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吴晓灵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又恰逢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在一片恐慌与悲观的气氛中，中国经济金融的稳定更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有人想从《资本论》中寻求答案，看看中国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讲了些什么，马克思是怎样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中国为什么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新秀。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开始，分析了商品的两重性和商品生产过程的两重性，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矛盾及其发展的规律。尽管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分析，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也仍然是处于人类社会商品生产的阶段，中国的生产力还无法达到按需分配的产品生产阶段。因而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必须遵守，否则就要受到价值规律的惩罚。新中国建立近六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每当我们尊重价值规律时经济就能平稳发展，每当我们违背价值规律时社会经济生活就会出现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问题表现为商品的奇缺，改革开放之后表现为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作为一名参与了改革开放过程的中央银行的工作人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中国金融宏观调控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货币理论。如何把货币发行控制在商品流通必要的数量之内，不要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中国金融界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讨论和研究的问题。尽管后来我们把货币的概念从现金扩大到货币供应量，并引入了中央银行制度，但这只是信用货币创造的技术问题，商品经济中货币的本质和货币流通的规律并没有改变。抛开马克思对货币本质的论述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在货币流通量的计算上马克思主义与货币主义学派是有许多共同点的。中国人民银行长期以来在考虑货币供应量时一般是用GDP增长率加计划调价幅度加2~3个百分点的不可测因素来计算的。
马克思的这个公式考虑了信用带来的对货币需求量的减少。但用这个公式时货币流通速度是难以测量的，社会信用量也是难以统计的，所以，我们只能给予2~3个百分点的不可预测量。售出商品的价格总量我们可以用不变价的国民生产总值替代。计划调价幅度其实质是可以容忍的物价上升幅度。在贵金属货币流通时，贵金属所包含的价值变动也会引起商品的价格变动，因而物价上升与通货膨胀不是同一概念。而在信用货币时代我们可以设定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不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商品价格的上升反映的必然是货币量的多发，可以理解为是通货膨胀。然而在价格体系扭曲的情况下，完全用商品比价的调整来理顺价格体系是不现实的，会激化社会矛盾，容忍一定的物价上升幅度，可以缓和价格机制改革和价格理顺过程中的矛盾。
许多人会说这不精确。是的，但诸多复杂的货币需求模型也会因经济参数的设定而出现大的误差。货币供应量仅是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最终目标要用通货膨胀率来检验。
马克思说：“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资本论》第一卷）这是信用货币得以存在的基础。但“符号”是不可以任意创造的，“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结束。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的支配。”货币创造过多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现今社会还会带来资产泡沫。
对于扩大货币供应能否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是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实践证明货币对经济的增长是中性的，短期的效应是货币幻觉。打货币幻觉与货币对通胀影响的时间差来管理经济是非常危险的。
中央银行制度是人类社会在信用货币时代的伟大创造，它的历史使命就是把信用货币的创造控制在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之内。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范围不断扩大，金融产品层出不穷，货币需求的因素发生了诸多变化，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性是不会变的。过量创造信用货币或信用中断造成货币奇缺都会使商品交易回归贵金属交易或是物物交换。对于宏观经济而言，货币的适度创造是重要的。在市场经济中货币市场利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货币的需求，比货币供应统计有更大的时效性，可以作为货币供应适度与否的指示器，但即便如此对货币供应的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欧央行货币政策实行的双支柱原则，即在控制央行融资利率的同时也参考货币供应量指标，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操作中也是双支柱原则，即在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同时参考货币市场利率，市场环境不同，操作的重点也不同。
按经济发展预测目标和物价调控目标确定货币供应预测目标是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至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是操作中的技术问题。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决定了信用货币创造过程的诸多不确定性和技术的复杂性，因而给中央银行更多的相机抉择权，增强中央银行操作的独立性有利于应对复杂多变的金融形势。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性决定了它与金融产品有本质的区别。近年来否认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论据之一是货币的概念扩大了，因而货币供应量难以统计。但现今的金融危机恰恰证明了货币与其他金融产品还是有本质的区别。信用货币的价值在其信用。在危机中能保存价值的是以国家信誉为保证的现钞，尽管它也会因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化使它对商品的购买力发生变化；银行存款在有存款保险的范围内也是可以保值的，而其他任何金融产品其价格相对于货币而言都有损失的可能，即跌破面值。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货币市场基金也跌破了面值即是明证。
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周期波动是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源，但货币的过剩、信用的滥用、监管的缺失所造成的金融危机对经济危机也起到了诱发和加深的作用，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与警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了信用制度，特别是银行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所起的作用，他写道：“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如果我们经济中的生产与消费失衡，第一部类生产与第二部类生产的比例失调，那么银行的扩张、信用的扩张也同样能起到加速矛盾激化和加深危机的作用。无论是用计划的方式管理我国的经济还是用国家调控下的市场手段管理我国的经济，处在商品生产阶段的中国，马克思所分析的规律都是成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更加关注马克思货币理论、信用理论对我们经济工作的指导作用。
