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从20世纪中叶战败国地位，重建、发展和崛起成为一个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世界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联邦德国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精心选择并成功运用的结果。德国重新崛起的经验教训令人深思。
一、高超的战略艺术和外交手腕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复杂国际矛盾俾斯麦安全战略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消除欧洲列强对德意志帝国的疑惧，防止出现一个反对德国的联盟，为德国创造和平的安全环境。由于法国是任何一个反对德国的欧洲国家的天然盟友，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后所奉行的外交路线就是“联奥、拉俄和孤立法国”。依仗着俾斯麦天才的谋略手段，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现了这样的战略目标。但是，俾斯麦所奉行的安全战略却蕴含着矛盾，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保持现状与和平，而他所奉行的“现实政策”手段却埋下了不和平的种子。从国内外条件来看，俾斯麦安全战略也充满着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俾斯麦安全战略的难以为继。
俾斯麦安全战略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是不去染指巴尔干等地的是非，尽量让欧洲列强在欧洲的边缘地带争斗。然而，边缘地带的空间毕竟有限，依靠兼并、割让等手段维持均势有其局限性。更为麻烦的是，俾斯麦的两个盟国奥地利和俄国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虽说俾斯麦的初衷在于引导奥、俄两国走向节制，但俾斯麦使用的诡评外交手段，却使盟国之间的猜忌愈加严重，德国无法避免在俄奥之间进行选择，而那样一来，俾斯麦的同盟体系就丧失了其所需的弹性。
俾斯麦是当时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筹划者和实施者，是那个时代德国外交的谋划者和运作者。正如德国外交官冯·施略策尔在俾斯麦离职后所写的那样，“我们德国的外交官感到自己非常的坚强，因为我们为最有力量的人和我们的祖国服务。自他走后，事情已然不同，我们无法也不能再以一个伟人的名义说话”，然而，俾斯麦过于强势又成为德国外交的负担，因为俾斯麦不仅独自制定对外战略，而且他那环环相扣的谋略使他人难以理解和实施。俾斯麦的安全战略事实上完全依赖他个人的天才算计和威望，这就意味着在他离职之后，德国的安全战略势必要发生变化。
俾斯麦的安全战略还承受着来自国内政治的压力。虽然他一再强调德国是个“心满意足的大国”，但是在事实上，他很难满足国内经济界的欲望。自1884年以后，俾斯麦受到德国殖民主义者的强大压力，开始寻求在海外发展殖民地，从而逐渐增加了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在对俄关系上，俾斯麦为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利益，不得不提高粮食税率，从而限制了从俄国的粮食进口，引起俄国和德国之间的贸易战。这些举动都是同俾斯麦对外战略背道而驰的。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德国工人阶级日益壮大，同资产阶级一容克地主联盟发生深刻的矛盾。俾斯麦的国内政策既无法解决这些矛盾，也无法满足国内经济界向外扩张和掠夺的欲望。虽然俾斯麦安全战略为德国赢得了一定的和平环境，可是在国内矛盾不断激化的形势下，他不得不辞去帝国宰相的职务。
二、实力与战略相比后者更重要
1907年元旦，英国外交部分析专家克劳爵士在一份备忘录中曾对当时欧洲国际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当时的国际角力是一场实力和战略的斗争。在实力旗鼓相当的时候，有战略的一方将会取胜，而没有战略的一方只能被动应战。克劳深刻分析了威廉二世领导的德国在这场大棋局中所出的败招。当时，从国家实力上看，德国有足够的力量击退任何一个强敌，但却无力与所有列强为敌。德国最终走进了列强的包围圈、并造成惨痛后果的主要原因就是，德国缺乏明确的安全战略目标。威廉二世从一开始就没有确定德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环境，误以为只有增强实力和建立霸权就能实现国家安全，而不知德国实力的增长将会招致别国的制衡，一旦邻国惧怕它，就会自然形成反德同盟。
威廉二世时期的对外战略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两个基本判断：一是认为英俄之间矛盾不可调和，德国有足够的行动空间选择其中任何一方；二是认为实办可为德国赢得盟友，实力增长后就不怕英国不接近德国。从这两个判断出发，德国决策者认为，时间是属于德国的，只要德国有足够的耐心，最终可以掌控局面。事实说明，这两个判断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判断不仅使得德国错失外交上的良机，而且使德国招致更多的嫉恨。正如戈登和亚历山大指出，“如果仅仅把一切归咎于德国的愚蠢笨拙和麻木不仁，那就错了”。即使威廉二世、比洛和蒂尔皮茨是较明智的领袖，也难以相信英国对德国的疑惧会有什么不同。德国的崛起太容易使英国人相信德国将会对其霸权构成严重威胁，因而英国无论如何都会组织反德的包围圈。在这种险恶环境下，大概唯有像俾斯麦那样竭尽全力克制德国的欲望和转移他国的注意力，才是制敌防身之道。
德国缺乏明确的安全战略，不仅仅是以威廉二世为代表的德国领导人的个人原因，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德国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性。与其他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德国是个“迟到者”。它急切得到并被承认其应得的大国地位，而当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抑制其欲望时，则表现出更加不耐烦。这一点在当时的德国公众舆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作为后起国家，德国缺乏凝聚全国的统一思想观念。俾斯麦统一德国是建立在“铁与血”的实力基础之上的，这导致德国在制定对外战略时缺乏指导理论，纯粹采取权术和实力手段，最终落得伤人害己的后果。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惨败之后，德国人进行全面反思的时机仍未成熟。
三、战略选择错误难以突破“安全困境”
魏玛共和国是个悲剧，更是一种失败。它始终没能达成自己确定的安全和外交战略目标。对内，共和国无法解决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困境；对外，仍旧背着《凡尔赛条约》的重负。更糟糕的是，它的后继者完全抛弃任何理性解决安全问题的努力，采用极端疯狂的战争扩张手段来达到推翻凡尔赛体系、获取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结局是带给德国和世界毁灭性的灾难。
历史学家对此做出了种种解释，罗列出许多内部和外部原因。大致有三种意见：其一，制度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魏玛共和国政治体制存在缺陷，很难有所作为；《魏玛宪法》中的双首长制造成总统权力扩张，议会政治难以运行；比例代表制助长了小党的生存和发展，推动了纳粹党的发展与壮大；最终侵蚀了魏玛共和的基础，导致纳粹上台。其二，内部因素派。侧重分析魏玛共和国各种内部矛盾，认为各党派尖锐的斗争使共和国没有条件稳定内部，更无条件处理外部安全问题。其三，外部因素派。认为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中，靠外交手段根本无法达到废除《凡尔赛条约》的目的。总之，魏玛共和国先天不足，国内矛盾互相激荡，彼此影响，使共和国难以实现其安全战略目标。
现在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德国未能对自己的历史、现实处境和未来道路进行认真反思，没有找到一条通向和平、民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20世纪20年代，尽管魏玛共和国一些政治家提出用“欧洲超越凡尔赛条约”来取代“打倒凡尔赛条约”，用法德和解、欧洲联合来谋求时代和平，但这种声音非常弱小，难以主导局势。对大多数政治领导人和民众来说，并没有汲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教训，没有展开对自己民族发展战略的反思。依靠实力、发展实力，推翻《凡尔赛条约》，重建德国往日辉煌，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尽管稳健派以灵活的外交政策取得一些成效，但他们的安全战略目标与激进派并无区别，仍旧是实力、力量、技巧、争霸的传统现实主义手法。这种战略思维与同样信奉力量与利益的欧洲邻国相撞的结果，只能是陷入难以自拔的“安全困境”。魏玛共和国难以突破这种困境的局限，最终只能是使激愤的民众被极端的纳粹势力裹胁，走上武力扩张的“危险老路”。这是时代的局限，时代的悲剧。
四、安全目标和经济目标优先于国家统一目标，最终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和重新崛起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国家发展与强大的重要政治保障。德国重新统一的进程开始得突如其来，以至于世界上很多有经验的政治家和学者都没有预料到两个德国能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实现统一。德国实现统一，标志着德国重新崛起于世界政治舞台。德国统一是联邦德国成功实施国家大战略的必然结果。主要表现为：
第一，实行同西_方融合的政策。以阿登纳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吸取了德国两次扩张导致惨败的历史教训，并充分意识到，德国需要规定。
新的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方向，必须彻底抛弃“德意志特殊道路”皈依西方政治文明，使德国重新成为西方国家一员，才能重新获得国家主权和外交活动空间。况且，作为东西方冷战的“前线国家”，联邦德国除了与西方结联盟之外别无道路可寻，别无前途可选。
第二，确立和平的和自我约束的外交取向。1949年5月23日，以阿登纳等人为首的德国西部占领区制宪委员会制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明确规范了战后新德国的政治生活和外交原则，“决心维护本民族的和国家的统一，作为在统一的欧洲中享有平等权利的一员为世界和平服务”，“国际法的一般规则是联邦法律的组成部分并优先于各项法律”，禁止侵略战争，“凡扰乱各国人民和平的共同生活和具有此种意图的行动，特别是准备进行战争的行动，都是违反宪法的”。显然，这些条款都表明，联邦德国实行和平的和自我约束的外交政策。因此，联邦德国逐步赢得了欧洲邻国的信赖，进而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第三，实行依附战略，加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战后不久，联邦德国加入了北约军事集团。德国政治家深知，德国安全政策的实质是要实现“为了德国的安全和防范德国的安全（Sicherheit mr und vorDeutschland）”，即德国的安全必须同其他欧洲国家的安全休戚与共，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俾斯麦所言的“结盟的噩梦”出现。为了实现这一安全战略目标，联邦德国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让渡了国家的部分主权和利益。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本来受到各种制约和束缚，但由于采取依附西方大国的战略和策略，联邦德国变被动为主动，在安全政策领域将德国的安全与北约及西欧联盟的命运联系一起，不仅得到了安全保证，而且获得了对西方政策的影响力和在国际社会的平等地位。此外，德国把自己的安全置于美国等西方盟国的保护之下，能够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发展经济。
第四，安全目标和经济目标优先于国家统一目标。哈夫滕多恩在谈论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时曾经说过，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长期徘徊于安全、经济和统一这三大目标之间。阿登纳的战略实际上是将安全目标和经济福利目标优先置于国家统一目标之上。波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为缓和东西方关系和促进两个德国接近做出了很大贡献，改变了僵化的“哈尔斯坦主义”做法，以双边和多边的缓和政策来推动国家统一目标的实现。波兰特和谢尔的继任者科尔和根舍领会了该政策的重要意义，以缓和开启了德国统一的进程，并使德国重新获得完全的主权。
第五，摒弃以军事手段谋求外交利益的德意志政治传统。这固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使然。然而，联邦德国的政治家顺应国际大势，超越传统安全政治理念，使德国外交更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环境。冷战时期，西德政治家较早意识到经济为政治服务，并且将经济手段在国际政治中付诸实施，在德国一以色列关系、发展援助政策和两个德国关系等领域处处看到其经济手段的运用。而且，为了避免运用经济手段带来隐蔽的支配地位、不使德国陷入一种新的被防范境地，联邦德国在外交上有意推动各种双边和多边的伙伴关系建设，力求做到双赢和多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