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涵（1885—1968），原名水浩，别名涵庐、梦弼等。安徽六安南官亭人。自幼聪颖好学，年少时即以能诗善文出名。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参加童试，一举考中生员，成为当地闻名遐迩的少年秀才。1912年，东渡日本入明治大学政法系就读。
留日期间，高一涵协助章士钊在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后又与李大钊一起组织神州学会，共同筹办《民彝》杂志。1916年5月上旬，李大钊回国参加反袁斗争，抵达上海。高一涵在处理了文事委员会的一些事务之后，也回国到达了上海。李大钊受汤化龙委托，准备去北京创办《晨钟报》。他向汤化龙着意推荐高一涵，要求与高一涵共同负起主编《晨钟报》的职责，得到汤化龙的应允。待高一涵赶到北京时，李大钊因汤化龙违背“言论绝对自由，不加干涉”的诺言，已决定辞去编辑主任之职，离开刚刚创刊半个多月的《晨钟报》。高一涵亦毫不含糊，根本未到《晨钟报》编辑部就职。之后，两人一同住在皮库胡同新租的一间屋子，与白坚武、秦立庵、田克苏等人筹办《宪法公言》，为《宪法公言》撰稿，并应当时在国务院任内务部长的孙洪伊之约，起草地方自治法规。在此期间，两人同在《新青年》的第2卷第1号上发表了文章，一篇是李大钊的《青春》，一篇是高一涵的《乐利主义与人生》。自此，李大钊和高一涵成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
1916年冬天，章士钊欲在北京恢复《甲寅》杂志，便辗转找到李大钊和高一涵，邀请他俩出任《甲寅》的编辑和主要撰述。这正合李大钊和高一涵的意愿。经几个人共同商议，决定将《甲寅》由杂志版改为报纸版，出版时效性较强的《甲寅》日刊。
1917年1月，高一涵随同李大钊搬至朝阳门内竹竿巷一个僻静的宅院，依然同租一室，专事《甲寅》日刊的撰稿、编辑等工作。李大钊文思如潮，每天写一至两篇，甚至三篇文章，放在《甲寅》日刊发表；而高一涵亦如此，每天都有新作写出。两人昼思夜想，促膝畅谈，笔耕不停，把《甲寅》日刊办得有声有色，使其在京城，乃至全国迅速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7年11月中旬，李大钊经章士钊推荐，应蔡元培之聘，出任专职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而高一涵也进入北京大学，任编译委员会编译员，主事一些外国著述的编译工作。
1918年1月，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决定将把他迁至北京有一年的《新青年》杂志变成同人刊物，邀请李大钊和高一涵，还有胡适、钱玄同等人，轮流编辑每期的《新青年》，以推动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召开会议，决定创办时效性较强的周报《每周评论》，高一涵也加入其中，被聘为撰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陈独秀出任党的总书记，李大钊也成为主要负责中共北方工作的公认的党的领袖。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际，高一涵为搜集欧洲政治思想史资料，再次去了日本。不过，到这时他的思想也明显受到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在这一年，他专门写了一篇《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同时参加了《新青年》举办的“社会主义讨论”。从日本回国之后，高一涵主要从事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有密切关系的欧洲政治思想史研究，并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兼任中国大学等学校的一些课程。1922年5月14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他随同蔡元培、李大钊和胡适等人共同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议建立一个抱有幻想色彩的“好人政府”。1923年秋天，已经和党内不少同志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李大钊，开始主要致力改造国民党组织的活动；就在这时，高一涵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批评国民党的组成人员过于复杂，组织的也不适当，应当加以改组。他的这一提议，引起了孙中山的高度注意，遂加快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特邀李大钊到上海，与廖仲恺等人商讨改组国民党事宜，促使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举行，李大钊和一些共产党人自此进入国民党的中央领导层，加速了国共合作的进程。高一涵当时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很可能是受到了李大钊思想的影响。1925年，高一涵加入国民党。
北伐战争开始后，随着南方的捷报不断传来，李大钊等留在北京的同志的斗争环境越来越艰险。1926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李大钊等同志到北伐军即将攻占的武汉工作，李大钊根据党中央的意图，抽调一批干部南下，而自己却坚守北京的险境。李大钊亲自向高语罕介绍自己的老朋友高一涵加入中国共产党，动员他去武汉找陈独秀，参加武汉的革命工作。高一涵服从李大钊的安排，离开北京大学到达武汉，担任了国民革命政府设在武昌的中山大学教授，并兼任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还出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与国共两党的20名同志被张作霖的安国军处以绞刑。国民党武汉政府为此举办了纪念活动。5月22日，中山大学为李大钊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高一涵应邀在大会上悲痛地讲述了自己的文坛好友、铁血先驱李大钊壮烈的一生，倾诉了自己对李大钊的一腔衷情。紧接着他又含泪写出《李大钊同志略传》，交给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这是党内同志为李大钊写的第一篇传略性文章，也是在国内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系统介绍李大钊“一生事迹”的文章。文章基本概括了李大钊一生非同凡响的壮烈业绩，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这篇文章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李大钊革命精神的作用。
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前夕，陈独秀被解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秘密就地隐藏起来。高一涵既失去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好友李大钊，又无法再与自己的好友陈独秀联系，便与中国共产党脱离了组织关系，由武汉到上海避居。
脱党以后，高一涵先后在上海法政大学和吴淞中国公学担任教授，并在上海出任了新建立的社会科学院院长。1943年，出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促成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为全国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