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教授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那时他才30岁，年轻气盛，很是傲慢偏激。他在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的战斗中，竟把中年人也置于打倒之列，他愤言道：“人到40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鲁迅先生曾批评过他：一般人“十分话只须说到八分，而玄向则必说到十二分。”
可是曾几何时，当新文化运动冷下来时，他却静居在书斋里享受教授学者的清福，与新文学几乎绝了缘。到了1927年9月12日，正当他40周岁时，在京的友人胡适、刘半农等人抓住他“人到40就该死”这句话，要为他在《语丝》杂志上编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并且撰写了讣告、挽联、挽诗和悼念文章。专号后来虽未编成，可胡适先生并不罢休，遂作了一首《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诗云：
“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9月12，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今年忽然来信，要作”成仁纪念，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今年9月12，到处念经拜忏，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
鲁迅先生后来在《教授杂咏》里也写道：“作法不自毙，悠然过40.”不过，玩笑归玩笑，谁都知道，钱玄同的“人到40就该死”，在当时饱含了多么深重的民族忧思和恨铁不成钢的深深绝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