摇头，还是不说话。说书先生便接着问：不是寻我有事体，那就回家吃饭去吧。
说完，年轻男子提着木箱子，从红娟身旁翩然转身，竟顾自走开，只留得一个背影给依然定定站着的姑娘。红娟一着急，便冲着说书先生的背影喊出了一句话：这里的书场开不久了，以后你到哪里去说书？
说书先生蓦然立定，然后转回他翩翩衣衫的瘦长身躯：书场要关门，你是听谁讲的？
红娟诺诺地回答：我们医院里送来一个唱戏的人，以前他是靠给人家唱戏养家的，家里的老人孩子都靠他，就是最近，听说不让他唱了，说那是封建遗毒，把他赶回了家。他憋了几天，就疯了，送到我们医院来还穿着戏装。他老婆说，市里的戏台和书场都被砸了，唱戏的都回家种地去了。
说书先生呆立片刻，咧嘴笑笑说：不让唱戏了，那我回家种地去吧。
红娟急了：你家在哪里？离刘湾镇远吗？
说书先生大笑起来：小阿妹，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啊，坐火车要半天，我是该回老家了，我在这里说书，已经好几年没回去了。
说完，年轻男子再一次转身，提着小木箱向茶馆门口走去。红娟便没有再说话，只呆呆看着男人修长的背影在夏季晌午的阳光下快速远离。
那一年秋天，茶馆里的书场果然被封了，宣扬封建思想的四旧自然没有理由继续开下去，刘湾镇上再也不见了那个说书先生长衫飘逸的身影，他带着略微沙哑的朗亮声音，也不再于茶馆里唱响。
就是从那次以后，红娟再也没有回过家。据说，宋丽珍到市区的第一精神病医院去找过红娟，倔强的女子硬是不肯见她。又过了一段时间，善娟接到堂姐的一封信，信里说，她离开上海去了苏州，现在在苏州的一家小医院里当护士，她让善娟转告阿爷阿奶，不用记挂她，她过得挺好。信的末尾，红娟还告诉善娟，她就要结婚了，对象是苏州人。她没有说她的对象究竟是干什么的。
善娟把红娟来信的消息告诉家里人时，宋丽珍又是一场哭骂。李月珍阿奶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用替他们操心，说不定离这里远一些还是好事儿呢。
程美珊劝宋丽珍：红娟是聪明囡，不用担心的，说不定过段日子会回来看看的，她高兴过的日子，总是会过得舒心的。
站在一边看着大伯母又哭又骂的善娟忽然想起有一次红娟说的一个精神病人的故事。那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因为看上了一个叫袁小绫的武生，便天天去赶他的场子。她白天想着他，夜里梦着他，绝不落下他的任何一场戏。她不仅看他的戏，还让伙计给他送花篮，送夜宵，散场后在后台等他，一直等到他上了三轮车回家，她才独自一人离开戏院。她真是对他太痴迷了。可是有一天，等在后台的她看见袁小绫卸妆后出来，被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挽着手臂离开戏院上了三轮车。她一下子傻了，她四处打听，才知道袁小绫早已是有家室有孩子的人了。照理说她该罢休了吧，可这个女人真是不屈不挠，她还是去看他的戏，还是给他送花篮，送夜宵，直到有一天，她再也按捺不住跑进后台向袁小绫摊牌。袁小绫根本没有想到，他收到的那些花篮和夜宵居然是这个女人送的。起初，他还对她很客气，礼貌地表示感谢。可是女人却越发追得紧起来，竟发展到要上袁小绫的三轮车和他一起回家。袁小绫担心出事，便关照伙计不许这个女人进后台，不让女人再有机会见到他。那女人，便越来越象疯子一般，最后竟站在戏院门口大喊袁小绫的名字。她彻底疯了，为了一个戏子。
红娟说完这个故事，悠悠地叹息一声：唉，这个女人很漂亮的，要是不发疯，准保是个大美人。她在我们医院已经住了好多年了，口袋里还藏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张相片，相片上就是那个叫袁小绫的戏子，穿着武生的戏服，你不知道，那可真是英俊得吓死人。要是和这个女人配成一对，倒真是金童玉女呢。
红娟在说这话时，分明带着惋惜和怜悯。善娟却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竟会爱得发疯。直到现在，她才稍稍有些明白，也许，红娟也是这么爱着一个人，才会离开上海跑到苏州去的。此刻，她倒希望红娟将要嫁的人就是茶馆里的说书先生，她甚至相信，红娟就是冲着说书人才到苏州去的，现在她要结婚了，她是跟定了他了。
一年后的一个星期天，善娟回家休假。让一家人十分惊讶的是，她身边跟着一个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男青年。这男青年个头不高，站在善娟身边也不显威武高大，但眉目倒是炯然。他微笑着站在常家客堂里，一脸谦虚和尊敬。善娟倒是没有丝毫的羞涩，她语气平淡地向爹爹姆妈介绍说：这是我的小学同学舒根富，正在参军，这个月他回来休探亲假。
善娟从未在父母面前提过有这样一位同学，但看起来，这个带着一脸谦虚笑容穿军装的小伙子已与善娟确定了某种关系。革命的运动开始之后，常明义和程美珊明显失去了刘湾镇富商人家的底气，更何况，他们面前站着一位解放军，这就更让他们敬畏起来。还未弄清来人究竟与女儿什么关系，他们便堆起了谄媚的笑说：同志请坐，快请坐，善娟，倒茶呀。
善娟到厨房去倒水，常明义在一边咳嗽了两声，程美珊便警觉地回头看了一眼丈夫，发现男人的眼色里有疑问。程美珊便理解丈夫的意思，她笑眯眯地问舒根富：根富啊，你和善娟认识有几多辰光了？
善娟刚巧端了一杯茶过来，她抢在前头回答：不是说了吗，我们是小学同学。
程美珊笑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舒根富是一个懂事的年轻人，他接着话头说：阿姨，我和善娟是小学里的同学，毕业后我就到镇上的农具厂工作了。前年，我参军去了，和善娟联系上了。这回来，是特地来见见爷叔阿姨的。
程美珊大约明白了一些，笑着招呼道：好好，参军好，参军光荣。
程美珊听出来了，善娟和舒根富在谈恋爱呢，心里便涌起了一股喜悦和酸楚交织的热潮。女儿都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自己刚嫁到刘湾镇上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她一直被人叫做“新娘子”，直到现在，还有一些老邻居这么叫她。现在，轮到她的女儿做新娘子了。
常明义也明白了，女儿带这个年轻人回家，目的十分明确，她是在向父母宣布他们未来的乘龙快婿。可是常明义却分明有些不满意，他坐在舒根富对面的椅子上，一脸严肃地问：根富啊，你是小学毕业就没再读书吗？
舒根富点点头，面有愧色：是啊，家里穷，读不起书，就到厂里去做学徒了。
程美珊在一边插嘴道：那你们家的成份是什么？
李根富回答：三代贫农。
声音并不十分响亮，却明显带着骄傲。程美珊便说：哎呀，根富的出身好啊，现在又在参军，将来肯定是有出息的。
常明义点了点头：是啊，出身是根正苗红的，不过，也不要忘记，读书还是需要的。
善娟知道爹爹是嫌弃根富只有小学毕业，便对爹爹的观念嗤之以鼻，嘴里不由地发出不屑的轻笑。程美珊也在一边打圆场：善娟啊，叫根富留在家里吃饭吧，我和你爹爹出去买点菜。
说完，程美珊拉着常明义出了门。一出家门，程美珊就说：你真是老脑筋啊，现在哪里还有讲读书重要的？人家有两张硬牌子，贫农出身，解放军，条件太好了，我们善娟是高攀了。不知道这个舒根富会不会嫌弃我们家的成份啊。
常明义叹了口气说：才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人，有多大出息？
程美珊反驳：大学毕业就有用了？没有好的出身还是不管用，这婚事我同意。
常明义发出一记更为深刻的叹息：随便你们吧，我是不想管，也管不了。
程美珊说：要你管什么？他们可不象我们当年，结个婚要用轿子吹吹打打地抬过门来的。他们是随时可以结婚的，只要领了结婚证就可以了，我们还是少管的好。
常明义点了点头，忽然又摇了摇头，似乎正在斟酌犹豫中。
常明义和程美珊拎着菜篮子回到家里，便意见一致地把舒根富当作未来的女婿看待了。可常明义心头究竟有些不甘，女儿嫁给一个穷人，还没什么文化，实在是门不当户不对。可是世道变了，现在，贫穷就是光荣，文盲就是淳朴。他还有什么资格讲门当户对？
年底，常善娟与舒根富结婚了。领结婚证书的前一晚，程美珊对女儿说：善娟，姆妈本来是给你准备了一点嫁妆的，你们姐妹几个人人都有一份，可是都给抄家的搜去了，啥都没有了，姆妈真是对不住你。
善娟摇头说：我本来就没想过要家里的东西。
程美珊又问：那根富家里给啥东西了吗？
善娟还是摇头：没有，什么也没有给。这样也好，和我们家扯平。
程美珊听说亲家也没有为儿子的婚事准备什么，心里便稍得平衡。
第二天，贫农出身的解放军战士舒根富和资本家出身的商店营业员常善娟一起去镇上的民政办公室领回了结婚证书。没有婚礼仪式，没有大办酒宴，常冀昌的大孙女，常明义的大女儿静悄悄地结婚了。
结婚后没多久，舒根富回了部队，善娟依然住集体宿舍，周日回刘湾镇上的家。家里沉闷的空气和残存着没落贵族气息的环境，让善娟总是有一种憋闷的感觉。在这个家里，没有人会大声说话，也没有人会发出朗朗的笑声，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的，连走路都不敢发出过响的脚步声。这个家，就象一个陈旧的大匣子，充满了霉变的气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