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在急剧变化中的国家，用日新月异这个词来形容，是最贴切不过了。以我居住的武汉市为例，近几年就出现了亚洲最美的江滩——汉口江滩；城市上空的建筑塔吊常年保持在至少300座可能更多，也就是说，总有300幢高层建筑在施工。在武汉市的长江上，现在已有7座长江大桥。在长江上建桥就像玩儿一样，甚至大桥开工都没有什么报道，是一件非常非常平常的事。比方轻轨建设，比方过江隧道，几乎开工后市民都不知道。如果后退30年，这样的事就是一个城市的大事，甚至是国家的大事。社会的变革真是翻天覆地，30年来的进步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当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道德体系被摧毁和重建的程度，也并不比任何一次战争的惨烈低多少。
因此，在中国，作为一个作家，是十分辛苦的，不说站在时代的前面，就是跟着时代跑，你还跑得气喘嘘嘘，上气不接下气。如果你不参与整个社会的进程，不与现实同步，你几乎无法创作，因为你摸头不是脑，你会掉队，你会处于“不知有汉，莫论魏晋”的无所适从的状态，你就会被时代淘汰。仅仅凭着作家的才华，凭着童年的记忆，虽然极个别能写出好小说，但大多不会成功。也就是说，你只能在生活的外围，隔靴搔痒，你的作品无法进入到我们的社会深处，与时代形成了厚厚的隔膜。
写作在如今变得如此艰难，特别是小说家。他不像古代的诗人，只是采撷大自然，吟一吟风花雪月就可以成名。也不可能像他们，很早就能成名；或者用几句诗几十个字，就被历史送上顶锋。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就写出了千古名篇《咏鹅》：“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另一个唐代诗人白居易，相传16岁就写出了《古原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魏晋时期的曹植有一首《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七步之内，二十个字，他就可以什么都不写了，在文学史上永久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首诗当然是他的哥哥曹丕逼出来的，因为不写出就有掉脑袋的危险。但现在无论怎么逼，一个诗人仅靠一首诗进入文学史，已经是不可能了。一个作家想让自己的作品在历史中站住，他要付出比古代文人一百倍、一千倍的努力。他除了要不停地书写外，重要的是要参与整个社会的进程，在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也汲取营养，还要汲取激情、思想。
以我为例，我是写乡村生活的，这是一种内心的召唤和选择，无法改变。但是，我已在城市生活了20多年，乡村已经没有了亲戚，我的乡村生活的记忆几乎是在知青时代。凭着一些记忆，我写过一些乡村小说。但当今乡村的发展我一概不知，或者说知之甚少。听乡下亲戚断断续续说三提五统、农特两税和什么集资，使得种地不赚钱，只好到城里打工来了。乡村现在流行的名词，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更不消说农民生活的现状、乡村的政治结构、春种什么秋收什么、有哪些新的农作物品种、新的生产方式、整个农业的结构性调整、乡风民俗的变化、农民心中所想所盼，都如同在遥远的传说中。特别是在中国目前这种作家体制中，所谓专业作家，很容易脱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脱离我们的人民。文学本来应该是和人民一道来分享这个时代的痛苦和欢乐的，然而我们的作家因为衣食无忧，躲进书斋，成了完全靠想象和编造写作的一些人。
我本人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我感觉到我的作品苍白无力，江郎才尽，写出来的东西缺乏激情，没有思想。于是我想亲临现场，体验当代乡村的一切。我去了湖北省一个最偏远的林区，它叫神农架，很有名的，风景很美，传说有野人，但那是深山老林，人民相对贫穷，环境相对闭塞。我在那儿差不多呆了一年，吃住在农民家里。因为与乡村建立起了感情，建立起了一种关系，这几年常到那里，来来往往，于是我亲身经历了许多我们乡村变革的历史瞬间。比如，在世纪之交时，农民依然要交特产税，你家里种一棵桃树，一棵板栗，也要交税，养蜂自吃也要交税。这种税很低，几块钱而已，但我亲眼见过连两三块钱也交不起的农户。可是，前年，我也见过戏剧性的结束几千年农业税收取的时刻。我看到了农民们那种喜悦的表情。这是在城里看不到的，也是在城里感受不到的。前些年，我在乡村跑时，看到那些残疾人、呆傻人，基本上没人管他们，自生自灭，他们没有劳动能力，靠家人养着，有的自种自吃，艰难度日，这让我无比忧心。可是，这两年，他们不仅享受到了乡村低保，更是完全转入了城镇低保，一个月有了一百多块钱。这在山村，完全可以对付一个人的生活，而且生活得很好。
变化就是这么悄悄地来的，而且来得很突然，很神速，在各个方面，我们的社会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你不投身进去，你怎么知道？你不亲临其境，你没有感情投入，没有过关注，没有过那种揪心的忧虑和思索，你依然不能在当今找到自己的位置、你扮演的角色。就算你能通过互联网和报纸找到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比如乡村的故事，但你还是很难写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小说来。在我们的周围，确有这么一批写手，比如电影电视的写手——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脱离生活，挖空心思，胡编乱造，一切向钱看。还有一些较年轻的作家，对我们的现实和社会漠不关心，在幻想世界中消耗才华。加上商业的介入，使这些年轻人误入歧途，甚至造成了文学创作和成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的错觉。我们面临的是这样一个现实：我们一方面在充分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舒适，另一方面却又远离我们的社会，失去了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对未来的思考，以及我们所应承担的良知和责任。我们的作品自然而然就失去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缺少了鲜活的人物形象，让人思索的空间，变得轻飘，没有重量。我们的文学也就失去了读者，失去了社会的关注，被边缘化。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种轰动效应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十分悲凉的事。其实，你不关注社会，有什么资格要求社会来关注你呢？这是一种双向选择。当然，另一个让我们颇感悲哀的是：正是因为社会的进步，互联网和电子媒体的兴起，将曾独霸传媒几千年的纸版文学无情地挤到了角落，它的传统优势不再，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不会仅仅靠书籍来打发时光，来获得知识和快乐。但我要说，我们遇到的根本问题还不在这里，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作家没有与他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丧失了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写作立场。作家写什么，坚持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社会不再需要你，她的人民也不再需要你时，这个作家或者这个行当就被无情地抛弃了。
我在山区的这几年，我写的小说基本上是紧贴我们的生活的，反映了当前乡村变革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农民的负担过重，比如老年农民的赡养问题，比如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可是短短的几年，我的这些问题正在解决，或者已经完全解决了。那么我的这些小说是否就过时了，没有意义了呢？不，我认为它依然留下了我们国家乡村建设的某一阶段的足迹。而另一类作品，揭示的却是比这更隐蔽的问题。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大意是说我是一个小说预言家，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用小说预言了我们的现实：我的中篇小说《松鸦为什么鸣叫》其中写到了一个人为了一句诺言，将同伴的尸体从远方背回故乡。小说发表后，果然出现了千里背尸回乡的新闻；我的中篇小说《马嘶岭血案》写的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无法沟通，导致两个农民杀死了七个技术人员的悲剧。小说发表后不久，就出现了马加爵杀人案，这位内向的大学生因为内向与同学产生了隔膜，最后将四个同学杀死了。
我不是预言家，也不能未卜先知。可是我的写作立场和我对现实生活的敏感使我担心这个社会将会发生什么。我是根据那股我能感受到的社会生活的潜流、它的流向推断的。因为我关注它们，盯紧它们，思考它们。
社会生活的变化，不仅要占领作家们的写作空间，还在强迫更改作家的思维。作家应该携着他的作品，时刻与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每一个过程相伴，这样，他的作品才能在历史中站住。说到底，小说是现实的投影，是政治的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