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没有故居是很伤心的。故居就是老房子，就是记忆，就是温暖的童年。我家的老房子没了，小镇的老房子也没了，代之以恶俗的水泥建筑。
我们家老房子刚开始是一间半草屋，后来漏得实在没法住了，决定建新屋，而我母亲决定建成瓦房。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当时，我们家七八口人，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可我母亲是个能干人，借檩子，借砖借瓦也要建。于是两间瓦房建起来了，旁边还搭了个茅屋偏厦做厨房。墙，前后为土砖，三个山墙为单匹红砖，墙薄得风都能吹倒不说，砖还是些嫩火砖（未烧透的）、老火砖（烧老了），房子几年后墙脚就被湿气给腐蚀了，砖就成粉末了，一层层剥落。檩子因是很细的树做的、屋顶压得凹凹的，每天我躺在床上看那些细细的、颤颤的檩子，似乎都听得见它们不堪重负的喘息声。我真担心哪一天它们扛不住了，会断裂开来压死我们。
前后的土砖是我们自己制的。我们借了不远的一块水田，冬日晾干，赶牛去碾压，泼一次水碾一次，然后找了一种很像耜的农具刀来划切，用脚踩的，然后用一种大铁铲，铲出来，就成了砖。
在当时，这一半土砖一半红砖的瓦房，还算是不错的，因为镇上有一半的家庭尚是茅草房。我在一篇写父亲的小说中写到我们每晚要将油灯捻小放在堂屋的小桌子上，大门用椅子抵着，不闩（当时没有盗贼），等半夜捉龟的父亲回来，就不需要喊门了。我这么写：“父亲，还记得这个故居吧？不管夜多深，天多黑，你都会辨认得出来，是吗？有什么在你的面前引导着你向它走去，是温暖的亲情，还是咬着牙根咀嚼的岁月记忆？走啊，走，太累太累的时候，我们就要向故居走去——那是自己的家。”
家的主要功能，我以为跟狗窝、鸟巢差不多，是遮风挡雨做梦的地方，并没有多少诗意。
老房子的故事是在以后：我们下放了，父亲无法适应乡下的生活，又因为老实受人欺负，于是起了将全家迁回江西老家的心。于是写信回去，那边竟同意了。
父亲给我们描绘的江西老家是：亲戚多，冬天那儿不冷，不需穿棉袄。这一点很吸引我们。其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第一次回江西老家后，才知道那儿依然冷，亲戚倒不少，罗姓为大姓，那个在鄱阳湖边的小镇比黄金口镇大多了，老房子多多，青石板街道，古风依旧。
正在办理迁移手续时，家里就在裁缝铺门口贴了出售房子的启示。不久，有想买房子的人来看我们的房子，可能认为房子太单薄，都没有成交。而回江西的事不知哪儿卡了壳，拖了又拖，最后不了了之。
因为我们全家下放，有一段时间这房子就空着了，后来租出了一间给分配到诊所的一对大学生夫妇住。不多久我们又搬回来。但厨房因长期漏雨，墙就垮塌了，很长一段时间，父母都是在一面墙完全敞开的厨房里做饭。那时我已在县城电厂做“亦工亦农”。后筹了点钱把墙重垒起，在自己糊泥巴时，梯子又一次把未干好的墙给戳垮了，于是再砌。不过我记得那厨房的茅草盖里，一到春天就生一堆堆令人恶心的草履虫，此虫还发出一股让人作呕的气味。
房子屋场太窄，大门左右不远各一个垃圾坑，就是粪坑，终年散发一股恶臭，那两家人的老人总是将尿罐粪桶倒于坑内沤肥。夏日若乘凉，就挨着粪坑，不过闻久了，也就不知其臭了。好在厨房旁边，有我家的一个小树林，我父亲栽的楝树柳树和椿树，也有未栽自长的一根粗大的构树。夏天乘凉就在树林里，过去是杨五姐姐的篱笆。这家人十分霸道，每年新夹篱笆时，总想多占一点我们家的地，为此闹翻了。她们家仗着人多势众，硬是占去了我们不少土地。还有前面一家每年冬季起粪积肥挖粪坑时，也无形中慢慢把坑向我们屋场扩大，恨不得把我们屋场全挖成他的粪凼，也十分可恶。不过如今想来，偷偷想侵占别人的地盘的企图，均不过在一锹宽之中，争得死去活来又怎样了呢？如今，这些老房子全不在了，化为乌有，成了一片油菜地，粪坑安在？篱笆安在？人安在？想来十分好笑。
几年后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都去了县城上班，父母的缝纫社也垮了，也就搬到县城去了，老房子就得卖掉，作价五百元卖给了诊所。屋旁的树还卖了些钱，楝树打了十几把椅子，木胎深黄，没有虫眼。这些椅子至今还结结实实，甚至被我搬到了武汉。那也算是与老房子有关的一点记忆吧。
那房子不知为何拆了，连同诊所一起。2004年的春节我去了一趟小镇，我站在曾是故居的油菜地里，初春的阳光明媚异常，油菜油嫩嫩、水汪汪的，是它们，这些弱小的新生命，抹去了一个时代，抹去了至少两代人的记忆。岁月真像杀手一样冷酷无情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