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广东归善（今惠阳县）人，生于美国旧金山华侨家庭。早在1903年，廖仲恺在日本留学时，就结识了孙中山。从此，他矢志不渝地跟随孙中山，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其后，他参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反袁护国斗争，以及两次“护法”运动。惨痛的失败，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他和孙中山等人从“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的残酷事实中认识到，要想寻求革命的出路，就必须联合真正革命的力量。
1922年8月，苏俄政府的特使越飞来华，经过李大钊、林伯渠、张继的联络介绍，1923年初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见到越飞“极为喜悦”，多次闭门会谈。“这期间，孙中山吩咐侍卫，无论何人都不予通传和不许登楼。之后，孙中山又派廖仲恺跟随越飞赴日本同越飞继续会谈，并在1923年1月发表了一个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923年1月，廖仲恺调任广东省省长，受孙中山的委托，开始致力于国民党改组和促进国共合作的伟业。他把孙中山委托鲍罗廷用英文起草的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重要文件，一一翻译成中文，送给孙中山审定。10月中旬，他和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五人奉孙中山的特令，担任筹划改组国民党事宜的改组委员。
1924年1月20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召开。这是国共合作的一次盛会，出席大会的165名代表中，有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员23名。大会在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发生了争论。会议通过由谢持、谭平山、廖仲恺、孙科、李大钊、汪精卫、戴季陶、毛泽东等19人组成的章程审查委员会，对章程草案进行了审查。28日上午的大会，广州代表方瑞麟乘孙中山未出席大会的机会，提出章程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这个意见很明显地是针对共产党员跨党而言的。李大钊立即就共产党员跨党问题作了发言，他说：“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本党既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猜疑，而再在加以防制。倘认为我们参加本党为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于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李大钊的发言感动了许多人，相继发言者绝大多数反对方瑞麟的提案。
廖仲恺发言说：“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果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此次彼等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想其意何居？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功夫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大会经过一场辩论后，会议主席同意，随即表决通过《中国国民党总章》。方瑞麟等右派分子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的企图被挫败。
在整个大会过程中，廖仲恺排除各种干扰，极力促成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贯彻。最后，大会通过了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实现广泛的民主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忠实地执行孙先生的遗嘱，坚持贯彻三大革命政策，挫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阴谋，继续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在国民党内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25年8月，正当大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国民党右派悍然下了毒手，廖仲恺惨遭杀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何香凝在《黄埔军校之创办》一文中回忆：“当时在广东或到过广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李大钊、……周恩来等，仲恺始终和他们真诚合作。”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