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镇黄金口的脚行不少。这个湘鄂边地的水码头，曾是千帆林立，脚行应运而生。脚行就是挑脚——挑“八根系”的。有一年，这个陈大汉子所在脚行挑一溜绸布到沙市去，沿堤脚走旱路，在一个叫里甲口的地方被土匪劫了。因有绸布老板押货，那损失也就与脚行与脚工无关了。在这次被劫的行程中，我想陈大汉子肯定是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是反抗呢，还是不反抗？
陈大汉子人高马大，他是个有血性的人，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是个躲避追杀的中共地下党员。
陈大汉子，真名陈道力，荆门县团林铺人，三十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一名敢杀地主恶霸的激进分子。然而这一年地下党里出了叛徒，几乎在一个晚上地下党便差不多被一网打尽，陈大汉子捡了一条命，是有人给他报了信，便连夜逃离了荆门，一路来到黄金口这边地小镇，隐蔽了起来，仗着一身的力气挑起了“八根系”。
这陈大汉子逃离时没忘了将一个地主家的少妇叶凤兰带上。这一次行动，既是逃亡，也是私奔。那时他在叶凤兰家打长工，于是与叶家之女叶凤兰好上了。这叶凤兰有一双儿女，但为了爱，抛夫弃子，跟上了这个中共地下党员，甘愿冒着被杀头的危险。
当年的黄金口水码头，估计有许多此类躲难的人。
在黄金口住下后，这一对事实上的夫妻再没有生育。他们想抱一个小孩，来为自己养老送终。而促使他们产生这一想法的，还是叶凤兰知道老家的一双儿女都先后夭折了。这期间恰好镇上张家香铺的男女主人都死了，遗下个小女孩嗷嗷待哺。小女孩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哥哥们给人帮工了，两个姐姐也做了童养媳，独这小女孩将要饿毙，陈大汉子和叶凤兰便将她过继过来，成了陈家的女儿。
这抱养的孩子就是我的母亲。我以后姓了陈。如我真要跟母亲姓，也应姓张的。我父亲姓罗，但最后我姓了陈，我的孩子也姓了陈。但我与陈姓没任何血缘关系。
这个组建的家庭是个奇特的家庭，我的父亲来自江西余干，我的母亲是湖北江陵郝穴人，出生地在公安黄金口，而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却是说一口山里话的荆门县人。
黄金口解放时，我的外祖父陈大汉子是第一个跑老远去迎接解放军的人，其他人都不敢出这个头，怕国民党秋后来算他们的账。
陈大汉子就要公布自己的身份了，他的党胜利了，他正准备回荆门去找过去的同志，以便恢复组织关系，没想到一解放，他便因病去世了。
我的外祖母叶凤兰是一个粗通文墨的人，我从小与她同睡一床，为她焐脚，这也表明她是最喜欢我的，我小时经常尿床，可她并不打我——她从来未打过我，倒是时常把我母亲给她的钱再悄悄给我了去买糖果和菜包子吃。外祖母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因出身在地主家，小时肯定读过私塾。可外祖母在黄金口，是以一个有点巫婆味道的老太婆形象出现的。她的名声是一支毛笔催奶。
镇上和周围乡下的一些少妇生了孩子，催不出奶来，什么发奶的食品和药物都用过了，无效后便来找叶妈我外祖母，外祖母让她们坐定后，便开始磨墨，墨必须是香墨，在砚台里磨得酽酽的，拿出毛笔调好，然后让少妇捋起衣服来，便用毛笔在少妇的奶头周围写符。几下“符”就涂黑了，谁都不知道那毛笔写的什么字。反正外祖母就在少妇的两个奶头上反反复复地写画，约摸半个时辰，就算完了，等墨汁干后，让少妇放下衣服，不许将墨汁擦去，然后说，明后天就出奶。往往，少妇们便在回去后奶如泉涌，不可遏止，然后，少妇和家人就会提了鸡蛋来谢外祖母。
没有谁给外祖母钱的，外祖母从不收钱，因为她不以此为生，完全是一种热心快肠助人。
我想这种巫术看起来很神秘，其实也很容易解释，墨有它的化学性质，起到了部分作用，毛笔反复画，产生了持续的摩擦，刺激乳腺，奶水便出来了。当然，也不排除心理暗示作用，为因焦急而更不易出奶的少妇解除心理紧张，因情绪平和引起了一系列生理反应。
黄金口的巫术简直太多了，外祖母的这套伎俩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比如河边有个女人会经常死去，说是到阎王爷那边述职去了，一般是三天三夜睡着不吃不喝，之后，醒过来，便能讲她在“那边”（阴间）看到的一些事情。这就是“过阴”；有专门请筷子神、筲箕神的女人；我还看到一个女人专门用癞蛤蟆给人治病。她家里养着许多癞蛤蟆。有人来了，哪儿不舒服，便提一只癞蛤蟆剖开，连血带肚贴在那人身上，那人便好了；还有给人算命的、挑疳的、挑羊毛疔的，全是些中年或者老年妇女。她们总是神力无边。
外祖母在她的晚年赶上了一些疯狂的年月，饥饿的年月，但她的非血亲子孙待她都很好，有饭先让她吃，还没少零花钱。文革时，要破四旧，她捋下一根玉镯，那自是上好的玉镯，要从手上捋下来，可不是易事，几个人帮忙，打了肥皂，半天才从手腕里脱出来，然后交给了造反派。外祖母晚年患上了头疼病，总是夜半发着，疼得死去活来，吃过头疼粉就好了，不过好不了多大一会，又疼，又得吃药。晚年的外祖母吃含有吗啡的头疼粉上了瘾，为此，耗去了许多钱财。她另外一个毛病就是爱下巴脱臼，估计下颌骨关节已经松弛，只要打哈欠，下巴就脱了，然后就得用火钳把它夹着接上去。
后来外祖母瘫痪在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母亲细心地伺侯她，几个月之后便死去了。这样的死是十分痛苦的。死后她安葬在堤外我外祖父陈大汉子的坟旁。我和我的弟弟骑了棺——骑棺的男孩越多，越表明死者的子孙兴盛，是死者最后的荣耀。她没有取下的另一根玉镯带去了。她也便和那位荆门县来的地下党——她与之私奔的男人一起长眠在了异乡。
多年以后，当我们全家离开了因国道铺通而码头凋敝的黄金口，外祖父、母的坟都荒芜坍塌了，外祖母的坟圈进了别人的菜园，坟头长出了一棵不知名的野树，十分粗大。但是每年春节我从武汉回公安，总要到黄金口去看看，在外祖母坟头大树下，烧一堆纸，放一挂鞭的。
多年以后，我想寻寻这位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外祖父的亲人，在某报上发了一则广告，但没有消息。我既姓了陈，后代也将姓陈，我就得寻陈氏家谱，以便知道我的后代将以什么“派”传。有一次，我从挂职的神农架回来，路过当阳与荆门交界处时，送我的车被荆门的公路稽查人员拦下来了，因那车是政府某人亲戚的私车，未交养路费，就得扣下来，到很远的市区去，还得至少呆一夜。当时是寒冬，人肯定受不了，就认罚，起价便是三百元，我就给拦车人解释，说我是省里的，到神农架挂职，送我回去的，本人又有高血压，能否放行，或少罚一点。一个稽查看了我的名片，又要看我的身份证，突然喊另一个稽查道：“陈应×，这里有你一个兄弟。”另一个坐在车里的稽查就接过我的名片和身份证看了，脸上由铁面变成了绸缎面，问我道：“你上面是什么派？”我说是学字派。“学字上面呢？”我说是道字派。“那你下面就是宗（或忠）字派了。”我问他叫什么，他说叫陈应×，我说那我们还是亲戚哪，我老家就是荆门人，我祖父是荆门最早的地下党。我之所以说是祖父而不是外祖父，是按常理说的，没谁跟外祖父姓。那陈应×就把身份证给了我，手一挥，要我们走。我还想问问他一些事的，因罚款的车太多，我插不上嘴了，只好谢了他便走了。那一次，错过了我一个了解荆门陈姓的机会，如今总算知道我下一辈是宗（忠），再下一辈呢，又得去荆门再找寻一次了。
我曾在一篇《姓甚名谁》的小文中这么写过：“如今我姓陈，也不打算将自己将儿子的姓改回祖姓。这个陈姓若说与我和我后代伴随的缘份的话，它就是一种纪念了，纪念一位将我母亲养大的陈姓搬运工，一个贫苦的劳动者，一个地下党员，在那个黑暗而绝望的年代里，他用全部的仁爱，救活了一条生命；它表明陈姓的人中，有一种久远传下的善良和美德，有一种扶危济困、抚弱怜穷的天性。没有陈大汉子，就没有我的母亲，也就没有我了。如今我能写几个字，当然也就只能写那些底层人，写他们的眼神和心地，写他们沉默寡言的面孔，写他们在生存的恶劣环境中不屈不挠的壮举与义举。因为我姓陈，我对陈姓怀着深深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